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增长”中的小微角色
作者: 李明子从温州市老城区向西北行驶约5公里到双屿镇,便是知名的“温州鞋都”。
改革开放初期,温州老城蒲鞋市(街道)洗脚桥下的一个个手工皮鞋作坊逐渐发展壮大,迁址双屿,形成了集约型产业群落。在鞋都方圆10公里走一圈,就能找到制作一双皮鞋所需的全部上百个零件。并称全国鞋业重要基地的“三州一都”( 广州、温州、泉州、成都)在经历各种产业外迁变动后,只剩温州还具备这样成熟完整的产业链。
双屿见证了温州取得“中国鞋都”的辉煌,也经历了民间借贷危机后老板纷纷跑路的低谷。如今,鞋都仍滋养着制鞋产业链上几千家公司,每天上下班高峰,这里都是温州市最拥堵的地段之一。
2月7日,虎年春节假期后的开工第一天,温州路面上车流骤增。“工厂初七上班就开工,就目前来看,2022年前十个月的订单量就比上年至少增加了30%。” 巨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潘建中说,外贸公司一般在年初就会拿到全年生产订单。受惠于中国疫情防控政策,企业产能稳定,原本因人工费上涨而流失到东南亚的外贸生产订单,从2022年开始逐渐流回温州。潘建中相信,这次订单回流不会是短期现象。
挺过两年疫情的冲击,温州鞋革业产值也正逐步恢复到2019年相当水平。“不过,疫情也让这个传统行业的一些弊端提前爆发了。”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一位工作人员说,他办公桌上一份名为《全国规上皮鞋行业工业总产值的地区占比》的文件显示,2020年浙江省全省的皮鞋产值在全国市场占14.59%,远低于福建的57.47%。换句话说,温州的皮鞋过时了。就像温州其他支柱型传统产业一样,鞋革业同样面临如何转型升级的困惑,正如“温州模式”近些年遭遇的困惑。
“温州模式,本质是民营经济占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微观经济学研究室主任、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副秘书长杜创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温州模式对今天仍可挖掘借鉴之处在于,如何让市场经济充分发挥活力。
疫情下的三角债困境
疫情一出现,贸易订单马上有反应。“起初是国内工厂停摆,无法生产供货。等到国内疫情得到控制,工厂恢复生产,海外又开始了疫情流行,国内采购好的货又发不出去了。”温州一家外贸企业总经理夏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所在公司2020年的出口业务量缩水一半,加之运行成本上涨,公司2020年勉强盈利几十万元,只是往年盈利的零头。
受疫情影响,2020年温州鞋类出口几乎被拦腰斩断。据第三方机构对温州六百多家鞋业出口规上企业的统计,当年出口数量同比下滑38.79%,年出口货值同比减少99.47亿元。
受全球疫情影响,国际航班班次消减,叠加海外港口装卸能力不足等因素,出现海外空箱滞留严重、而国内“一箱难求”、航运价格攀升的现象。“眼看运费一倍、两倍、三倍地增长,都快追上集装箱本身的货值了。”夏勇介绍,货柜从宁波港、上海港运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或德国汉堡,原来每个货柜只要每箱2800~3000美元,2020年涨到了每箱1.5万美元,约合10万元人民币。
夏勇是温州最早一批下海做外贸的体制内人员之一。上世纪90年代初,夏勇所在部门响应政府号召办外贸公司,由于没有正规经营权,和温州其他合营、民营外贸公司一起,关系挂靠在全市唯一一家有经营权的国有企业。2000年后,公司改制,成为民营企业。经过近30年的发展,夏勇的公司积累了鞋服、五金、建材、低压电器、阀门、卫浴等几十类产品的贸易资源。

物流成本倍增,对一些小微企业的打击是致命的。夏勇公司的外贸商品主要来自温州特色传统制造工业,其中鞋服产品占比就超过了60%,产品附加值不高,一个货柜本身就只值三四十万元的产品,运费成本不断上涨,分摊到每件商品上的利润微乎其微。每年八九月,欧美国家市场开始准备圣诞、元旦物资,是外贸交易高峰期。由于国内港口一柜难求,采购好的货物只能压在车间。夏勇公司往年要运出去一千两三百个货运柜,2020年只出口了几百个。
很多民企都经历了类似难题。2020年夏天,在温州市鹿城区双屿鞋都的厂区,巨一生产的鞋子无法出口,都堆到了集团董事长潘建中的办公室里。
巨一集团兼具工业制造和进出口贸易。“因为疫情,企业收款账期在延长,企业运营成本增加。”潘建中说,原来公司出口美国只需15~20天,到欧洲35~40天,疫情之下,货品运到美国需要四五十天,到欧洲可能要60天。收款周期延长,贷款利息增加,但国内企业材料月结、工人工资月付,企业运营成本在大幅提升,资金压力很大。
“疫情打击下,很多企业深陷严重的三角债问题,因为上游拿不出钱,下游企业的经营压力更大,2020年不少中小企业关停。”上述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工作人员说,“疫情让温州鞋革业提前进入了洗牌期。”
2020年8月19日,温州市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助力市场主体纾困 支持企业共渡难关的若干意见》,制定了延长金融支持政策时限、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支持供应链上下游企业资金融通、加大外贸出口支持力度、推动出口转内销等政策。

夏勇说,从2019年下半年起,返还三项社会保险、房产税缓交等政策,帮助企业降低了运营成本。就像病危时得到了呼吸机支持,企业在最难时得以喘息,至于之后能否活得更好,还是要看企业自己能不能开拓出新的市场和渠道。
“政策帮扶是为了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只能说雪中送炭,但不能彻底解决资金问题。”他坦言,由于业务规模在疫情中大幅缩水,一家与夏勇公司长期合作的地方银行突然压贷50%,这对企业发展才是更为致命的打击。“公司虽然不至于马上关门,但业务规模肯定会因资金缩水而进一步缩小。”夏勇担心的是,公司因此进入“业务缩水-无法融资-业务规模受限”的恶性循环,而另一个潜在风险是,其他几个合作银行可能跟风压贷,那时企业就真的无路可走了。
2021年9月下旬,眼看贷款到期还有两天。温州市金融办给银行发了公函,与银行协商,夏勇最终拿到了上述地方银行新审批的授信,但打了8折。“银行贷款实际是折上折。”夏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用公司办公房产进行抵押贷款,评估房产时打折,贷款审批时再打折。贸易讲究的就是“产品好、价格低”,加之国际惯用的“赊账赊销”的付款方式,外贸公司的发展严重依赖资本实力。由于没有资金支撑,夏勇公司交易额从最高时的1亿多美元缩减到了现在的4000多万美元。
温州市金融办企业服务处处长卓朝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除了与银行协商不压贷、不断贷,还有贷款平移、分期代偿、利息减免、利率优惠等十条具体举措,这些并不是疫情出现后才发明的,而是从2011年温州借贷危机发生后逐步探索出来的经验。
持续为民间借贷“排雷”
即便再难,夏勇也没动过“民间借贷”的心思。“你找别人担保,别人也会找你,万一担保链出问题,公司可能直接破产倒闭了。索性不蹚这滩浑水,没有钱,无非业务做小点,还能活。”夏勇说。
但无数温州小微企业却在这点上栽了跟头。2008年,已经创办11年的芙蓉印务年产值达到了3000万元。公司创始人、李干周的父亲决定扩大企业规模,与朋友合伙买地、建厂,还从德国引进了两台当时最先进的打印机,单这两台设备就花费了3200万元。李干周父亲一直没告诉家人,当时到底借了多少外债。
随后两年,随着国家货币政策由宽松转向稳健,很多得不到金融支持的民营中小企业转而依赖民间借贷,甚至高利贷。2011年清明节后,温州市龙湾区最大的一家制革企业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黄鹤突然失踪,被认为是温州老板跑路第一人。据当时温州市金融办公布的数据,截至2011年9月底,由于无力偿还债务,老板跑路的企业数量,占温州企业总数的万分之二左右,牵涉到至少近十家银行和数十家担保公司,以及众多当地居民,涉及金额可能超过百亿元,由此引发“温州民间借贷危机”。
危机爆发次年,全力维持公司运转的李干周父亲突然生病住院,直到接手公司财务,李干周这才得知,当时芙蓉印务已经欠下2.45亿元外债,其中欠银行1.8亿元,民间借贷约6500万元。2012年10月,芙蓉印务曾经担保的一家鞋业公司出现债务问题,被担保公司老板跑路,芙蓉印务因此又背负了1000多万元的债务。
“公司的业务空间还很大,但每天因为债务问题奔波,我没有精力管理业务、把企业做大。”李干周回忆,他每天从睁眼就在算账,当时公司因经营问题,年亏损1800万元,平均每个月亏损150万元。他既要想办法填补亏空,让企业运转起来,又要想办法完成银行定期还款,应付随时上门的民间债主。
更要命的是,在借贷危机四伏的大环境下,账上没有现金,就没有生意伙伴。那时李干周每天几乎都被借贷填满,不是还债,就是在借钱的路上,开车像开飞机,走路全用跑,争分夺秒地借钱、还债。一边从银行贷款还民间借贷,一边又从民间借高利贷还银行的欠款,不停地拆东墙补西墙。当时每年民间借贷的利息就有约500万元。为了还债和维持公司运营,李干周卖掉了自己的婚房和汽车,李干周大哥和二哥的自有住房也拿去银行抵押或变卖抵债,全家十几口人搬进工厂办公楼,以厂为家。
然而,在十多年前,温州民营企业融资并未如此困难。1980年12月11日,19岁的温州姑娘章华妹从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到“工商证字第10101号”执照,这也成了中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刊发文章《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首次公开提出“温州模式”,即以生产小商品为主,靠农民供销员和农村集市购销搞活流通渠道,靠一大批能工巧匠和贸易能手开辟致富门路。
繁荣的民间经济催生了活跃的民间金融活动。上世纪80年代,一种被称为“抬会”或“排会”的信贷交易活动悄悄地在温州各乡村出现。最初只是几个人组成一个互助会,每人出一笔钱,用钱的人付给其他人高于银行的利息。《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中记载,在1984年前后的温州,以这种方式进行流通的民间资金已超过了3亿元,成为当地私人企业发展最重要的资金动力。当时几乎所有的业主都从“抬会”中借贷或出贷过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