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未完成的身份建构

漫步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中央大街，你会发现街道两边的城市景观在剧烈地变化，从巴洛克风格到新古典主义，从圣索菲亚大教堂到十月广场，从赫梅利尼茨基雕塑到舍甫琴科公园，你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走过基辅11世纪到20世纪的历史，也从乌克兰的帝国时代进入苏联时期。穿城而过的第聂伯河是乌克兰与俄罗斯文明的共同摇篮，也成为东西乌克兰的地理分界线。但在这个摇篮的中心基辅，一切元素都杂糅在一起。

基辅的建筑暗示着乌克兰的处境：长年深处帝国的夹缝之中，是选择以拜占庭基督教传统为主的东方，还是皈依罗马教皇的神圣权威所代表的西方？而问题的根本则在于，乌克兰人至今无法圆满地回答一个问题：我们是谁？

从利沃夫到哈尔科夫

在基辅市中心的广场上，赫梅利尼茨基的雕像纪念碑已经屹立了一个多世纪。在对乌克兰的不同历史叙事中，赫梅利尼茨基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乌克兰”是一个中世纪的概念，在更早之前的公元9世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是东斯拉夫人，他们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共同祖先。东斯拉夫人以基辅为中心，建立了以公国为形式的松散政治体基辅罗斯，直到13世纪中叶，在蒙古人的铁蹄下解体。基辅罗斯的崩溃催生了乌克兰和俄罗斯。

在蒙古人之后，到15世纪上半叶，这个曾强盛一时的公国被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夺去了大部分土地，其中，加利西亚和西波多里亚归于波兰，沃里尼亚则落入立陶宛大公国，这些地区是现在西乌克兰的一部分。1569 年，立陶宛与波兰合并，此后，波兰用了近100年时间将其文化灌注到这片土地上，基辅罗斯的后代们很快学会了波兰式的贵族民主、日耳曼式的城市自治，以及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魅力。

在波兰统治期间，发源于基辅南方草原上的小型游牧社群逐渐壮大为哥萨克人，他们主要在第聂伯河两岸游荡，并首次开始使用“乌克兰”来自称。哥萨克统领赫梅利尼茨基在1648年春天发动了史称“大叛乱”的哥萨克起义，以反对波兰的统治，这是16世纪末以来的第七次大规模哥萨克暴动，前六次都被很快镇压，但这一次，赫梅利尼茨基比他的前任们更聪明。

1654年1月8日，是乌克兰历史的拐点，赫梅利尼茨基代表哥萨克国向莫斯科沙皇阿列克谢·罗曼诺夫宣誓效忠，并签订了《佩利亚斯拉夫协定》。哥萨克王国加入莫斯科公国，以获得庇护。这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复杂关系的开端。

赫梅利尼茨基后来被奉为“民族之父”，是他将乌克兰人从波兰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也是很多研究者眼中近代乌克兰民族认同的源头。但在苏联的历史学家那里，他却被视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统一”的关键人物。1888年，俄罗斯沙皇要求把俄乌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永久凝固在时间中。在他的命令下，赫梅利尼茨基的青铜雕像在基辅市中心被立了起来。赫梅利尼茨基骑着马，马蹄正向上抬起，他手中持有的不是利剑，而是权杖，指向莫斯科，这似乎暗示了他正要去的地方。雕像的设计者哈伊尔·迈克申最初还计划在雕像下面的纪念碑上刻上一句铭文：“统一、不可分割的俄罗斯—致指挥官赫梅利尼茨基”。后来，这句话被删掉了。那一年，恰逢 1863 年波兰起义。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浦洛基在其书写乌克兰历史的著作《欧洲之门》中指出，1654年，没有一个身处佩利亚斯拉夫或莫斯科的人会从族群的角度来考虑或谈论问题。

这是因为，哥萨克人反抗波兰，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波兰逼迫信仰东正教的他们转向罗马教廷。而赫梅利尼茨基转向莫斯科之初，只是想获得一个更强大力量的保护。哥萨克用臣服从沙皇那里换取到了足够的自治权并享有自由。但当莫斯科公国进阶成为东方强大的俄罗斯帝国以后，叶卡捷琳娜二世考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哥萨克俄罗斯化。女皇将哥萨克列为帝国版图内的一个行省，并以“小俄罗斯”来称呼。“小俄罗斯”也一度成为哥萨克国内的主流话语。

在彼得大帝时代，乌克兰教士们纷纷加入帝国教会，大量的乌克兰人开始为帝国服务，在18世纪的最后20年里，圣彼得堡师范学院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来自哥萨克国，越来越多的乌克兰人涌入帝国学校、军队和行政部门。

一些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在数十年的时间里进行了深度融合，但就在同一时期，另一些乌克兰人则和俄罗斯人渐行渐远。《佩利亚斯拉夫协定》签订后，俄国与波兰进行了长达13年的战争，最终，双方以第聂伯河为界将乌克兰进行了分治，第聂伯河右岸的西乌克兰属波兰，左岸的东乌克兰归俄国，这不仅是乌克兰近代早期历史中最重要的一条地理界限，也是一条重要的文化分界。此后，这条界限虽时有调整，但总体而言，经过数百年的浸润，东、西部乌克兰地区已经形成了非常不同的文化气质和城市风貌。

在今天的乌克兰，沿着第聂伯河一路向西，就来到了距离波兰边境只有60公里的利沃夫，这是西乌克兰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聚集地。1793 年，俄国第二次瓜分波兰，第聂伯河西岸的大部分乌克兰地区也被划入俄国，但最西部的利沃夫直到1939年才并入苏联，此前，这里先后经历了波兰、波兰立陶宛共和国和奥匈帝国统治。

也就是说，利沃夫受俄罗斯文化影响的时间还不到50年，和东部地区远远无法相比。在东乌克兰，从俄罗斯帝国到苏联时代，已被统治了300多年，其间经历的“二战”更是让这一地区的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牢牢地团结在一起。

在利沃夫市中心，这里有巴洛克风格、洛可可、新古典主义、新艺术运动等不同时期的建筑，也有捷克布拉格和波兰克拉科夫的风情，但除了偶尔在路边贩卖苏联胸章的老人，你很难从这座城市中找到苏联的痕迹。自 1990 年代初以来，利沃夫也一直是乌克兰语出版业的精神家园。这里还有很多斯特潘·班德拉塑像。班德拉因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领导了乌克兰激进民族主义运动而被总统尤先科授予“乌克兰英雄”称号。但他曾和纳粹合作，又被一些人视为纳粹分子。但无论支持或反对他，乌克兰独立后的历任执政者都喜欢谈论这个争议人物。就像赫梅利尼茨基一样，班德拉也反复成为乌克兰不同历史叙事的主角。

沿着第聂伯河东岸，本次冲突中受到严重轰炸的哈尔科夫则是另一个极端。这里距离俄罗斯边境只有30英里，大多数出租车司机都会在早上将收音机调到俄罗斯电台，几乎所有人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在这座城市，几乎所有的元素都和苏联有关， 街道的名称是以苏联将军命名的，很多楼顶还挂着印有列宁头像的徽章，在城市中心的自由广场上，还曾有一座乌克兰最大的列宁像。

至少在今天的哈尔科夫，东、西部的分裂已经不再像独立之初那么明显。乌克兰政治学者Tatiana Zhurzhenko在21世纪初到哈尔科夫下面的边境村考察，她发现：“在当时，与苏联过去的决裂仍然特别痛苦。”在论文《乌克兰东部边境：模糊性的终结？》中，Zhurzhenko这样写道。

她指出，1990年代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包括土地改革、集体农场的解体和私营农业公司的出现，以及随之伴随而来的失业率上升和社会不安全，被当地人归咎于新独立的乌克兰政府的失职。在后苏联时代，东部边境地区的乌克兰人，仍然会调动他们的苏联记忆，把苏联当成想象中的家园，这种怀旧情绪在亲俄者的抗议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且，在顿巴斯的矿工定居点和工业城镇，这种心理机制会更加强烈。

以第聂伯河为中心的东西部分界线，在几百年后从一个地理概念变成了文化符号。当1991年乌克兰独立时，新的国家边界线在哈尔科夫与顿巴斯以东。对于这条新的实体意义上的国家边界线，刚开始品尝自由气息的乌克兰人还很模糊。这也意味着，此后三十年间，乌克兰人需要做两件事：第一，再次在东方和西方之间作出选择;第二，不要在国家的边界和东西部地区的分界线之间左右摇摆。

语言与身份构建

“舍普琴科与克莱明用乌克兰语写作，阿赫玛托娃用俄语，策兰用德语，卡明斯基用英语。由此可见乌克兰民族文化的复杂性。”国内一位东欧文学的研究者这样写道。

乌克兰人在对“自我”身份的构建，时常混乱和模糊。浦洛基就指出，乌克兰成为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却又因过去的文化、政治边界所造成的诸多地区分界线，而陷入分裂。这些地区上的各种边界，又共同构成日常生活中更喜欢说乌克兰语和更喜欢说俄语的人群之间的分界线。

乌克兰历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Golovko Volodymyr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你去和一个乌克兰人交流，不特意强调你要说哪种语言。无论你说乌克兰语还是俄语，对方都能自然地“接住”，但如果你特意去问一个乌克兰人，哪一种语言更“好”，“那么，你就要做好进行一场长长的辩论的准备了。”他说。

1847年，基辅大学教师塔拉斯·舍甫琴科怀着忧伤写下：“他们将果戈理作为我们的典范。这个人根本不用自己的语言写作，却用俄语。”在乌克兰之外，少有人知道的是，好几位俄国文学史上最有分量的作家并不是俄罗斯人，而是乌克兰人，比如，果戈里、涅克拉索夫和伊利亚·爱伦堡，以及被称为“俄罗斯良心”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他其实也是半个乌克兰人，操着带有乌克兰口音的俄语。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前会长、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刘文飞在《俄罗文学和俄罗斯民族意识》一文中指出，俄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俄国文学却是单一民族的，因为“俄国文学所制造的话语涂抹和勾销了被称为俄国的一个国家里的非俄罗斯人的诸民族”。

然而，在那个乌克兰民族认同还在萌芽的时代，舍甫琴科从这种密不透风的话语中突围了。1840年，他用乌克兰语写作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科布扎尔》，意为“歌手”。民俗学者们狂热地收集各种方言写成的民歌，近代乌克兰文学的奠基人伊凡·科特利亚列夫斯基用乌克兰语写成了六卷《埃内伊达》，并将这种新的文学带到了第聂伯河两岸。

但实际上，没有办法不去理会俄罗斯人。就在舍甫琴科拿起笔之际，沙俄帝国连续发布了几次对乌克兰语的使用禁令。1863年夏天，禁止在帝国全境内出版任何用“小俄罗斯方言”写成的宗教和教育类作品。当时，正值波兰起义，帝国担心那些“为了实现政治野心”而打着“教化大众”名义的出版物，会动摇乌克兰人民对沙皇的忠心。禁令公布以后，在五年内，乌克兰语出版物的数量就从38种减少到仅存一种，而且，这一禁令在1876年5月成为了永久性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