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献与传说中寻找夏朝

上古，万物之初，洪水滔天，禹受天帝之命治水布土，劳身焦思，终于平定山川，而后划定天下为九州。于是百姓安，自丘陵山岗重新定居于平原。因有功于民众，大禹得以成为民众之王、民众之“父母”，管理百姓，监察其德行。

2023年的夏天，在香港城市大学般哥展览馆的中央，一件圆角长方形青铜器神秘又平静地置身于展柜的冷光之中，好像忘记了身上铭刻的这段四千年前的历史故事。这就是距今约2900年的西周中期食器“豳公盨【李学勤先生称作‘遂公盨’，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应该是‘豳公盨’】”，内底铸有98字铭文，详细记述了“大禹治水”“为政以德”的内容。

大禹是中国远古真实的存在，还是后人编造出来的介于人神之间的偶像？大禹治水是神话传说，还是夏朝真实的水利工程以及由此而来的井田沟池之制？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夏这个朝代？近百年来，中外学者不断争论。2002年“现身”香港收藏市场的“豳公盨”将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提早了六七百年，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也最为详实的关于大禹的可靠文字记录，表明早在2900年前人们就广泛传颂大禹的功绩。夏为夏、商、周“三代”之首的观念早在西周时期就已深入人心。

春秋时，刘定公如此评价禹的功绩：“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那时的人们根据崇德报功的观念，把禹奉为社神，和后稷（传说中周人始祖）相并列，称为“社稷”。他们是最早的王权象征。身上带着浓厚神性的禹，通过与周围部落联盟的形式，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国政权，史称“夏”。由此，“天下为公”嬗变为“家天下”。

历史的真实、后人的想象、祖先因崇拜敬畏而孕育出的神圣叙事交织缠绕在一起，留给今天的我们一段太过绵长幽深的往事。作为中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王朝，《诗经》《左传》《尚书》《山海经》等众多传世先秦典籍均提及夏朝和“禹治水”。西汉司马迁在中国最早的纪传体通史《史记》中也清晰记载了夏商周三朝更替的历史。但20世纪初，一批受西方现代治学方法影响的知识分子，搅动了以“信古”为主流的中国学界，“大禹治水”等故事在这股“疑古思潮”中被古史辨学派归为虚构的神话与传说。

1959年4月，71岁高龄的史学家徐旭生从北京出发，前往河南、山西一带寻找“夏墟”。考古学人躬耕田野之际，历史学者、古文字学者、文献学者们也在传世文献和“豳公盨”青铜铭文、“清华简”等出土文献的互证线索中，试图透过奇异的描述，看清历史本真的面容。

“走出疑古时代”

1923年2月，本在北大图书馆任职的顾颉刚请长假回老家，一面编写历史教科书一面思考《诗经》《尚书》等文献中的古史及其演变。那时，胡适刚刚提出“历史演进法”（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受其启发和影响，顾颉刚给来信与他探讨《诗经》辨伪的钱玄同回复了一封长信，信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并推测大禹是“鼎上铸的一种动物”。

如果这封长达“五千余言”的论古史书仅仅是学者间的私信，便不会引来一场史学革命。但顾颉刚把它发表在《读书杂志》，这就是著名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学术界轰轰烈烈的“古史辨”运动由此而始。这次论争中，以顾颉刚对大禹史迹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为肇端，夏史真伪问题成为当时的史学热点。疑古思潮的领军人物顾颉刚认为，古代文献记述，“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愈长”，在托古自重心理指引下，形成“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现象，这种伪造的上古史“譬如积薪，后来居上”。当然，他后来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不再说禹是兽类，但仍然认为禹为虚构出来的神话人物，并没有真的存在过。

尽管顾颉刚否认禹的历史真实性，但他并不对夏朝存在持虚无的态度，而受顾颉刚“疑古”思潮影响的陈梦家和杨宽则断然否定夏朝的真实性。夏史的可信性遭到空前的质疑，且影响深远，直到今天对夏王朝的怀疑论仍在欧美和日本学术界盛行。

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内容多有意针对疑古派。在讲义稿中，他认为虽然中国上古史事多与传说相混，但“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因而不能对文献记载轻易否定。

后来，冯友兰将二三十年代那场关于古史的学术争论总结为“信古、疑古、释古”之说——信古派认为凡古书所说皆真，对之并无怀疑；疑古派推翻信古派对于古书之信念，认为古书所载多非可信；释古派不如信古派之尽信古书，亦非如疑古派之全然推翻古代传说。顾颉刚、王国维分别代表“疑古”“释古”。

正当众多历史学者被裹挟进夏史真伪之辩时，在傅斯年、李济等人的推动下，殷墟考古取得重大突破，向世人呈现了通过考古学“重建古史”的前景。殷墟遗址出土的甲骨文解读，在传统历史学家的推进下取得进展，王国维等释古派从考古出土的文字资料和传世的古籍两方面进一步开拓了复原古代史的“二重证据法”，即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互相证释。

甲骨文证明了司马迁《史记》中所记载的殷代王室谱系几乎没有任何差错，《史记》中记载的帝系上的名字，几乎全都能在殷墟的出土遗物——卜辞上找到。既然商已经从古史走进现实，对《史记·殷本纪》的肯定，必然引发出《史记·夏本纪》也为信史的认识。可惜殷墟的出土文献只可追溯至商，夏仍然不明朗。于是，同样对顾氏疑古倾向不以为然的徐旭生，走上了探索夏史的另一条路径。

1959年，徐旭生前往豫西对“夏墟”开展调查，发现了后来被考古学界视为“夏墟”的偃师二里头遗址，由此引发了围绕夏墟问题的旷日持久的学术论争，以至于有学者将夏史问题视为中国考古学的“哥德巴赫猜想”。

20世纪下半叶以后，田野考古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在邹衡、李伯谦等学者的推动之下，中国主流学术界（无论是注重文献的历史学界还是注重实物的考古学界）逐步达成共识。1996年启动至2000年结题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重要成果便是确定夏朝存在，并将年代划定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

如果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夏史真伪更多是国内学术界的争论，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项后，中国学术界与欧美学术界开始了有关夏的正面交锋。与第一次论争不同，虽然大禹的真实性仍受到学者关注，但讨论的重心已然转移到是否存在夏朝的问题。在不少欧美学者看来，夏朝是否存在、二里头文化是否是夏文化本身尚存在巨大疑点，遑论以此为基础推定夏朝的年代框架。在工程结项前后，《远东经济评论》与《纽约时报》先后引述了多位汉学家的意见发表了对工程的评论，在对工程的指责中，夏史可信性问题是最先引起争议也是极为关键的一环。

1999年，《剑桥中国上古史》正式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学术著作的作者囊括了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等人在内的十四位国际汉学界权威，该书将商朝视作“中国第一个历史王朝”，坚持不列夏朝。

无论是讨论夏朝是否存在还是讨论大禹是否可信，两次论争存在大抵相同的争论点，曾经胶着的问题仍无法真正解决。相比之下，第二次论争期间国内学界的看法更加一致，论争范围扩大到了国外，也许这是中西不同学术范式间的冲突。如果说第一次论争开启了三种研究路径，第二次论争则是“疑古”与“走出疑古”的较量。

在1992年的一次小型座谈会上，正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之后又出任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兼首席科学家的李学勤发表了后来题为“走出疑古时代”的演讲，“走出疑古时代”成为新时代史学界一个著名的口号。

大禹是谁？

2002年夏天，香港古董市场上出现了一件并不起眼的青铜器，表面锈蚀严重，器内被锈土掩盖，露出的一部分文字更是生涩难懂。在市场上摆放了一段时间，无人问津。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不经意间发现了它，虽然难以辨别它的性质，但是若隐若现的铭文让他们眼前一亮，既然有铭文，那一定记录了什么。2002年下半年，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将这件失盖的有铭铜器购藏回北京，这就是“豳公盨”，其铭文言及“天命禹敷土，堕山濬川”。这件青铜器的现世，重又将学界有关夏朝有无的争论引向了大禹。

有关禹的记载，零星见于西周以来的传世文献，他的一生以与治水为其事业的根本，《诗经·商颂·长发》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在古人心中，大地本是一片汪洋，禹从天降下，在洪水中布下土地。《楚辞·天问》说：“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其中的“降省”和“下土”，表示禹是从天上降下，和《诗经》所述一脉相承。禹平抑洪水的方式乃“敷土”，《尚书·禹贡》记载：“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所谓“敷土”，就是布设土地。在《山海经·海内经》中，禹的父亲鲧因盗取天帝的“息壤”去填平洪水而被天帝诛灭，但天帝仍命禹完成布土的工作，“息壤”为神物，可自动生长成土地。禹治水的故事，一开始便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在战国时代，类似的故事已经脍炙人口。《孟子·滕文公上》最早出现了其“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的情节。

有关禹的生平，以《史记·五帝本纪》和《史记·夏本纪》最为系统。禹名曰文命，其父鲧为颛顼之子，所以禹是黄帝的玄孙。东汉时代的《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中有这样的描写：“禹父鲧者，帝颛顼之后……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蜀国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西羌和石纽在其西边，汉朝的羌是指在甘肃到四川的山岳地带居住的藏缅语族游牧民族，传说禹的家就在这样的异族地带。《史记·夏本纪》中大致记载了同一句话：“（禹）名文命，字密，身九尺二寸长，本西夷人也。”

舜在位时禹已经参与政事，并得到舜的赏识，不计其数的功绩中，治水最大，在舜死后被推戴为王。孔子赞誉禹勤俭朴素，把精力全部放在了水渠挖掘、整治水利上。《史记·河渠书》中也刻画了禹治水的故事，但是重点在治理洪水的对策上，已经减少了神话色彩。更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黄河自河南省开封市开始流向东北，经过山东省济南市北注入渤海，这和《史记·河渠书》里记载的河道几乎一样。曾在安阳殷墟考古队担任队长的唐际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这么多年考古的成果看，“事实证明中国古籍文献极少有错，中国的古人没有瞎写。”

禹把自己开拓的中国全境分成九州，《尚书·禹贡》记载，禹根据九州的山脉，从河川的源头到其支流都仔细制订了水路。清代学者陈灃考证过，《尚书·禹贡》里的九州，从成书的战国时代到西汉时代，几乎延伸到中国全疆域。《诗经·商颂·长发》赞颂了禹开拓疆土、梳理交通、划定国界的事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

在传世文献为人们详细描述了禹的一生同时，不断有出土文献与其互证。1917年出土于甘肃的春秋秦公簋铭文中记载了禹：“秦公曰：不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迹……”经过考古研究，这件铜器的作者可能是秦景公或是景公前一代的桓公。铭文把当地称为“禹迹”，以此来强调自己是正统诸侯的一员，听从天命在“禹迹”之地安居，由此保证王权的正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