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辉：浪子、作家和10秒的感伤

去年6月底，马家辉去了趟澳门，按防疫要求被隔离14天。平均气温31℃的亚热带溽暑中，待在酒店房间的他却感觉骨头里直冒寒气。因为从小就有一个奇怪的迷信，每次出现这种阴冷感，一定是周围有“鬼”出现，所以他知道这一次又糟糕了。

这次撞到“鬼”的经历还让他迟迟不知如何下笔的小说《双天至尊》，意外地找到了开头：“故事就讲我在澳门隔离，出现了一个‘鬼’，他说：‘别怕，我不会害你，我是你的粉丝。我死掉之后有人把《龙头凤尾》烧给我，我太喜欢看了。’我问他为什么那么喜欢，他说因为他是gay。我又问他是来要签名吗，他说：‘是，更重要是我来催你赶快写第三本书，因为第一本第二本我都看了，我希望在投胎以前能看完第三本。’我跟他说我还不晓得怎么写，他说：‘你写我的故事吧’。然后他就把他在人间如何当了道士、又如何做了龙虎武师拍电影、后来又怎么样混黑社会、怎么样死掉告诉了我。”

年底正式动笔，这个“鬼故事”目前只写了四万多字，刚讲到道士开始跟着叶问学功夫。写作对马家辉来说从来不是难事，香港的报纸每天都有他的专栏更新，却唯独在小说创作上不曾笔疾如飞——《龙头凤尾》写了两年、《鸳鸯六七四》写了四年。这一次要写多久，马家辉心里还是没数，作为“三部曲”的终章，《双天至尊》负载了更多超越前作的自我要求，也随着故事进入到距离现今更近的时代而倍加谨慎。但他希望明年可以搞定，因为1963年出生的自己届时刚好六十岁。

老得惊心动魄

这几年，年龄在马家辉身上开始败露出一些从未显现的踪迹。最明显的便是体力和精力的衰退，从前他根本不懂什么叫累，现在最多勉强做完三件事就得趴下休息了。

情感上也发生着许多“恼人”的变化。最近，他从过去二十年写过的散文里挑挑拣拣，攒了本集子取名《大叔》。其实同名的文集8年前就出版过，彼时的他对自己终于迈入大叔之列颇有些兴奋：“我变得更加放肆……亲近颠倒梦想，愈发朝着狂野的终点前冲”。但这回重新编辑，他把这些字句通通撤掉，更替了七成文章，并且特意把所有与“家”有关的篇目归拢到一起，放在了卷首最显眼的位置。

“家，是生活的资源，亦是精神的寄托;家，既是梦想，亦是现实。“开篇的《家：总有珍惜的理由》就是他新加进去的，文风“一本正经”得罕见：“这一刹那，我几乎流泪，因为这一刻，仿佛我才是严苛的父亲，他（注：指马家辉的父亲）是个受责的儿子，我们的关系彻底颠倒过来”，“每回看见我女儿的孤独背影，我便联想到他日自己和她母亲走向衰败，终而死亡，天地茫茫，唯剩我女儿一人面对，那是何等凄酸的事情”。

不过当文字里隐藏的柔软被人看破时，马家辉却有些羞于承认。“岭南社会的华人，家的责任感很重，这种价值观一直都有。”江湖一生，他习惯了以浪子面目示人，常常用名字当作不由自主的命定：“我叫家辉嘛，家之光辉。香港好多人都叫‘家’，连女生也叫‘家’。”但一番玩笑过后，他还是找补了一声感叹：“可能年纪越大就越重吧。”

“到了某个年纪，你对于家、对于两代之间的关系看得特别重，里面当然有变化。就像我十年前刚刚当hall master（香港的大学舍监）的时候，很鼓励学生去玩去喝酒打球、鼓励他们放肆，然后年纪越大就越来越老头一样——小心一点、别太晚睡、别太吵，就很多爹味，有时候啰嗦到自己都讨厌自己。”

马家辉说，其实自己内心一直都有柔软的部分，只不过从前是一种隐秘、私密的存在，随着到达生命的某个阶段，才会比较容易呈现出来。“老去不老去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回应你的情绪。我不能说没有感伤，但是尽量提醒自己，只能感伤5秒或者最多10秒，差不多了，停了。”同样，新版《大叔》的序文里他如是写道：“廿多岁时读郑愁予的诗，‘三十未死，四十有何话说’，却斑驳一如背负诗囊的唐马，深觉动人。其后三十果然未死，四十也仍存在，甚至活过了五十，明年六十，一路走来，猛然领略，斑驳亦为美学，而且更是必然。”

尽管如此，站在必然面前，他也还是会偶生恐惧。“梁实秋说，人过了四十五岁，谁先死都不知道。特别我家族基因不好的，祖父五十多岁死，祖母也是五十多。时间无多了。”眼下正在创作的小说，他每写完一部分便会通过电邮发给朋友，嘱咐他们万一哪天自己突然死掉就赶快将其出版。

“可是说起这个，也有个烦恼。”在《中国新闻周刊》的提问下，略显沉重的谈论显然早已超过10秒的自我定额，他终于找到一个机会，拍马调头：“万一我突然死掉，我很多不能见光的档案——像手里的裸照——怎么办？”

孤独的小孩

当然，这事儿不必多么当真，马家辉说话向来是荤素不忌的。他喜欢聊桃花情爱、咸湿色欲，也经常拿风流韵事充作吹水谈资，但其实从二十几岁认识了台湾女孩张家瑜，他们已经琴瑟和谐地过了半辈子安安稳稳的婚姻生活。

他说过，自己嘴巴上的刻薄、自大、不检点主要是受李敖影响。十七岁时，他在书店看到一本《文化顽童李敖》，立马就被这个好玩的家伙吸引住了，然后到处找李敖的东西来读。两年以后参加A-Level考试（相当于香港的高考），因为英文将将及格，他被港大拒之门外，便怀揣追随李敖的念头去了台湾，据说还带了一幅鲁迅像。二十一岁生日的前两个月，他出版了《消灭李敖，或者被李敖消灭》，李敖看完对他说：“二十多年前，我写了一本关于胡适的书，胡适对我说：李敖，你比胡适更了解胡适。而现在，我要说，你比李敖更了解李敖。”

如此肯定，无疑证明了马家辉的天赋是该吃读书识人、作文论事这碗饭的。然而小时候的他，深深着迷的却是隐藏在街角窄巷的地下世界。

马家辉成长于香港岛北岸中央的湾仔。这是一片复杂多元的区域，小说家潘国灵曾总结过它的多副面孔：“太原街、篮屋的唐楼是庶民的湾仔;湾仔北的会展中心、新鸿基中心是商业的湾仔;洛克道一带的酒吧代表了声色的湾仔;多个独立文化艺术团驻扎的富德楼和戏剧演出团体是人文的湾仔;税务大厦、金紫荆广场是官方的湾仔……”六七十年代的湾仔更是三教九流鱼龙混杂之地。这里遍布酒吧、凤楼，烂醉的鬼佬大兵、买卖白粉的毒虫、堂口的烂仔、媚淫的妓女皆游荡于此，张爱玲写它“充满了下等的娱乐场所”、黄碧云的“列佬”在此偷了美国大兵的钱，到了也斯笔下则弥漫着灵异的鬼魅;许多“南来文人”也住在这里，于是报馆、书店扎堆，印刷店铺聚集的那条喜帖街后来被一首流行歌曲唱得人尽皆知。

儿时的马家辉见惯了湾仔的野生与混乱，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过：“我曾蹲坐在卢押道口的大排档前吃早餐，忽见一人拔足狂奔，后面有人持刀追斩，男子终于身中多刀，那股喷射出来的血腥掩盖了我手里的那杯咖啡香。我的邻居好朋友，家里经营外围马，我曾经陪他替其父亲带送赌缆，走在旧楼梯间，看见两个瘾君子在闪动的烛火下蹲坐打针……”因为父亲是孤儿，成家之后便把母亲一家接到了一起生活，外婆母亲都是赌鬼，三个舅舅也永远在麻烦与麻烦之间不断挣扎。还是在那篇文章里，他写道：“我曾经目睹舅舅毒瘾发作、索钱不遂，冲进厨房捡起一把菜刀、斫杀其父。我曾经踏进一间麻雀馆，找我在里面充当‘雀手’的外婆，烟雾弥漫，牌声震天。十来岁时，我于课余到另一位没有毒瘾却有赌瘾的舅舅的洋服店内帮忙，那在卢押道和洛克道交界，旁边都是酒吧，每晚看着洋水手和土吧女揽腰走过。” “内外熏陶”之下，马家辉12岁就开始坐上赌桌，一下课便打扑克牌，经常跑去麦当劳里赌钱;走到纹身店门口时，也曾有过冲动想进去搞条过肩龙。

修顿球场是那时候的湾仔中心，白天少年们在这里踢球，晚上古惑仔在这里聚会。马家辉整天流连于此，他并不善于运动，只是期盼能与大佬邂逅，加入某个社团。但事实是，从来没有人拉拢过他，又瘦又小的个头实在无法让人相信他能冲锋陷阵打打杀杀。

“我是一个孤独的小孩。”谈起成长的经历，马家辉这样说到。好友梁文道其实早就看透了他的孤独是骨子里的：“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觉得他应该是很外向很长袖善舞的一个人。不，其实他不是。我所知道的马家辉极其内向善感而纤细，他最适合做的事是躲在房里读书写作，或者坐在幽黑的电影院里一个人对着银幕默默流泪。”马家辉对此也许不会愿意认同，他有他自己的解释：“因为我长得太帅了，女生都跑过来我这边撩我，别的男同学怎么办，多不爽对不对。”

不过可以确信的是，正是这份童年的孤独推着他，走上了文化人的路：“当你是一个孤独的小孩，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看书、思考，再来写作就很自然了嘛。”

欠湾仔一个故事

马家辉的父亲是在报社上班的，还当过《东方日报》总编辑，但并非金庸那样的文人办报，充其量只算“报匠”，写的大多是马经、杂文和艳情小说。马家辉从十九岁开始也在报纸上写起专栏，最初只是客串，每周用笔名发两三个乱七八糟的小方块。从台大毕业后，他靠着写专栏赚来的钱去了美国，分别在芝加哥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读了社会学的硕士和博士。

“比较年轻的时候，二十来岁，理想比较对外。我希望追求建立一个和平、公道、公义的社会——当然还没到救国救民，听起来很肉麻，可是这个是我花了六年时间去读博士的理由。读完之后才明白根本没有这种社会，我也没有能力去追求这种社会。”于是，师从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大师莱特的他，在博士论文中用“博弈论”对香港立法会进行了一番雄心勃勃的分析，随后便毕业回台，做了一家地理杂志的旅行记者。

1997年，马家辉回香港做了《明报》的副总编辑，兜兜转转，最终他还是承了父亲的“业”。但他比父亲做得成功：从香港到内地、从报纸到杂志都有他的笔墨，其文字刊载过的地方比其真正到过的地方还多，有时候他甚至觉得自己就是现代梁启超;他创办了《明报》的“世纪”人文副刊，邀请名家助阵，古今中外，针砭时事，一改香港报纸的副刊格局;1998年凤凰卫视开播《锵锵三人行》，作为常驻嘉宾的他又逐渐被更多人熟悉起来。

马家辉用计算器算过，几十年间自己写了两千多万字。但这其中，只有两篇是小说，一篇是17岁时写的1000字的极短篇，另一篇是香港回归时用新闻编的故事，那时他努力想写出“香港回归时的社会心理状况”。

当初邀请他去《明报》的，是著名报人高信疆，马家辉称其为纸上风云第一人。在和他的交往中，社会理想早已破灭的马家辉找到了新的理想：“高先生说，家辉，对其他人来说，性格是命运，对我们这类人来说，理想是命运。年纪越大，越敬佩高先生这句话。我不敢说才华，我当然没有这种大本领，自己有几斤几两自己明白，可是重要的是不管几斤几两不要浪费，所以尽量发挥文学创作的敏感度，认真地说就是我的理想了。”在他心里，文学创作的光谱里始终有一个金字塔，高峰是诗，然后是小说。他知道自己写不了诗，于是决定要挑战一下小说——何况自己还欠湾仔一个故事。

五十一岁这年，他坐到了书桌前敲打键盘，写下人生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这是一个甚为生猛的开始：十五六岁的“我”一边认真观看着外公细细品食“牛宾周”，一边听他说洪门猛人哨牙炳“金盆洗捻”的故事。哨牙炳的故事发生在1967年，稍稍翻阅一下香港历史就能知道，这一年多么特殊多么重要。

但紧接着他笔锋一转，另起回目写了个前传出来。时间线被拨回到了1936年——那是香港沦陷前夕，这片弹丸之地正夹在港英政府、大陆内乱与日本侵华的夹缝中人心惶然，茂名的木匠陆北才跟着军阀陈济棠的部队南下，就此闯入这个乱世危城，跌跌宕宕最后摇身成了洪门孙兴社的龙头，还与英国殖民官张迪臣发生了一段凄凄切切的断背之爱。

学者陈国球在《香港的抒情史》一书中说过：“情所棲遁处，就在于可以载心的香港文学。”马家辉一出手即向此直奔而去，他笔下看似狭邪色情、荒腔走板的传奇，隐喻暗喻间的草蛇灰线实则尽是香江往事。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一眼识破，谓之香港的“性史——及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