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泥土里寻找夏朝

早上7点半，村里的女人们走进院子，在阳光尚未照射到的角落里，坐在小板凳上，清洗着浸在水桶里的陶片，用刷子拂去表面板结的泥土。院子另一头的槐树下，开凿了一个一米多深的水坑，几个女人坐在坑边，搓洗着泥土，炭化的谷粒逐渐浮出水面。

这是一种高校考古专业学生需要专门学习的考古技能，用来收集肉眼已不可辨的远古植物残留，名叫“浮选”。

在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村，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拥有一个独立的院子，前院是整理、分类出土物的地方，堆满蓝色货箱，装着一箱箱陶片、兽骨和贝壳。后院种着一片竹林和西红柿，办公室、实验室、宿舍、食堂等都在两层小楼里。院子已经用了30多年，树木参天。

这时，另一些女人也上工了。在不远处的田野里，她们戴着草帽，蹲在一人多深的土坑底部，用手铲在土里挖掘。考古是这些农村妇女的看家本领。一些经验丰富的村民，练出了敏锐的眼光，能看出土壤中不甚明显的颜色差别，分辨不同时代的地层。考古队收入不高，村里男人很少干，一线发掘人员九成都是女工。人们熟知的考古学家、考古领队，并非总是拿着手铲在坑里挖土，日常发掘基本依靠村民。

与一些设施豪华的考古队相比，二里头考古队条件十分简陋，食堂雇了两个村民做饭，吃的是馒头、玉米和小米粥，菜则有什么吃什么。曾经有文物系统领导说，二里头考古队的条件，在全国也就属于中等偏下水平。

这与二里头遗址在考古界的地位完全不相称，对比其在整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更是低调得过分。

二里头遗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的都城。村民们淘洗的陶片，曾握在3000多年前的先民手中，那些陶制成的容器被用来煮饭和饮酒。一种被广为接受的观点认为，二里头归属的国家是夏朝。

然而夏朝——这个文献所记载的中国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始终是一个未解之谜。谜底，或许就在这片田野之下，就在村民手中。

在“夏都”的地底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开着越野车在二里头遗址公园转了一圈。缓慢行进中，他指向右边一棵树，中国迄今最早的青铜爵就在那发现的，那是赵芝荃当考古队长时代的事；他指向左侧车窗外的两棵杨树，中国最早的青铜鼎就在那里发现的，那是郑光队长时代的事；车经过一处十字路口，有“中国最早的十字路口”之称，那是许宏队长时代的发现；他又指向左侧的远处，一片小土坡下，发现了一条古代道路，为揭开多网格式城市布局提供了新证据，这是赵海涛当队长这几年的新发现。最后，他在2号宫殿原址复原处停下了车。

傍晚的光线变得柔和，出现在晚霞中的是一片半人高的残垣断壁。围墙嵌套着房基，一圈栈道环绕四周，偶尔有饭后散步的村民上去走几圈。

这里是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的宫殿基址，地位堪比明清紫禁城里的殿宇。通过立在现场的说明牌，很容易获得这些基本信息，但要真正感受它的往昔，你需要一种参观此类上古遗址的必备能力：想象力。

现在，请发挥想象吧：

这间宫殿一侧回廊就有17根木柱，总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顶着茅草铺盖的大屋顶，有一种朴实无华的恢弘。地面上安装了陶质的排水管道和石板砌成的排水沟，保证排水通畅。贵族们进进出出，穿得与众不同的那位是祭司，腰腹上系着绿光盈盈的铜牌饰，举着大玉片，有一臂之长。祭祀是这里最重要的仪式，甚至很多日常政务的进行，也都伴随着祭祀活动。他们在宫殿周边挖出了一个个坑，埋进猪、狗，以及被砍去手足的人牲。

2号宫殿的旁边，还有座面积更大的1号宫殿，以及其他附属建筑。宫城向外，北面几百米有专门的祭祀区，南边是忙忙碌碌的铜器、绿松石器等器物加工作坊。这些为王国服务的部门，都整齐地安排在九宫格的“格子”里。格子的分界线是纵横交错的道路，最宽处有近20米，超过今天的双向四车道宽度。

今天的人们暂且称宫城里的建筑为宫殿，但还不确切它们的真实功能，或许是朝堂、殿宇，或许是宗庙。总之，在当时二里头人的心里，这里就是“天下之中”。

这一天，遗址公园里的两个考古工地正在发掘中，村民和考古专业实习生正在工地上挖土。穿过挂着“考古重地、闲人免进”警示牌的铁门，赵海涛走进一片制骨作坊的遗址。

他穿着宽大的运动裤和polo衫，站在探方上面，手指着地面熟练地指点，对考古系的实习生说：这里是一段道路，紧贴着的是墙垣，顺着墙垣里侧埋了一座小墓，墙垣延伸至远处的栈道……而他手指的所有位置，都是黄土，未经训练的眼睛看上去几无差别。此时的考古队长，显露出一种通灵般的神采。赵海涛蹲下身子，用手指拂拭一块嵌在土里的陶器残片，陶片逐渐露出粗糙的刮抹纹表面。“这不是二里头文化的，”他拍掉手上的土说，“是东夷的陶器。”二里头都城末期被弃用前，来自今天山东的东夷人入侵过此地，留下了东方的岳石文化陶器。

这个搭着遮阳篷、面积不过100平方米的作坊遗址，隐藏着一个秘密。线索就出现在赵海涛脚下的一片土中。

他站立的地方，原本是一道墙基，墙基外侧，紧贴着道路。这里是一个十字路口的东北角，而路口其他三个角，除了西南角已经被破坏殆尽，另两个角上也找到了墙垣遗迹。这意味着，在十字路口的四个方向上，应该都有墙，当时的道路两侧都建有围墙，围墙内是不同功能区。居中是宫城，其他区或为手工作坊区，或为祭祀区等区域，也有贵族居住和埋葬区。

方正、规整的城市布局越发清晰起来。紧接着，另一个重要发现也浮出水面。在遗址核心区的西北、东北方向，考古队又发现了两段道路遗迹，并不在原先发现的“井”字型4条道路上，而与那4条路似乎又能组成一个规整的九宫格，并有可能继续向外拓展，延伸出更辽阔的多网格布局。

在中国城市规划史上，这是史无前例的宏大布局。比二里头遗址更早的那些城邦，规划远没有这么严谨，宫城之外几乎没有工整的布局，更遑论如此遵循几何标准的城建工程。

勘测结果显示了多网格布局的更多奥秘。在九宫格里，中心宫城那一格面积最大，南北侧“格子”与宫城的宽度相等，但长度少了四五十米；东西侧“格子”与宫城的长度相等，宽度则降了二三十米。总之，虽然都是方格子，但其他功能区一定比宫城略小，这应该是为了凸显宫城等级的有意为之。

由几条道路和城墙揭开的多网格式都邑格局，是二里头遗址布局方面最重要的新发现，获评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是自2004年以来，二里头遗址第二次获评这一最高奖项。

这种格局看上去很眼熟，形似唐长安、洛阳城的里坊格局，但又不尽相同。赵海涛说，长安、洛阳的里坊独立于皇城之外，不是城市最重要的部分，而二里头的九宫格包含宫城，等级秩序蕴含其中，后来的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新郑望京楼、安阳殷墟等遗址倒是与此相似。也许表明，二里头的多网格式布局后来被商周城市继承了。

当时在九宫格内外生活的人们，过着怎样的日常，如今通过考古发现已经能部分还原。他们穿着纺织的麻制衣物，贵族戴着帽子、项链和耳坠。平民主要吃小米，贵族能吃上水稻和小麦，水稻和小麦也被他们用来酿酒。二里头人喜爱喝酒，常常举办宴饮活动，高级贵族用青铜酒器，低级贵族用陶酒器。他们饲养着猪、牛、羊、狗等动物，也常常猎鹿为食。

根据一项对二里头人骨的研究，二里头的三成多居民可能都不是本土人，意味着二里头人的来源相当广泛，这是一个接纳四方的大都会。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里，陈列着那些二里头人使用过的物品。一眼看上去，无非是一些残破的陶鼎，原始的铜器，随葬品不多的墓葬。仔细看一看展牌，你才会发现，那只其貌不扬的暗黑色铜鼎，竟是中国迄今发现的第一只青铜鼎，司母戊鼎是它的后裔；那个不知有什么用途的牙璋，后来传播到整个南中国乃至东南亚，显示了二里头文化浩瀚的辐射力。

读懂这些，心底便会泛起一阵低音的震颤：这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争辩、文献与铁证

只要进入偃师区的地界，你就会被浓浓的夏朝气息笼罩。夏都大桥、夏都工业园、中国夏园……各种地名都自豪地提醒着这里是夏的故土。最近几年偃师最热门的旅游景点，也与夏有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博物馆把着遗址公园南侧，考古队驻地把着公园北侧。遗址公园将二里头遗址的核心区囊括在内，64年来最重要的发掘都在这里展开。

从定名就可以看出，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对夏文化的确认，内部展陈更是如此。其中一个展厅出现了这样一段话，完成了多少考古和历史学者始终不敢跨出的那一步：

“长江流域的后石家河文化遗址、淮河流域的禹会村遗址，留下了禹征三苗、禹会涂山的历史记忆。黄河流域的王城岗、瓦店、古城寨、新砦、二里头和尸乡沟等遗址，印证了禹都阳城、启享钧台、后羿代夏、少康中兴、桀居斟鄩以及成汤代夏等一系列夏代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

有夏之居、邦国林立的中原沃土，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多重证据一次次在这里汇集。中华文明多元文化在经历了漫长发展和交融后，终于在河洛之间形成王朝国家肇始的中心。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在这里登上舞台。”

这些文字将考古遗址和文献记载一一大胆地对应起来，以大开大合的气势构建了考古中的夏代史。可是，如果历史真的这么简单明晰就好了，也就不会存在持续至今的无数争论。从传说到信史的一步，受学术规范约束，学人不敢轻易跨越。

在中国考古史上，关于二里头和夏的问题，酿成了迄今最大规模的一场学术争论。几十年中，“同门反目”“同室操戈”不断上演，形成一道学术奇观。争论起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者徐旭生发现二里头遗址，七八十年代达到高潮，90年代“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之后逐渐冷却，如今仍有零星讨论和新的意见冒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