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节23年:滚石不长青苔
作者: 倪伟2023年4 月 29 日一早,空旷的烟台郁金香广场,张帆在调音台前双手合十,祈求上天保佑。他被细雨打湿的长发在冷风中飞舞,透明的雨衣鼓胀得像个气球。
还有半天时间,观众就要入场了,下午1点半,烟台黄渤海迷笛音乐节将正式开始。张帆在手机里好几个天气app间不停切换,以便得到最准确的天气信息。实时风力接近8级,舞台硕大的顶棚哗啦啦鼓动,他嘱咐施工人员降下来,从10米降到2.5米,远看几乎贴在乐手头顶上。施工人员把刀片粘在竿子顶部,他们时刻准备,如果风再大一些,就立刻将顶棚切开口子,避免被整个掀翻。
这是迷笛音乐学校建校 30 周年的一场标志性演出。这一天,3万多人将涌入现场,参加这场盛大派对。3天总人次将超过10万,创造迷笛音乐节观众流量纪录。
“只要不刮风下雨,就算成功了。”作为迷笛音乐学校校长、迷笛音乐节创始人,性格温和平静的张帆很少这么忐忑。
上午 10 点过后,风力突然减弱,雨也停了,风力值在天气app上划出一条神奇的直线下降曲线。下午3点半,音乐节开场已经有段时间,张帆在对讲机里通知施工人员将顶棚升起来。摇滚乐的声浪中,3万观众目睹舞台顶棚冉冉升起。
在张帆眼中,这是个充满意味的时刻,顶棚升起,就像一面理想的风帆。张帆不仅是迷笛音乐节创始人,也是第一个在中国举办音乐节的人。回望中国音乐节诞生23年来,理想始终丰满,但并非总能爬上桅杆。
“前已无通路,后不见归途”
从崔健横空出世的1986年到2000年,短短十几年中,中国摇滚乐迅速地更迭了三代,崔健是第一代,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的唐朝、黑豹和“魔岩三杰”是第二代,90年代后新生的一代摇滚人为第三代。但本应与摇滚乐相伴而生的音乐节却迟迟没有诞生。
1991年,苏北青年高虎进了淮安的一家工厂,一个月工资不到一百,一个工友说,他邻居去了深圳,随便找个工作就能赚两三千。高虎听了他的话,找人开了张进特区的证明就南下了。
在深圳,他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在一个厂里用冲床做模具,后来又去了另一个厂给手提袋打眼儿,没赚到多少,买打口带还花了不少。
那是1993年的事。中国正在用力拥抱市场,19岁的高虎离家出走、南下淘金,一年后失败而归。回老家后,他不再上班了,开始学吉他,“家人知道我就干这个了,管不住了。”高虎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就在高虎南下那年的夏末,北京北三环双榆树的双安商场二楼,作为迷笛演艺器材高技术中心的一项衍生产业,“迷笛音乐学校”成立了。那其实就是个三个月的短期培训班,为了给购买音乐器材的客户做培训,但很快就聚拢来一批北京乐队的知名乐手,一边在这排练,一边给学员上课。
一个来自山东的电工常常出没在班里,他付不起几百块的学费,只能蹭课。几年后,这个名叫谢天笑的电工组建了“冷血动物”乐队,成为中国摇滚新一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迷笛音乐学校成立的那年年底,25岁的大学毕业生、爵士乐爱好者张帆接过校长的位子。到了1997年,他将短训班改制成两年制住宿学校。学校从双榆树搬到了五环外上地小学的三层楼房里。为了招来足够的学生,张帆斥资在报纸上发了个通栏广告。
在淮安练了几年琴的高虎看到迷笛招生的消息,立刻打进电话报名,后来听说那是全国第一个报名电话。为了 7800 元学费,他给家人做了一个星期的思想工作,妈妈最后掏了钱,因为他说了一句:毕业是给文凭的。
高虎至今感激父母,“看到儿子认真练琴,他们虽然不懂,感觉可能也不是坏事。”但临走前,妈妈还是嘱咐了他一句:不要犯法。
比高虎早两年,湖南株洲的铁路子弟谢强坐火车到了北京,在迷笛的短训班里待了两个月。为了攒够路费,他在火车站当了三个月临时工。在迷笛学校,他跟另外两名学员吴维和曹操组了个乐队玩,后来他们分别成了生命之饼和木马乐队的成员。
谢强在1998年组建了木马乐队,自己担任主唱。说起迷笛生涯,他觉得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让他离开了家乡,来到北京。“只要迈出这一步,以后就会不断迈出新的一步,”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现在聊这个事情好像没什么,但在当时社会环境里,就相当刺激了。”
对于这些不愿按部就班过日子,对未来又怀着一腔莫名躁动的年轻人,青春的处境大抵如万能青年旅店所唱:“前已无通路,后不见归途。”
布衣乐队主唱吴宁越曾调侃说,90年代到2000年这段时间,摇滚乐拯救了一批“盲流”。“都是些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年轻人,”张帆说,“唯一的共同点,是有独立的精神。”
1997年3月8日,高虎到了北京,领到了 007 号学生证。一辆黄色面的载着长发青年们到了上地,高虎报了吉他班。迷笛学校分吉他、贝斯、鼓、键盘、声乐等几个班,他记得那一届200 来个学生,可能有80多个都在学吉他。
这些年轻人都是奔着搞摇滚来的。但令他们迷惑的是,迷笛却不怎么教摇滚,教的是布鲁斯、爵士、放克……“其实摇滚的根子都是这些,没有打好基础,以后只能一味模仿,没法真正创作。但我们都想抄近道,一上来就想弄这个——”高虎把双手比在胸前,对着一把虚空的吉他猛扫了几下。
入学第一天,张帆给学生们讲话,其中一句让高虎记到今天:学音乐,先学会做人。在高虎眼里,张帆是一个 “rock(摇滚) 的绅士”,当他在校园演出中一上台就踹翻了一个话筒架时,穿着西装的张帆一声不吭,默默地把话筒架扶起来,拎到一边。张帆收藏了很多外国电影和音乐录像带,到了周末,常常放给学生们看。
就在迷笛两年制学校开班那年,一边做印刷生意一边玩乐队的沈黎晖,在北京西三环的一间地下室里成立了一家唱片公司,取名摩登天空。除了给自己当主唱的清醒乐队出唱片,他还把新裤子和超级市场两支刚成立的新乐队签了下来。当时还没什么人注意到他们。
1999年,第一批迷笛两年制学员毕业了,许多未来的摇滚乐手都搬进了学校附近的村子里。那个地方叫树村,确实是个农村,但在世纪之交那几年,却是中国摇滚热力值最高的区域。高虎、李豫川、张静、迟功伟几个迷笛毕业生,在出租房里成立了自己的乐队,起了个苦大仇深的名字——痛苦的信仰,简称痛仰。
同时租住在树村的,还有夜叉、舌头、声音碎片、诱导社等近20支乐队。他们正处在渴求知识的年纪,树村的摇滚乐手们从各种渠道接收国际文化。艾伦·金斯堡的诗集、杰克·凯鲁亚克的小说在“滚青”中手手相传。
精神生活是快乐的,问题是缺钱。迷笛发的文凭没给他们带来什么。“痛苦的信仰”去河北徐水和秦皇岛接过活儿,在歌厅表演,一次只给了一半的钱,一次完全没给钱。高虎去地下通道卖唱,唱了两个小时,赚了四块二。他们放弃了搞钱,专心写歌练歌,在七八平方米的出租房里,把棉被挂在墙壁上,既隔音不扰民,也为了吸音,否则耳膜受不了在小屋子里横冲直撞的音波。
当大街小巷都在传唱着《相约一九九八》《常回家看看》《想你的365天》时,这些出道前夕的摇滚乐队,正在树村抱着失真的吉他抒发着愤怒和渴望。而千禧年就要来了,周杰伦、孙燕姿、蔡依林、SHE等年轻一代歌手即将横空出世,从大学生到小学生都会听他们哼唱爱情和青春烦恼,一场将持续十余年的青春流行风暴开始席卷歌坛。
但摇滚乐队从来不属于那一方造星的神坛。他们是主流之外的一股暗流,在平行的地表之下涌动。
崔健曾憧憬过,希望有一天中国能办一个音乐节,有上百万人参加。他参照的是1969年有50万人参加的美国伍德斯托克音乐节。音乐节才是属于摇滚乐队的舞台。中国“滚青”大多滞后地经受过伍德斯托克录像带里的精神洗礼,他们向往着那样象征爱与自由的乌托邦,但不敢相信那一切真的会出现。
蛰伏树村的日子里,“痛苦的信仰”写出了第一张专辑《这是个问题》,一个月排练出了7首歌。他们要去参加中国的“伍德斯托克”了。
“为什么迷笛像个party?”
2000年4月30日下午,在迷笛音乐学校的礼堂里,24台音箱组成巨大的音墙。染着一头黄发的谢强穿着白色T恤走上舞台,木马乐队奏响了专辑《木马》中的曲子,这张专辑半年前刚刚发行。
音乐节的舞台让谢强感到刺激,有一种要“灭同行”的兴奋。“我一上台,动静就比你牛,比你更带劲儿,这口气儿比你更顶。”他回忆道,没有这种心态,上不了舞台,“音乐不是比赛,但人得有比赛的劲儿。”
4月30日和5月1日两天,33支迷笛学校出身的新老乐队登上了礼堂狭小的舞台。虽然简陋无比,但那是“音乐节”第一次在中国发声。
大概两千人次参加了这个室内的音乐节。他们端着纸杯去琴房接无限量供应的免费啤酒,在院子里喝酒、跳舞、晒太阳,喝光了40桶鲜啤。给人群降温的水龙四处喷射,滑板少年在人堆里穿梭。




旁边工地的民工爬上校园的红砖墙头,张望里面这些人在干什么。张帆和乐迷冲他们喊:“哥们儿,进来看!”20多年后,当张帆呼吁音乐节降低票价,让工人、农民、打工者都能看得起,有人却嘲讽说,这些人不是音乐节的受众。
这场粗粝、新鲜而血脉贲张的音乐节,不仅奠定了中国音乐节的基本式样,而且从精神内核来看,年轻人以欢聚、放松、狂欢和宣泄的姿态,让它一出生就是名副其实的“节日”。登上舞台的木马、痛苦的信仰、冷血动物、舌头、夜叉、废墟、杭天与乐队、战斧等乐队,在之后很多年里都是中国摇滚的中坚力量,直到今天。
第二年的五一,第二届迷笛音乐节如约而至,演出乐队增加到40支。第一天的开场乐队是“美好药店”,4个乐手从头到脚涂满黑白油彩。第二天的狂欢一直延续到午夜零点后,压轴的舌头乐队在结束演出时,面对体力透支的摇滚青年们,说出了那句将广为流传的名言:“摇滚乐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后来,高虎在舞台上说过另一句话:“我们不牛逼,你们牛逼!”
他们表达的是一种共同的感受:音乐节真正的主角,不是偶像,不是乐队,甚至不是音乐,而是每个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