重返敦煌

3月初，敦煌依然寒气袭人，冰冻的宕泉河覆盖着白雪，旅游业复苏的迹象尚未传导到这个沙漠边缘的旅游城市。城内一家挨着一家的酒店门可罗雀，一些餐馆大门紧闭，只等旺季开张。

旺季将是另一番景象。不少出租车司机都记得，有一年国庆，在流经市区的党河边，订不到房的游人就地扎帐篷过夜。

更早以前，敦煌八成游客都是外国人，先是日本和韩国人，后来欧美游客多了很多。特意来敦煌的老外，不少都对中国文化有相当的兴趣，会些简单的中文。很多外国人只知有敦煌、不知有甘肃，敦煌的名气都来自城东南25公里的莫高窟。

如今从表面来看，敦煌的国际化仅仅体现在外国游客身上，整座城市与其他四五线城市并无差别。但在两千多年前，敦煌就已成为真正的国际化都市，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商旅在此汇集，开展国际贸易，街上行走着各种肤色的面孔。

最近三年，极少有外国游客来到敦煌。敦煌在等待着人们重返。

但对于莫高窟来说，疫情三年的旅游业萧条倒不完全是坏事。洞窟里脆弱的壁画、彩塑，难得地得到了休养。这是至少二十年来都不曾有过的机会。

忍冬纹的寓意

在两千年敦煌建城史和1600多年莫高窟历史中，可以挑出很多重要时刻，开始讲述敦煌的故事。

比如西汉早年，19岁少年将军霍去病越过祁连山击溃匈奴，将敦煌首次纳入汉朝版图的那个时刻；比如武则天登基，莫高窟最大的巨型佛像动工开凿的时刻；比如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清理洞窟偶然发现藏经洞的那个时刻；比如1907年5月某天夜里，英国人斯坦因进入藏经洞挑拣文书的时刻；比如1935年，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边见到《敦煌石窟图录》而猛受震撼的时刻，以及8年后，他第一次骑着骆驼远望九层楼而惊心动魄的时刻……

这些传奇的瞬间，串联起敦煌莫高窟不平凡的身世。如今，我们可以从另一个时刻开始进入敦煌。

那是1995年一个夏日雨后的傍晚，莫高窟前的宕泉河突然涨水，时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的樊锦诗带领警卫队战士垒沙包抗洪。她猛地抬头，突然看见三危山上空一道金光闪现，金光背面的山丘黯然变成黑色。金光消失后，湛蓝的天空中，又显现两道相交的长虹。

这个时刻给樊锦诗带来的震动，并不仅仅来自自然的奇观，而是与历史的相遇。这道金光证明，关于莫高窟的一个传说或许并非虚言。

相传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僔的和尚来到敦煌鸣沙山东麓，突然见到金光璀璨，好似有千座佛闪现。乐僔受佛光感召，停下云游脚步，在断崖上开凿了一个修行的洞窟。不久，另一位法良禅师在旁边也开凿了一个窟。

这段记载于莫高窟第332窟《李君莫高窟佛龛碑》上的故事，讲述了唐代时流传的莫高窟最早两个石窟的由来，真假已不可考，考古学者至今也没有确认它们的位置。

当时，敦煌处于十六国的前秦统治之下，这两个最早的窟仅供僧人禅修之用，既无壁画也无彩塑。等到莫高窟大规模开凿，并装饰起壁画和塑像之时，已经是几十年后的北凉。石窟的功能从禅窟，逐渐扩展到有宗族祠堂功能的家窟、纪念功业的功德窟等，规模最为宏大的石窟，基本都是由当地世家大族营造，包括中央王朝的地方官和割据政权的首领。

毗邻的第268窟、272窟和275窟，目前确认为莫高窟最早的三座石窟，很多学者认为是北凉时开凿，有“北凉三窟”之称。“北凉三窟”里，外来元素有显著的存在感。第275窟南壁上，画着一幅悉达多太子出游四门的故事，人物有明显的印度风格：上身半裸，下着长裙。但画中的城门，则完全是中国式的城阙。这说明在敦煌初期石窟中，印度等外来元素与中国元素并存。

中外元素融合的形象，在敦煌石窟有大量反映。其中袒胸露乳的裸体，正是南亚风格最明显的例证，印度高温，人们习惯裸露上身。北凉石窟的装饰图案中，还频繁出现一种忍冬纹纹样，其祖籍比印度更遥远。忍冬纹最早源于古埃及和两河流域，可能是棕榈叶的抽象化，后来传入古希腊，再经中亚随着佛教艺术传入中国。

忍冬纹就像一个信使，联系起埃及、两河、印度、希腊几大世界最主要的古代文明，一路向东，最终将中华文明也连接了起来。

从北凉经过北魏、西魏、北周几朝，敦煌外来艺术风格逐渐减弱，中原风格趋强。但如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美术史学家赵声良所说，“不同文化的发展与融合，并不是如西风压倒东风那样非此即彼，而是在长期共存的历史中，不断相互交流和吸收，从而不断地融合。”因为外来佛教文化的冲击，中华文化增加了无数新鲜元素。

莫高窟第45窟陈列着一组七身群像，其中两座菩萨像上身侧倾，站立成S形的婀娜体态，散发出松弛感。菩萨慈眉善眼，身体略丰腴，脖颈、腹部有意刻画出了赘肉。这两座面目可亲的菩萨，有敦煌最美的塑像之称。与前代相比，唐朝塑像以写实和个性化手法，将人间气息注入泥塑。隋唐时期，菩萨温婉，天王刚健，恰是彼时民间妇女、将军、士兵等人物的写照。敦煌艺术完成了中国化、人间化的嬗变，“不论佛、弟子还是菩萨、天王，都显得真实可感，他们不再是远离人世的神。”赵声良说。

敦煌登峰造极的壁画，则以第220窟《无量寿经变》为代表。1943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进入这个洞窟时，满眼是宋代或西夏的满壁千佛像，但唐代的画风却在千佛下层透露出来。研究人员小心翼翼剥去上层壁画，初唐杰作赫然重晖。

此窟壁画每幅都是上乘之作，尤其是南壁《无量寿经变》，气势恢宏，占据整面墙。佛教经变画，本意是由佛经变成的画作，以便不识字的百姓读解。画中，无量寿佛和三十多位菩萨置身七宝池中，金沙铺地，碧波荡漾，乐工奏乐，歌伎起舞。蓝天中楼阁耸峙，天乐不鼓自鸣，天女虚空散花，整个画面形成海阔天空、幽深高远的境界，描绘出幻想中的神灵居住的极乐世界。

在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的办公楼里，第220窟《无量寿经变》和《药师经变》数字化高保真复制壁画陈列在大厅两侧。通过数字化采集、加工和复原，敦煌的壁画、彩塑乃至整座洞窟被复制，各地民众得以一睹真容。敦煌研究院数字化所副研究馆员余生吉说，敦煌研究院已经完成近289个洞窟的数字化摄影采集，超过莫高窟一半有壁画和彩塑的洞窟。这已经花去了30多年时间。

大卫雕塑与敦煌佛像

同在甘肃省，从省会兰州抵达敦煌，如今最便捷的交通方式是坐飞机。狭长的甘肃地图上，敦煌在最西端，这里也是河西走廊的尽头，古代从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

1942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首任所长常书鸿从重庆出发，飞往兰州机场。当年年底，在兰州召开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会议上，有人提议将研究所设在兰州，常书鸿反对：“兰州距敦煌1200公里，这么远怎么搞保护，怎么搞研究呢？”

提起塞外戈壁滩，很多人谈虎色变，常书鸿好不容易才召集起一支6人的队伍。1943年2月20日出发，他们坐汽车走了一个月，才经过河西走廊到达安西，接着雇了10头骆驼，走完最后120公里。20年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学生樊锦诗到敦煌实习，甘肃已通火车，她也坐了三天三夜，最后换成拉煤的卡车才抵达。

这个交通不便的沙漠之城，古代却是交通要道。自从张骞打通丝绸之路后，敦煌一直位于丝路必经之路上。从长安或洛阳经河西走廊，过敦煌，经楼兰，穿西域，最终通向今天的阿富汗、伊朗、埃及和波斯湾。自西汉至明朝一千五六百年里，敦煌扼守着中西交通的咽喉，异常繁华，史称“华戎所交，一都会也”。

敦煌由此成为东西方贸易中心和商品中转站，而敦煌文化也由此兴起。尤其是魏晋南北朝天下大乱，不少大族和士人迁居河西避难，提升了敦煌的文化水平，佛教开始广为流传。

在政治、经济、宗教、风俗等方面，敦煌都在东西交融中形成了独特风格。而千年过后，拂去尘埃，唯有石窟所凝固的艺术，鲜活地幸存了下来。

石窟这种建筑形式由印度首创，在公元2世纪至1世纪，印度就出现了贡塔帕里、巴雅、纳西克等佛教石窟。石窟传入中国的第一站是新疆，西域龟兹古国佛教兴盛，开凿了如今中国境内最早的佛窟。今天新疆拜城县的克孜尔石窟里，壁画中的人物有欧洲人般雄伟健壮的体格，面部额头广阔， 鼻梁高耸， 大眼薄唇，可见希腊神采。

佛像的起源正与希腊有关。佛教在印度诞生之初，并没有建造佛像的传统。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将领土扩展到南亚和中亚，也将地中海的希腊文化播撒到亚欧大陆腹地。希腊文化中最耀眼的创造之一——人像雕塑——与佛教结合，诞生了具象的佛像。最具代表性的中亚犍陀罗佛像，有着欧洲发式、希腊鼻子、波斯胡髭、罗马长袍、印度薄衣。

佛教东传后，在中国的石窟中，不仅能见到希腊艺术风格的渗透，还直接引入了一些希腊形象。例如希腊神话中背负天球的泰坦神阿特拉斯，在云冈和敦煌的石窟里，化身大力的佛教徒形象，背负着沉重的中国佛塔；云冈和敦煌的建筑塑像中，也能见到古希腊爱奥尼克式柱头……由此视角来看，大卫雕塑与敦煌佛像，有着血缘上的联系。

敦煌石窟的塑像和壁画，在一千多年中显现出一条中外文化融合演变的脉络。

及至唐朝，中原画风强烈影响到敦煌艺术。传世绘画中，唐代及以前留存下来的屈指可数，如唐代“画圣”吴道子，没有一件得到普遍认同的真迹流传。幸运的是，敦煌壁画却凝固下了他的画风，大量衣袂飘举、笔法恣意的人物画，被认为继承了“吴带当风”的风格。第103窟的一幅著名维摩诘像，主体部分只用线条勾勒，极少着色，以极为自信的线描笔法展现出维摩诘外放的精神状态。

赵声良解释说，吴道子的典型风格，是以线描造型在画面中造成气势和感染力。莫高窟可以见到不少线描艺术的成功之作，说明相当一批洞窟是由当时的高手完成的，虽然没有留下名字。

敦煌壁画也保留了阎立本、周昉、张萱等唐代画家的画风。两晋隋唐佛教盛行，名画家在长安、洛阳寺院中作壁画，蔚为一时潮流，可惜，都城的寺院早已化为烟尘，而西北边疆的坚固洞窟里，却幸运地留下了他们的笔墨基因。这是中国美术史一份绝无仅有的档案。

以乐僔和尚开窟为起点，一千多年中，莫高窟历代都有开凿。至今，莫高窟保存着735个洞窟，其中492个洞窟中有2000多身彩塑、45000多平方米壁画，相当于近1.5万幅《清明上河图》的面积。这些艺术品，记录了超过一千年的美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