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廿南大：历史湍流中的求索

走进南京大学仙林校区的大门，迎面就是标志性建筑杜厦图书馆。在这个由立方体构筑的新式建筑群门前，立着写有“国立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两块石碑，昭示着南大悠久而复杂的历史。

为纪念1947年学生运动引发的“五二〇惨案”，5月20日后来被定为南京大学的校庆日。但实际上，南京大学的血脉，始于1902年晚清时期张之洞开始筹办的三江师范学堂。此后120年，学堂相继变身为高等师范学校、综合型大学，再到苏联模式的文理型大学，并先后与其他院校分分合合。但不论是何身份与处境，它始终坚持“法乎其上”，瞄准世界顶尖，求索一流大学办学之路。

“诚、朴、雄、伟”

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新旧教育学制的转折点。三江师范学堂选址在南京鸡鸣山下的北极阁，所建洋楼有“五百四十室”。1906年，学校改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 校监李瑞清将“嚼得菜根，做得大事”定为校训，是清末高等学府中，最早以“造就一流国际顶尖人才”为目标的校训。但“大事”未成，清王朝覆灭。1915年，民国政府在其荒废的旧校舍里，设立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南高师在1923年转变为国立东南大学，规模达到5科27系，一度是中国长江以南唯一的国立大学，与北大南北并峙。随着五四运动的兴起，“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思想在当时风行。东南大学的一群教授们创办《学衡》杂志，主张“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他们以“学衡派”为名，宣扬“新人文主义”，对当时流行的实验主义和白话文学进行反思。

时任东大校长的郭秉文提倡以事功、效率为导向的实用主义，强调大学为社会服务。而学衡派注重人文及纯粹的科学训练，为学问而学问，不求急切实用。因此，学衡派不仅与胡适倡导的实验主义有所区别，也在东大内部独树一帜。

对于当时的东南大学，近代史专家梁敬镦在其《记北大（东大附）》一文中评论：“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然东大文史哲教授，实在不亚于北大。”

1927年春，因战事爆发，东南大学停课，师生四散。这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在南京建设“超级大学”变得顺理成章。起初为纪念孙中山，全国若干所重要大学被改名“中山大学”，前面的编号是北伐军攻克城市的顺序。东南大学成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国立”二字意味其隶属中央。江苏省境内9所学校合并，“四中大”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内设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8个学院，40个系科，是当时全国院系最全、规模最大的大学。

为抗议国民政府抗战不力、办学经费不足和校长人选等问题，中央大学爆发学生运动，“八易校长”，直到1932年8月，时年35岁的罗家伦出马，才坐稳了校长的位置。罗家伦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在就任中央大学之前，是国立清华大学的首任校长。

拥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的罗家伦，从19世纪初德意志民族的复兴历程中受到启发。当时，德国除了政治和军事改革，柏林大学学者对其民族精神的再造也发挥了巨大作用。罗家伦认为，当时中国国难深重，犹如普法战争前夜，希望中央大学能担当柏林大学的角色。

为此，他在中央大学提出了“诚、朴、雄、伟”的校训。罗家伦认为，作为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不再是笼统地培养人才，而是应对民族和国家负有特殊的责任和使命。“养成好的学校风气，才能培育出新的精神和新校风，无论校长教职员学生都要努力于转移风气。由一校的风气，转移到全国的风气。”

1937年下半年，炮火逼近南京，中央大学西迁。爱国实业家卢作孚为中央大学免费提供了转移的船只。那些被转运至大后方的财物中，甚至包括航空工程系三架拆卸式飞机、供解剖用的24具尸体，和农学院部分良种生物。就连畜牧场里的美国加州牛、荷兰牛、澳洲马、英国约克夏猪、美国火鸡等，也在经历了一年的迁徙后抵达重庆。中央大学“鸡犬不留”，全部搬到了重庆沙坪坝和成都华西坝。

在大后方，中央大学所获拨款是西南联大的三倍，学费低廉还提供助学贷款，因此深受学生青睐，每年几乎2/3考生都将其作为第一志愿。抗战八年，中央大学在重庆共毕业8届学生，约4000人，并培养了几十名研究生。

罗家伦于1941年辞任。在职9年间，他保护了中央大学，也稳定了中央大学。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原所长龚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罗家伦提出的“诚、朴、雄、伟”四字校训对校风建设起到了很大作用，他呼吁学生们沉下心看书，要“教育抗日”，定下了与东京帝国大学相抗衡的目标。“他要求学生老师不要喊口号‘抗日’，而是要多读书，实际上也有一些安抚和平复学生运动的意思。”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次年中央大学迁回南京，在南京四牌楼原址复校开学时，在校生共计4719人，还包括印度、土耳其、韩国等国的留学生。在1948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中，中央大学已超过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排名亚洲第一。

预先埋好的种子

1960年秋天，20岁的青年蒋广学从家乡徐州沛县出发，坐了9个小时的火车抵达南京。他沿着汉口路往西走，发现“南阴阳营、北阴阳营，及鼓楼西路北侧的一至四条巷，直到渊声巷，都是南大的地盘。”他当时感慨，“一片广阔的天地，大有可为。”

此时的南大，也正经历着改变。蒋广学是南大政治系新哲学专业的第一届学生。1949年后，随着中国的政治中心由南京转移至北京，解放前的“巨无霸”国立中央大学也改名为南京大学。为“改造旧教育”，进行了系科的局部调整，比如，南大医学院被军方接管，后来成为第四军医大学的一部分。

1952年，效仿苏联的高校院系调整在全国启动。南京城内另一所名校金陵大学与南京大学合并后，以两所大学的各系科为基础，再合并一些其他高校相关系科，陆续独立组建了至少9所高校，包括河海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江南大学、南京工业大学等。

新的南京大学被定位为文理科综合大学，仅剩部分文理科，共13系，哲学系被并入北大。学校也离开了四牌楼的原校址，迁至金陵大学的校园——鼓楼区汉口路一带的大片土地，工学院留在了四牌楼的本部，成为现如今的东南大学。

1957年，云南省长郭影秋出任南京大学校长。在当时“大跃进”的背景下，南京大学党委强调科研工作猛攻“高、精、尖”，在1960～1962的三年规划中，决心在三年内赶超英国剑桥大学。尽管这是个目标过高的规划，但客观上促进了南大的发展。

作为哲学系第一届学生，蒋广学回忆说，当时号召“向科学进军”，理应增设许多尖端科学的专业，但南大在增设计算技术、力学、声学等一批新专业之外，还打算恢复看起来离科学很远的哲学系。对此，郭影秋给出了一个令人无法反驳的理由：“南大的文科只有历史系、外文系和中文系（是不够的），应该发展哲学，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灵魂。”蒋广学说，哲学系的恢复，对学校后来恢复院系调整中失去的人文社科研究，意义重大。

蒋广学回忆，当时“左”的倾向在高等学校中正不断蔓延，郭影秋领导的南大党委却提出，要提倡学术上不同风格、不同学术见解的自由讨论，实行“三不”主义：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逐步使南大师生从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转向认真教学读书的轨道，使教学和科研成为学校的中心工作。

1963年，郭影秋调任人民大学，接任他的，是“老革命”、从吉林大学调来的匡亚明。到任这年的8月2日，匡亚明在公开演讲中指出：“高等学校是培养知识分子的地方，高等学校办学应当依靠高级知识分子。”正是在这种风气下，南京大学成为首个研制出电子计算机的高校，而分子筛、华南花岗岩、金属缺陷、内蒙古草原综合考察以及大米草引种与利用，被誉为1960年代南京大学科学研究的“五朵金花”。

匡亚明在“文革”中被打倒，至1978年复出，再度担任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当年5月，匡亚明在南京大学建校76周年大会上指出，一个社会主义大学必须具有“四个空气”，即高度的政治空气、高度的学术空气、高度的文明空气、高度的文娱体育空气。他说，“这是拨乱反正，提高教育质量，贯彻教育方针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样也是高等学府现代化的标志。”

蒋广学毕业后留在南大工作。他说，1960年设立的哲学专业，像一枚预先埋好的种子，在改革开放后开枝散叶。哲学专业首先在1978年成为独立的哲学系，由曾经的副校长孙叔平出任系主任;1980年，哲学系教授葛林创建了经济学系;1981年，哲学系教师林仁栋成为南大法律系首任系主任;而哲学系教师周晓虹在1983年进入社会学研究室，令南大在1988年恢复了社会学系，成为国内首批恢复社会学的综合性大学之一;政治学系也在1987年恢复招生。

南大的边疆政治系虽然在1950年取消了，但1956年学校成立的元史研究室算是为其留下了火种。1988年，以元史研究室为基础，南大成立了民族研究所，后来发展为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

龚放还表示，1952年院系调整，对南大来说“有失也有得。”南大的理科得到了强化，主要体现在天文和地理领域。

天文学系是院系调整中南大新成立的学院，由齐鲁大学天文算学系和中山大学天文学系在南大合并而成。1982年，南京大学在紫金山南麓建成并投入使用了塔式太阳望远镜（简称太阳塔），这是中国第一座太阳塔，用于观测太阳耀斑、日珥等太阳活动区。2011年，南大天文系扩建为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此外，浙江大学地理学系地理组的加入，也强化了南大的师资。

研究“大学怎么办？”

1978年之后，改革开放需要大量人才，高校建设迎来发展时机。1983年4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国家计委《关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提出，“加速发展高等教育刻不容缓”。

同年5月中旬，国家教育部在武汉召开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在听取了教育部长何东昌作出的《关于调整改革和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若干问题》报告后，参会的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浙江大学名誉校长刘丹、天津大学名誉校长李曙森和大连工学院名誉校长屈伯川，共同讨论起草了一份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建议书，建议将50所左右高等学校列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除正常的教育经费外，五年内每所高校另增加重点投资1亿元，建议书寄出后，匡亚明还专门就此事给邓小平写信。

龚放将四位老教育家的建议称之为“八三五建言”，这一重要的建言献策引起了高层重视。党中央和国务院经过研究，在1984年，将五所高校列入国家“七五”重点建设项目，分别是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此外，各部委也计划支持4所部属高校：农业部支持中国农业大学、卫生部支持北京医科大学、国防科工委支持哈尔滨工业大学、中科院和国家科委支持中国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