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西甯：写作的人

1949年，在上海开往高雄的轮船上，一个面目清秀的年轻人安静地躲在角落里，周围拥挤吵闹。他从随身的背包里掏出一本小册子，棕红的封面上印着老派的中式陈设，少妇、幼童、褓姆围桌而坐，一派岁月静好，窗外却探进一个不成比例的女头，没有五官，如幽灵般阴森，封面的左上角写着“传奇”二字。

这个年轻人名叫朱西甯，23岁，是孙立人将军刚从南京招募的新兵。几个月前，他还在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读书。对于那个时代的青年而言，投笔从戎并不算罕有的事，只是彼时万千学子的热血已涌向北方，他却逆潮而行，在一片离散的慌乱中孑然东渡。终其一生，朱西甯都未曾解释过自己为何做出这样的选择，送他参军的六姐也没有透露过当初他是如何说服了自己和父母。在女儿朱天文看来，父亲的选择与家族的荣光有关：“父亲的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一路北伐打上来，姐夫们几乎都有担任军职，徐州会战的时候，五姐夫是战死在前线的。”

尽管决绝，离别还是会有许多不舍。入营前夜，朱西甯流着眼泪把种种牵挂留在日记里：“隔壁屋有年逾花甲的两老，窗外丛竹的天井对面，有一段不了情，更还有那个年龄贪恋的学问、学位，要割舍的太多，烟头烧掉半个木棉枕。”

斩断种种，唯独那本花掉了他半工半读1/3薪水买下的《传奇》不曾遗落，漂洋过海，辗转流离，陪伴了此后49年的异乡人生。

多年之后，朱西甯成为了中国台湾地区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心心念念的世纪之书《华太平家传》如今终于在中国大陆出版。

想象的乡愁

生于1926年的朱西甯，属丙寅虎。命理说“丙寅虎，活不过六十五”，朱家似乎原本也没有长寿的基因，其祖父和父亲终年都不高龄。就在六十岁左右的某一天，当一头原本茂密的银发突然掉光时，朱西甯恍惚觉得，也许大限当真不远了。

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中医给他开了个方子。朱西甯也默默祷告，希望能再多十年阳寿。奇迹居然旋即降临，银发重新长了回来。老中医扼腕自己忘记多加一味何首乌，朱西甯却以为，这大抵是他卑微的乞求得到了主的应允。

作家唐诺还从来没有在朱西甯身上见过这种近乎神秘主义的状态。从师生到翁婿，多年相处之中他一直觉得，老人家是非常理性的人。“可能当你碰到在意的事就会有胡思乱想跑出来，所以连孔子也会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

朱西甯的确有一件在意的事，那便是手中的《华太平家传》尚未完成。对他而言，这不是一部单纯的长篇小说，而是回首毕生际遇和文学道路的一次归拢，更是交织了历史记忆、现实感慨、文化追求和国族理想的泣血省思与殷切瞩望。而一切的起点，都是从那艘轮船驶离上海的一刻开始的。

轮船靠岸时，朱西甯和同期入伍的袍泽都被拉去了凤山新兵营。白天里，他们顶着烈日海风操练，身上只有一件红短裤和一顶斗笠，一日两餐吃的是糙米饭，到了晚上，60个人挤在一间寝室里，五烛光的灯泡是唯一的光源。自少年起，朱西甯便喜爱文学，读了大量小说，20岁第一次尝试创作，写了一篇题为《洋化》的短篇。新兵营艰苦的日子里，单调与寂寞终日笼罩，他便又拿起笔来，“开始战栗如一个初临战场的新兵”重新写起小说。

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学遍地丛生。哈佛大学学者王德威将此视为台湾文学史应当引以为傲的现象：“一批年轻的作家应运而生，而且各显神通。在那样的时空里，他们化不可能为可能……朱西甯是这一现象的部分。”

仅仅三年之后，朱西甯便出版了短篇集《大火炬的爱》。这是一部典型的军中文学作品，充满了投身时代的热血。小说被孙立人偶然间读到，召他到台北面见，并准备好好栽培这个年轻人。然而三年以后，“孙立人案”发生，一代名将沦为囚徒，朱西甯原本前途可期的命运也就此改变了轨迹。

改变轨迹的不只人生，也包括书写的笔。1957年起，朱西甯开始有意告别军旅题材，转而去描绘一个个发生在故乡的民间传奇和乡土故事，以《铁浆》《狼》《白坟》《红灯笼》等一系列作品将那些齐鲁大地上的村野景观搬演为人性挣扎欲望消长的舞台，生命救赎或沉沦的试炼所。这是颇为熟悉的一股气息，以1920年代的鲁迅为开端，及至1940年代蔚为大观，乡土文学的种子飘到这个小岛上，生根抽芽，并因着离散阻隔，开出了乡愁之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家刘大任把朱西甯看作是鲁迅与吴组缃在台湾的传人。可在女儿朱天心和女婿唐诺眼里，父亲并不喜欢鲁迅的刻薄和毫不容情，反而可能受老舍影响更多，他的小说里有鲁迅所没有的微弱的可能和希望，在强烈的表达背后始终存在一个温柔的底子。王德威也认为，朱西甯也许欠缺吴组缃、艾芜、沙汀等人的革命意识，但他在描绘农村各阶层的丑陋面时，实较前人更具包容自省的精神，因为他的关怀较少出于义愤，而主要源自他对人性暧昧无常的感喟——“朱写得最动人的角色，是一群对命运不服气而又莫可奈何者。”作家阿城的说法则更具概括性：“鲁迅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朱西甯是哀其不幸，为其争。”

事实上，朱西甯并没有在他描绘的那片土地上生活过，山东临朐只是一个深埋在朱家血脉里的基因记忆。迁徙始于祖父那一辈，因为长年在德国人家里做事，朱西甯的祖父为了传教，骑着毛驴走遍了鲁南一带的农村。当地教会视之为异端，于是将朱家赶出了山东。自此，朱家一路南下到了苏北宿迁，以经营牧场为生。因此，山东之于朱西甯只是一个“想象的乡愁”，是小时候听过的传说，也是台湾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与现实的隐喻。

所以，尽管文坛一直将朱西甯定义为怀乡文学的代表，唐诺却丝毫不以为然。他觉得一个人如果怀念故乡是不会理性的，不会载着强烈的自省甚至批判鞭打，所谓乡愁本来就是一个思维的产物，朱西甯从来不为了写家乡如何美好，而是作为其小说的一个生命的主体产物在那个阶段所使用的东西。

只是，朱西甯为何会在那个阶段着力于开掘遥远的原乡？

抵抗现实

1994年，朱西甯发表文章《岂与夏虫语冰》，第一次对作品进行了自我阐释，用以抗议“怀乡文学”的定位。他直言自己的小说中隐藏着对现实的批评，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寓言：“例如《铁浆》的直言家天下的不得善终，不识潮流者不惟伤及己身，尤其祸延子孙。《狼》的直指内斗内行，外斗外行之蠢；试请就你所知或许不详的孙案拿来对照一下看看。《白坟》不只是直写孙案，多少只是不很受形式或陋规所拘束的忠贞之士，备受逼迫乃至死而后仍不已的悲情，应也都同其命运罢。又如《红灯笼》私权侵夺公权，误人误国误文明。”

答案显而易见，“孙案”是一个直接的动因。正如学者戴锦华对此的理解：“真诚作出生命选择的人，在面对现实政治的黑暗的时候，其实是不可能漠视或者不可能单纯去与他们和解的。”孙立人的倒下，关上了朱西甯人生中一道看起来宽敞的大门，却同时打开了另一道窄门。如果没有“孙案”，朱西甯的少年意气也许还要再晚一些才会褪去，他的文学思维亦可能在特定语境里延续得更久。

透过想象的原乡，朱西甯的笔力不止于政治。台湾大学的柯庆明在论及短篇集《铁浆》时指出，小说充满着血气英雄与命定环境抗衡的悲剧气息，这类英雄是一群对命运不服气又莫可奈何者，血气之勇的执拗是其共有的特征。朱西甯试图用文字勾勒出他理想中坚毅的中国人形象，聊以抵抗一个在台外省人新生出的茫然与焦虑——60年代以降，台湾地区从动荡转入发展，社会面临转型，其时的状况如淡江大学学者侯如绮所言：“现代化带来快速与便捷，也带来功利与算计……对人类的良知带来了危机”。面对如此境况，朱西甯将理想和情感寄托于小说之中，试图构建一个精神性的中国：虽在苦痛之中仍能挣扎、前行、进而成长，也会愚昧、僵固、守旧，但最终定能向上翻升。

在王德威看来，朱西甯作品中流露的现代意识极具价值，《破晓时分》对人之所以为人、人与荒凉也荒谬的命运间的纠结的无情剖析，以及《铁浆》里那个在新兴经济到来前夜所进行的无意义的旧式财富争夺，都显示出精彩与珍贵。

1965年起，除了创作长篇《八二三注》，朱西甯也开始尝试书写台北。唐诺把朱西甯的这次探索视为小说家的负责：“世界在变，如果你够认真、你还持续盯着它看，你就不会迷醉于一个已经被认证被接受甚至被推崇的书写方向，而是去往一个可能并不熟悉可能会失败的新方向。”从1966年出版的长篇《猫》，到1976年的长篇《春风不相识》，朱西甯又用了十年时间将自己原本悍厉的文字改造得灵动多姿，以至于女儿朱天文都不禁感叹：“那种调调，年轻人的，六零年代的，无聊又挥霍，把无聊写到读起来津津有味的境地，父亲真是离他起步之初多么遥远了。”而这十年，恰好也是现代主义在台湾文坛扎根崛起，并与乡土派分庭抗礼的变革时代，因此作家张大春才会称朱西甯一个人默默地提早了当时所有文坛同辈完成了一个人的现代主义实验，毕竟那些最为标志的现代派小说要等到70年代甚至80年代才出现。

在进行现代主义实验的同时，朱西甯也终于为其念念不忘的原乡上的那些悲剧人物找到了命运僵局的出路。1969年，长篇小说《旱魃》连载，这部被莫言称为洋溢着现代精神的小说，表面上讲述了一个土匪头子和一个卖艺女子的姻缘故事，但却在终极层面赋予了作品以救赎的意义——原本霸道好色的恶棍，经由皈依疗愈了不治之症，又在死后通过自己被掘坟开棺的尸身，破除了旱魃的迷信。朱西甯也许在这个外来宗教信仰与本土驱鬼仪式的交缠中，看到了曾经虔诚传教却被当作异端的祖父，也看到了那些在愚昧时代里摸索光明的人们。尽管在其人物的激愤之中，也流露过对信仰的怀疑，但当人与环境的抗争达到极限时，世俗道德的认知已难诠释命运的力量，朱西甯还是坚信宗教启悟可以带来迥然不同的生命体验。

也动过书写旱魃念头的作家莫言，把《旱魃》视为一座丰碑。但在台湾文学史上，《旱魃》却更像是一座里程碑。对于下一代写作者和读者而言，朱西甯苦心描绘的原乡正在渐行渐远，那里不再只是一个遥远的地方，更是一个自我之外的他者。

张爱玲与乌托邦

1972年朱西甯退役，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文学中。不过，相对于自我创作，此时的他把更多时间给予了年轻人。那时候，朱家就像是24小时的便利商店，随时都有一大帮人过来吃饭，朱西甯乐于接待这些文学青年，也尽心尽力地指导每一份交来的习作。长女朱天文形容父亲如敦煌壁画里擎花持宝的供养人，次女朱天心则常常为父亲的牺牲感到可惜。对此，朱西甯只是淡淡地说，从前他那么痴心文学，如果能得到一位前辈的指点，也许可以少走许多弯路，收获创作上不同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