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彝：让人们听到“哑行者”的声音

1956年6月11日，美国哈佛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年会上，一位与众不同的演讲者走上了讲坛。这是一位身材魁梧，黑发黄皮肤的中年男子，看起来沉静、斯文。他穿了一件黑色的中式长衫，这身传统的装扮与那些身着红色长袍的演讲者明显地区隔开来，无言地述说着他异乡人的身份。在演讲中，他用自己多年传播中国文化的经历告诉人们，来自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应该选择相互依存，而不互相孤立，隔绝于世界。

这位男子就是旅居海外的作家、书画家蒋彝。他所参加的演讲活动，是美国学界的标志性活动，只有最杰出的社会人士和知名学者才可受邀，包括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内的诸多名人，都曾在这里留下演讲辞。蒋彝是继泰戈尔之后第二位在这里发表演讲的亚洲人，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一殊荣的华人，这标志着美国学界对他影响力的高度认可。这是属于蒋彝个人的高光时刻，也是属于全体华人的荣誉时刻。多年后，蒋彝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在回忆这段演讲辞的内容时，还会盛赞其中精彩的内容。

然而，蒋彝获得的这一荣誉至今并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知。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就到英国深造，又长期使用英语写作，蒋彝的名字多年来在中国鲜少出现。尽管他被誉为与林语堂影响力不相上下的双语作家，但由于语言隔阂等原因，他的作品从未大范围进入公众视野，即使不少作品早已被翻译成中文，也没有引发反响。相比之下，一些喜爱中国文化的国外研究者和读者对蒋彝的名字反而更为熟悉。

如今，世界各地的学者正在不断地对蒋彝的生平和作品进行挖掘，关于蒋彝的著作也在不断问世。2023年11月，一本名为《蒋彝和他的文友：旅英华人的艺术创作与社会交往（1930-1950）》的新书面世，书的联合主编之一、牛津大学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系讲师保罗·贝文在谈到蒋彝作品时表示，蒋彝的作品很快就会在中国广受欢迎。“因为他与生俱来的善良，以及他所宣传的和平与友谊的价值观，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理解。”贝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多才多艺的“哑行者”

作为一名中国文学研究者，英国人保罗·贝文感觉，自己与蒋彝有着特殊的缘分：他生长在英国伦敦的汉普斯特德区，蒋彝当年到英国留学的第一个长期居住地就在这里。在20世纪30年代，汉普斯特德区是英国著名的艺术区，由蒋彝、熊式一等人组成的华人文学家、艺术家群体也在这里，高涨的创作氛围孵化出了不少文艺作品，其中就包括蒋彝以中国人之眼看世界城市的“画记”系列，以及熊式一引发海外轰动的戏剧《王宝川》。如今，贝文依然会经常路过那些地方，他知道，尽管在“二战”期间，蒋彝当年居住过的两座房子都被炸毁，但有些建筑依然保留着当年的风貌，这些老建筑，能够引领他回到那个文化艺术蓬勃发展的时代。蒋彝后来在牛津市居住的公寓被英国人保留了下来，并按照惯例挂上了代表名人故居的蓝色标牌，以示纪念。在英国，目前获此殊荣的华人仅有三位，除蒋彝外，另两位分别是孙中山和老舍。

随着贝文回到那个时代现场，人们或许能够知道，为何蒋彝这样一位本来名不见经传的中国留学生，会突然在英国“走红”，成为畅销作家。在蒋彝去英国留学时是20世纪30年代，机缘巧合之下，英国公众开始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尤其是艺术领域的“中国风”刮得更盛。当时，伦敦地区也经常举办中国主题的艺术展览。在这一时期，中国剧作家熊式一、书画家蒋彝、诗人王礼锡等人先后来到英国求学深造，他们都住在汉普斯特德区，并和后来到达的史学家崔骥、作家萧乾、翻译家杨宪益等人一起，逐渐组成了一个互相支持、帮助的华人知识分子群体。

1933年，时年30岁的蒋彝从江西九江来到英国留学，辗转后来到汉普斯特德区，和江西老乡熊式一住在一起。蒋彝生于旧式知识分子家庭，又接受了新式教育，数年前从东南大学毕业后，“学而优则仕”的蒋彝在芜湖、九江等几个地方担任过县长，本想为国家做点实事，却发现官场的复杂和社会的黑暗超出他的想象，后来，他还在工作中触动了当权者的利益，只得调离。为了学习海外先进的政治学知识，找条出路，他在家人的支持下来到英国留学。

环境塑造人，到了英国，蒋彝发现自己没在政治学上有所建树，反而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而这个兴趣，最初也是来自好友熊式一的“刺激”。1934年7月，熊式一出版了以中国传奇故事为基础的剧本《王宝川》，很快排成戏剧，在欧美连演多场，大受欢迎。当时，蒋彝曾为《王宝川》这本书绘画了十二幅线描插图，剧本卖得好，他也与有荣焉。后来，熊式一提出，蒋彝可以专门给他的书画插图。但是这个要求让蒋彝内心很不舒服，他从小就有书画才能，在家乡小有名气，自然不愿意为人作嫁衣。于是，原本英语功底极差的蒋彝开始主动与本地人沟通，练习英语表达，甚至去公园找人练习英语，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用英语写书。

机会女神常常青睐那些努力而有准备的人。蒋彝的绘画才能很快被人发现。1934年，英国的一个环保协会“人树总会”向艺术家征集作品，蒋彝在中国大使馆的推荐下画了水墨画，前去参赛，没想到画作被登在伦敦的报纸上，他开始以画家的身份在英国小有名气。到了1935年，蒋彝协助画家刘海粟在伦敦办展览，他也创作了几幅水墨画给刘海粟，刘海粟将作品放在了展览上，其中一幅画很快被卖掉，这又让从未靠作品谋生过的蒋彝生出了一些信心。很快，在熊式一的推荐下，出版商找到蒋彝，希望他以中国艺术家的身份撰写一本普及中国艺术的书。

机会的来临，让蒋彝兴奋又紧张，让他紧张的是，当时的他英语写作水平离出书还差得很远，要用英语写作的话，必须先写成中文文章，再翻译成英语，然后再找本地人帮他润色，方能过关。就在那个阶段，蒋彝恰好交往了两位在日后长期帮助他的贵人，其中一位就是伦敦大学东亚学院的院长庄士敦。庄士敦欣赏蒋彝的中国文化功底，安排蒋彝在东亚学院教书，让蒋彝就读他的博士，并在学术路途上处处支持、保护他。此外，他东方学院的学生中有一位叫英妮丝·杰克逊的本地女孩，她才华横溢，中英双语的功底都很扎实，英妮丝愿意帮助蒋彝润色英文，她也也可借机学习中国文化。两人一拍即合，也开始了终身的友谊与合作。

很快，在庄士敦、英妮丝等人的帮助下，蒋彝的作品《中国画》出版，受到好评此后，他又不断以中国艺术家的身份参与讲座和课程，发表文章，累积了名声。1937年，蒋彝出版了成名作《哑行者：中国画家在湖区》（又名《湖区画记》），记述了他为了排遣学业和生活中的挫折，在英国湖区休假散心，与自然为伴时所写下的散文和画作，这本书亦文亦画，饶有趣味，不但受到英国媒体的好评，而且在日后的日子里重印了九次，长销不衰。也正是在这本书中，蒋彝开始正式使用自己的笔名“哑行者”（Silent Traveller）。之所以叫“哑行者”，一方面是因为蒋彝字仲雅，“哑”与“雅”谐音，另一方面，“哑”字中的沉默之意，也暗示着他是一位母语并非英语的异乡人。

通过《哑行者：中国画家在湖区》，蒋彝“哑行者”的形象真正树立了起来，并以不错的销量得到了英美出版商的认可。此后无论在世界各地，蒋彝都会用“画记”形式，以一个异乡人的眼光去关照异国社会的风土人情。每到一地，他精美又充满想象力的绘画，细腻而充满质感的笔触，如纪录片一样充满镜头感的记述，都能引发读者的惊叹。他书写过、绘画过牛津铺满雪的大街，纽约金门大桥的桥塔，面对这些名胜，他在个人体验中又能挖掘出丰富的文化内涵，让读者获得一种新奇、通俗却又富有深度的精神体验。

挫折求生的“熊猫人”

蒋彝的传记作者，美国波士顿萨福克大学英语荣誉教授郑达提到，蒋彝曾写过一本名叫《中国书法》的作品，这本书1938年在英国出版，四年后的1942年圣诞节，这本书突然卖到了断货，原因是当时有很多美国士兵到英国参战，到了节日，他们需要给家人买礼物，他们对这本图文并茂的作品很感兴趣，就纷纷买了书寄回美国。郑达自己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他第一次在国外读到蒋彝的《波士顿画记》，是在美国一个房东的家里，那本书也是他的房东收到的圣诞礼物。

已故华人地理学家段义孚童年时生活在澳洲，他也有过跟蒋彝作品有关的回忆，他第一次读到蒋彝的书是在童年的病床上。小时候，他在儿童医院做完手术休息时，收到了两本书作为礼物，一本是熊式一的《天桥》，另一本则是蒋彝的《哑行者伦敦画记》。当时，年幼的他感觉《天桥》的故事有些复杂，但《哑行者伦敦画记》里面精妙的水彩画却给他留下了独特的印象，让他读得津津有味。看起来，无论在世界的任何角落，无论读者来自哪个国家，人们都能从蒋彝的作品中找到一种普世的慰藉与平静。

在抚慰人心的画风和文风之下，蒋彝的内心，其实也经历过不为人知的挫折和动荡。生长于旧式文人家庭的他从小聪慧，学贯中西。少年时，他对政治和国事并不太关心，随着社会环境不断变迁，他感受到民族危机，也日益被爱国思想感召。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他放弃了擅长的文学和书画，选择东南大学的化学专业。但毕业后，蒋彝的“求职”报国路充满坎坷：做中学老师时，他碍于当地民风剽悍，资金短缺，工作很难开展；中间，他还一度替身为民国外交官员的舅父蔡公时做助理，但蔡公时突然在与日本人的冲突中被杀，让他的职业前途再度被斩断。后来，一身书生气的他转做县长，最终也未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