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改革迷途

4月20日，2021赛季中超联赛重燃战火，采取分阶段赛会制形式。第一阶段，16支球队分为两组，在广州赛区和苏州赛区举行。中甲、中乙联赛分别在4月24日及5月15日开赛。

伴随着金元足球泡沫的破裂，大量球队批量式退出，足球是否具有公益属性的讨论以及中性名、限薪等新政的“强制性落地”，都让今年的中国足球备受争议。

从1994年开始，中国足球职业化至今已历时27年。一路走来，投资金额越来越大，足改方案接连不断，中国男足的世界排名却从第40位左右跌落至77位，落后于仅有16万人口的库拉索一个名次。三级联赛（中超、中甲、中乙）至今未能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职业球队几乎没有自我造血功能，对投资方依赖性过强，其生死甚至取决于投资方是否撤出。不重视青训、盲目归化外援、疯狂砸钱买天价外援等功利性表现，不断侵蚀中国足球。

中国足协战略规划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校园足球专家委员会委员张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谈到中国足球的病状，很多人都能滔滔不绝说很多，但真正坐下来研究的人很少，相关决策层也不知道听谁的。“足球在中国充满功利性，这些年来，中国足球还是没有找到病根，没有找准方向。”

“金元足球”破产

为限制俱乐部盲目投资、薪酬过高等情况，早在2018年12月20日，中国足协召开的相关会议上，就出台了未来三个赛季俱乐部每年投入的封顶金额：在2019年～2021年，中超俱乐部为别为12亿元、11亿元、9亿元。中甲和中乙俱乐部，分别为2亿元、0.35亿元。此外，还规定中超球队设有国内球员最高薪限制：税前1000万元，国脚可增幅20%，为1200万元。但从实践看，因球队投入是市场行为，政策缺乏约束力，难以落地。

根据2020年底中国足协出台的政策，从2021年赛季开始，在未来三个赛季中，中超、中甲、中乙俱乐部单个财政年度总支出（“投资帽”）最高分别不得超过6亿元、2亿元、5000万元。在税前最高年薪（“工资帽”）方面，中超、中甲的本土球员分别为500万元、300万元，外援分别为300万欧元、150万欧元，中乙球员为120万人民币，U21球员为30万元。

为保证“限薪”方案执行到位，中国足协称，除了将通过一家或两家知名会计师事务所落实对“限薪”政策落地监管外，还推出了一套严格的违规惩戒规定。中超如有俱乐部单季支出总额超标的，超额比率在20%以内的，将被扣除6个联赛积分，超额比率在20%至40%之间的被扣除12分，如还有进一步超标，最多将面临扣除24分的重罚。

对违规发放薪酬的俱乐部，被查实后，球队将被取消成绩，被处以降级的终极处罚。球员如果没有按规定申报收入（收益），一经查实，将面临24个月的停赛处罚。中国足协还规定，方案中提及的“球员收入”包括工资、有价证券、房产等，不包括奖金。球员收入统一为税前薪酬;球员如果和第三方签订商务合同，需得到中国足协或授权机构认定，否则收入将计入薪酬;俱乐部不得通过关联公司向球员或直系家属发放现金等报酬。

种种限薪规定的背后，与近年来中国金元足球的大环境有关。张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于限薪问题，国务院相关领导、中国足协等征求意见时，他表示同意。“现在中国球员身价虚高，再不干涉，就玩不下去了。俱乐部也表示认同，不然恶性竞争下，俱乐部也越来越吃不消。”

3月19日，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在接受白岩松专访时称，中国足球在泡沫下，很多投资人都表示难以维持，毫不夸张地说，真到了有可能“坍塌”的地步。“中超俱乐部的投入普遍在每年七八个亿，甚至十几、二十个亿，全世界仅此一例。中超俱乐部的投入是日本联赛的3倍，中国球员的工资是日本球员平均工资的10倍，大家都难以为继。”

去年12月，在中国足协召开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专项治理工作会议上，陈戌源还曾表示，“我们俱乐部的投入，是日本J联赛俱乐部的三倍多，是韩国K联赛的10倍多。球员薪酬是J联赛的5.8倍，是K联赛的11.7倍。中超投入巨大还不觉醒，难道是良心已死吗？”

中国迎来金元足球时代，是从2011年开始。广州恒大足球队升入中超，金元足球也开始登陆中国球市。在金钱开道和大量国内外优秀球员、教练员的加盟下，这支球队至今已夺得8次中超冠军、2次亚冠联赛冠军、2次足协杯冠军、4次超级杯冠军。球市的正常生态被打破后，多支球队相继跟风，疯狂加大投入。

特别是一些外援的薪资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2016年12月29日，阿根廷球星特维斯加盟上海绿地申花队，签约两年。他曾公开表示，他在申花的年薪为税后3800万欧元。按此标准，他两年将从申花拿走760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约为5.6亿元。这一薪资超过梅西、C罗，成为世界第一年薪球员。

2017年2月，德国足球网站《转会市场》更新了2017赛季中超16支球队各队的总身价。总身价7600万欧元的上海上港队，远远超越广州恒大队（4818万欧元），成为亚洲最贵的球队。16支中超球队中，有11支总身价跨入千万欧元级别。其中，上港队花费6000万欧元引进的巴西球星奥斯卡，在《转会市场》网站中的评估身价仅为3500万欧元。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担任上港集团董事长的正是陈戌源。

据《东方体育日报》报道，2019赛季中超球员的总薪酬高达约48亿元，球员平均年薪约为1000万元，甚至超过了不少英超球队。金元足球的盛行，一些“平民球队”也被迫加大投资。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曾透露，2019年集团对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投资达到9.5亿元。而这笔投入，最终也只让球队获得了赛季联赛第8名的中游成绩。

近年来，埃尔克森等多名优秀的中超外援也被归化。张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要解决足球的根本问题，关键还是要培养本土球员。如果花大笔钱去归化球员，必然会抑制中国足球的普及，抑制国内球员的成长。除了追求短期效益，长远看归化球员没什么意义。“日本曾经有一段时间用归化球员，但是现在回归本土化了，国家队水平也提高了。”

《体坛周报》副总编马德兴注意到，以2002年中国男足世界杯出线为分水岭，商业大佬投资球队的出发点有了明显变化。从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开始到2002年，很多老板本身就是球迷，他们投资足球更多是因为对足球的真爱，是一种情怀。不过，此后进来的很多老板对足球并没有兴趣，他们把俱乐部看成宣传自己和企业的工具。他们平日也很少去球场看球，只有球队获奖的时候，才出去露个脸。

2015年3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提到了多项关于足球产业的内容，其中包括：研究推进发行以职业联赛为竞猜对象的足球彩票;加强足球产业开发;加大中国足球协会市场开发力度;建立足球赛事电视转播权市场竞争机制等。

马德兴称，上述足改方案公布后，很多老板看到了足球产业的商机，于是蜂拥而至投入足球市场。他们简单地认为，砸钱就能搞好足球，就能从足球产业中获利。在这种肤浅的认识下，他们投资足球的动机是不纯的。金元足球让球员身价虚高，也让球员产生惰性。“过去这些年，我们的球员拿钱太容易了。有的球员在国内踢球，坐冷板凳就可以拿四五百万元年薪，比五大联赛的一些球员薪资都高。他们更不愿意提高水平，离开舒适区，去海外踢球。”

一位市级足协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很多投资人不懂球，却又急于出成绩，想两三年就做成一个顶级俱乐部，这完全不符合足球发展规律。前几年太多俱乐部盲目烧钱，如今金元足球泡沫破裂后，就只剩一地鸡毛。“为什么有泡沫？就是有功利性。大家都想速成、走捷径，把球员市场也扰乱了。”

这位负责人还称，“有些投资人并不爱足球，他们只是为了获取政策红利。有的投资人甚至以建足校名义拿地，最后慢慢变成商业用途。毕竟，拿地时相比商业用地，教育用地的地价要优惠许多。”

淄博蹴鞠队原主教练侯志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金元足球泡沫破裂后，足球的投资成本也会大幅度下降。他估算，在今年这种疫情赛会制情况下，中乙、中甲、中超分别投资一千万元、两三千万元及一亿元左右就基本可以维持正常运行。

球队大量解散背后

3月29日，中国足协发布了“2021赛季中国足球协会职业联赛准入资格俱乐部名单”，三级联赛共57支球队参加新赛季联赛。

中超卫冕冠军江苏苏宁队未获得准入资格，球队最终因投资人无心经营而正式解散，成为去年天津天海队之后，中国足球连续第二年出现主动退出中超的球队。此外，2021赛季的三级联赛中，共有6支球队退出，除江苏队外，还包括中甲球队泰州远大、内蒙古中优、北京人和，中乙的深圳壆岗、江苏盐城。

2020年，三级联赛共有16家俱乐部退出，其中包括辽足这样的老牌球队。中国足协公布的信息显示，辽宁宏运队等11家没能通过准入审核因“存在欠薪行为且未能解决”。2020年5月24日，辽宁宏运足球俱乐部宣布告别职业联赛，这支成立于1953年、培养出了大量国脚，并创造过“十冠王”佳绩的球队，就此退出足球舞台。而包括天津天海在内的另外5家俱乐部则为“主动申报退出职业联赛”，原因同样涉及资金问题。

2019-2020赛季全球俱乐部营收排行榜

根据中国足协公布的扩军计划，到2023年，中超球队由16支扩大到18支，中甲球队由18支扩大到20支，中乙球队由20支扩大到30支左右。在大量球队退出的背景下，也让业内对三级联赛扩军的前景多了几分隐忧。

球队的退出，也让一部分球员面临窘境。讨薪1年，1分钱没拿到，这是前辽足俱乐部球员、教练、工作人员2020年的关键词。为维持生活，某辽足预备队球员不得不到蛋糕店打工，月薪为2000元人民币左右。“去体育局招人烦，找足协不受理，好不容易请来律师帮忙打官司，上诉还被驳回了。他们又向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可俱乐部被注销，中国足协就不再对此事进行仲裁了。部分球员向辽宁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发去仲裁申请书，得到的答复也是‘不予受理’，理由是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处理范围。”一名中甲球队原主教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球员看似风光，其实很弱势，目前仍缺少保障他们权益的渠道。“球员在整个职业发展改革中是没有发言权的，有些球员说下岗就下岗了。”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大量球队的退出，除了经济问题，也与2021年中国足协力推的队名中性化改革有关。广州城足球俱乐部董事长黄盛华在接受《东方体育日报》采访时称，推行中性名改革，多少还是有些操之过急。现在，各投资人还需要球会的品牌效应，立即要求队名“中性化”，投资人的热情可能就会大大减退，没准还会有投资人认为“降级也无所谓”，这就会对足球产业造成较大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