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节23年：滚石不长青苔

2023年4 月 29 日一早，空旷的烟台郁金香广场，张帆在调音台前双手合十，祈求上天保佑。他被细雨打湿的长发在冷风中飞舞，透明的雨衣鼓胀得像个气球。

还有半天时间，观众就要入场了，下午1点半，烟台黄渤海迷笛音乐节将正式开始。张帆在手机里好几个天气app间不停切换，以便得到最准确的天气信息。实时风力接近8级，舞台硕大的顶棚哗啦啦鼓动，他嘱咐施工人员降下来，从10米降到2.5米，远看几乎贴在乐手头顶上。施工人员把刀片粘在竿子顶部，他们时刻准备，如果风再大一些，就立刻将顶棚切开口子，避免被整个掀翻。

这是迷笛音乐学校建校 30 周年的一场标志性演出。这一天，3万多人将涌入现场，参加这场盛大派对。3天总人次将超过10万，创造迷笛音乐节观众流量纪录。

“只要不刮风下雨，就算成功了。”作为迷笛音乐学校校长、迷笛音乐节创始人，性格温和平静的张帆很少这么忐忑。

上午 10 点过后，风力突然减弱，雨也停了，风力值在天气app上划出一条神奇的直线下降曲线。下午3点半，音乐节开场已经有段时间，张帆在对讲机里通知施工人员将顶棚升起来。摇滚乐的声浪中，3万观众目睹舞台顶棚冉冉升起。

在张帆眼中，这是个充满意味的时刻，顶棚升起，就像一面理想的风帆。张帆不仅是迷笛音乐节创始人，也是第一个在中国举办音乐节的人。回望中国音乐节诞生23年来，理想始终丰满，但并非总能爬上桅杆。

“前已无通路，后不见归途”

从崔健横空出世的1986年到2000年，短短十几年中，中国摇滚乐迅速地更迭了三代，崔健是第一代，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的唐朝、黑豹和“魔岩三杰”是第二代，90年代后新生的一代摇滚人为第三代。但本应与摇滚乐相伴而生的音乐节却迟迟没有诞生。

1991年，苏北青年高虎进了淮安的一家工厂，一个月工资不到一百，一个工友说，他邻居去了深圳，随便找个工作就能赚两三千。高虎听了他的话，找人开了张进特区的证明就南下了。

在深圳，他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在一个厂里用冲床做模具，后来又去了另一个厂给手提袋打眼儿，没赚到多少，买打口带还花了不少。

那是1993年的事。中国正在用力拥抱市场，19岁的高虎离家出走、南下淘金，一年后失败而归。回老家后，他不再上班了，开始学吉他，“家人知道我就干这个了，管不住了。”高虎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就在高虎南下那年的夏末，北京北三环双榆树的双安商场二楼，作为迷笛演艺器材高技术中心的一项衍生产业，“迷笛音乐学校”成立了。那其实就是个三个月的短期培训班，为了给购买音乐器材的客户做培训，但很快就聚拢来一批北京乐队的知名乐手，一边在这排练，一边给学员上课。

一个来自山东的电工常常出没在班里，他付不起几百块的学费，只能蹭课。几年后，这个名叫谢天笑的电工组建了“冷血动物”乐队，成为中国摇滚新一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迷笛音乐学校成立的那年年底，25岁的大学毕业生、爵士乐爱好者张帆接过校长的位子。到了1997年，他将短训班改制成两年制住宿学校。学校从双榆树搬到了五环外上地小学的三层楼房里。为了招来足够的学生，张帆斥资在报纸上发了个通栏广告。

在淮安练了几年琴的高虎看到迷笛招生的消息，立刻打进电话报名，后来听说那是全国第一个报名电话。为了 7800 元学费，他给家人做了一个星期的思想工作，妈妈最后掏了钱，因为他说了一句：毕业是给文凭的。

高虎至今感激父母，“看到儿子认真练琴，他们虽然不懂，感觉可能也不是坏事。”但临走前，妈妈还是嘱咐了他一句：不要犯法。

比高虎早两年，湖南株洲的铁路子弟谢强坐火车到了北京，在迷笛的短训班里待了两个月。为了攒够路费，他在火车站当了三个月临时工。在迷笛学校，他跟另外两名学员吴维和曹操组了个乐队玩，后来他们分别成了生命之饼和木马乐队的成员。

谢强在1998年组建了木马乐队，自己担任主唱。说起迷笛生涯，他觉得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让他离开了家乡，来到北京。“只要迈出这一步，以后就会不断迈出新的一步，”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现在聊这个事情好像没什么，但在当时社会环境里，就相当刺激了。”

对于这些不愿按部就班过日子，对未来又怀着一腔莫名躁动的年轻人，青春的处境大抵如万能青年旅店所唱：“前已无通路，后不见归途。”

布衣乐队主唱吴宁越曾调侃说，90年代到2000年这段时间，摇滚乐拯救了一批“盲流”。“都是些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年轻人，”张帆说，“唯一的共同点，是有独立的精神。”

1997年3月8日，高虎到了北京，领到了 007 号学生证。一辆黄色面的载着长发青年们到了上地，高虎报了吉他班。迷笛学校分吉他、贝斯、鼓、键盘、声乐等几个班，他记得那一届200 来个学生，可能有80多个都在学吉他。

这些年轻人都是奔着搞摇滚来的。但令他们迷惑的是，迷笛却不怎么教摇滚，教的是布鲁斯、爵士、放克……“其实摇滚的根子都是这些，没有打好基础，以后只能一味模仿，没法真正创作。但我们都想抄近道，一上来就想弄这个——”高虎把双手比在胸前，对着一把虚空的吉他猛扫了几下。

入学第一天，张帆给学生们讲话，其中一句让高虎记到今天：学音乐，先学会做人。在高虎眼里，张帆是一个 “rock（摇滚） 的绅士”，当他在校园演出中一上台就踹翻了一个话筒架时，穿着西装的张帆一声不吭，默默地把话筒架扶起来，拎到一边。张帆收藏了很多外国电影和音乐录像带，到了周末，常常放给学生们看。

就在迷笛两年制学校开班那年，一边做印刷生意一边玩乐队的沈黎晖，在北京西三环的一间地下室里成立了一家唱片公司，取名摩登天空。除了给自己当主唱的清醒乐队出唱片，他还把新裤子和超级市场两支刚成立的新乐队签了下来。当时还没什么人注意到他们。

1999年，第一批迷笛两年制学员毕业了，许多未来的摇滚乐手都搬进了学校附近的村子里。那个地方叫树村，确实是个农村，但在世纪之交那几年，却是中国摇滚热力值最高的区域。高虎、李豫川、张静、迟功伟几个迷笛毕业生，在出租房里成立了自己的乐队，起了个苦大仇深的名字——痛苦的信仰，简称痛仰。

同时租住在树村的，还有夜叉、舌头、声音碎片、诱导社等近20支乐队。他们正处在渴求知识的年纪，树村的摇滚乐手们从各种渠道接收国际文化。艾伦·金斯堡的诗集、杰克·凯鲁亚克的小说在“滚青”中手手相传。

精神生活是快乐的，问题是缺钱。迷笛发的文凭没给他们带来什么。“痛苦的信仰”去河北徐水和秦皇岛接过活儿，在歌厅表演，一次只给了一半的钱，一次完全没给钱。高虎去地下通道卖唱，唱了两个小时，赚了四块二。他们放弃了搞钱，专心写歌练歌，在七八平方米的出租房里，把棉被挂在墙壁上，既隔音不扰民，也为了吸音，否则耳膜受不了在小屋子里横冲直撞的音波。

当大街小巷都在传唱着《相约一九九八》《常回家看看》《想你的365天》时，这些出道前夕的摇滚乐队，正在树村抱着失真的吉他抒发着愤怒和渴望。而千禧年就要来了，周杰伦、孙燕姿、蔡依林、SHE等年轻一代歌手即将横空出世，从大学生到小学生都会听他们哼唱爱情和青春烦恼，一场将持续十余年的青春流行风暴开始席卷歌坛。

但摇滚乐队从来不属于那一方造星的神坛。他们是主流之外的一股暗流，在平行的地表之下涌动。

崔健曾憧憬过，希望有一天中国能办一个音乐节，有上百万人参加。他参照的是1969年有50万人参加的美国伍德斯托克音乐节。音乐节才是属于摇滚乐队的舞台。中国“滚青”大多滞后地经受过伍德斯托克录像带里的精神洗礼，他们向往着那样象征爱与自由的乌托邦，但不敢相信那一切真的会出现。

蛰伏树村的日子里，“痛苦的信仰”写出了第一张专辑《这是个问题》，一个月排练出了7首歌。他们要去参加中国的“伍德斯托克”了。

“为什么迷笛像个party？”

2000年4月30日下午，在迷笛音乐学校的礼堂里，24台音箱组成巨大的音墙。染着一头黄发的谢强穿着白色T恤走上舞台，木马乐队奏响了专辑《木马》中的曲子，这张专辑半年前刚刚发行。

音乐节的舞台让谢强感到刺激，有一种要“灭同行”的兴奋。“我一上台，动静就比你牛，比你更带劲儿，这口气儿比你更顶。”他回忆道，没有这种心态，上不了舞台，“音乐不是比赛，但人得有比赛的劲儿。”

4月30日和5月1日两天，33支迷笛学校出身的新老乐队登上了礼堂狭小的舞台。虽然简陋无比，但那是“音乐节”第一次在中国发声。

大概两千人次参加了这个室内的音乐节。他们端着纸杯去琴房接无限量供应的免费啤酒，在院子里喝酒、跳舞、晒太阳，喝光了40桶鲜啤。给人群降温的水龙四处喷射，滑板少年在人堆里穿梭。

旁边工地的民工爬上校园的红砖墙头，张望里面这些人在干什么。张帆和乐迷冲他们喊：“哥们儿，进来看！”20多年后，当张帆呼吁音乐节降低票价，让工人、农民、打工者都能看得起，有人却嘲讽说，这些人不是音乐节的受众。

这场粗粝、新鲜而血脉贲张的音乐节，不仅奠定了中国音乐节的基本式样，而且从精神内核来看，年轻人以欢聚、放松、狂欢和宣泄的姿态，让它一出生就是名副其实的“节日”。登上舞台的木马、痛苦的信仰、冷血动物、舌头、夜叉、废墟、杭天与乐队、战斧等乐队，在之后很多年里都是中国摇滚的中坚力量，直到今天。

第二年的五一，第二届迷笛音乐节如约而至，演出乐队增加到40支。第一天的开场乐队是“美好药店”，4个乐手从头到脚涂满黑白油彩。第二天的狂欢一直延续到午夜零点后，压轴的舌头乐队在结束演出时，面对体力透支的摇滚青年们，说出了那句将广为流传的名言：“摇滚乐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后来，高虎在舞台上说过另一句话：“我们不牛逼，你们牛逼！”

他们表达的是一种共同的感受：音乐节真正的主角，不是偶像，不是乐队，甚至不是音乐，而是每个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