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开会记

“你们是C.P.还是S.Y.？”

“我们是S.Y.。”

“我们是开C.P.的会，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吧。会后回湖南就组织C.P.。”

这段对话，问的人是李达，答的人是毛泽东。C.P.是指共产党，S.Y.是指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个“既然来了就参加”的会，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毕竟，“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是回望历史时才一目了然的。当时出于保密，多数接到开会通知的代表连来开什么会都不清楚。那时候，中国社会有200多个政治党派，每天成立的组织和解散的组织一样多。

1945年举行的中共七大前夕，毛泽东在预备会上作报告，动情地回忆起一大时的情形。他说，中国《庄子》里有句话叫“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但是这以后24年就不得了，翻天覆地！整个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再次引用了这句“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他说：“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不忘初心，无疑需要回到其作始之时：1921年7月23日，风穿行于上海的里弄之间，起于南湖之上。

上海“二李”

北李南陈，

两大星辰，

漫漫长夜，

吾辈仰承。

要开会了，但是一开始就遇到难题：“北李南陈”一个都没能来。

第一个到的，是24岁的北大学生张国焘，约在6月下旬就到了。他一到上海就展开了“穿梭外交”，首先去老渔阳里2号拜访了李达，又去望志路106号拜访了李汉俊。

“二李”与陈独秀一道，都是上海党组织的发起成员。与人们的印象不同，它的名称从来不叫“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从1920年8月成立起就叫“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任书记。1920年12月，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南下广州，就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把书记职务交给了李汉俊代理。

但不久，李汉俊即与陈独秀发生冲突。李达回忆，冲突的起因是，当时党的工作每月需要经费约200元，但党员大多没有职业，无力负担。新青年书社生意很好，李汉俊希望由书社每月划拨200元，陈独秀不同意，且在《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费方面也起了一些争端。此外，陈独秀起草了一个党章，李汉俊也提出了一个自己的草案，陈独秀认为李汉俊等反对他，双方裂痕越来越深。李汉俊坚决辞职，于1921年2月把党的名册和一些文件交给了李达，书记也由李达代理了。

因此，一大的会务主要是李达承担的。他给每个地方组织写信，通知派两人来开会，信是由他以个人名义发出。每位代表发给路费100元，回去再给50元。经费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供的。马林1921年6月3日到达上海，此行的任务就是帮助筹备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

老渔阳里2号是《新青年》编辑部，李达住在楼上的亭子间。他秉性直率，学者气很重，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一言不合就睁大双眼瞪视对方。他很看重跟共产国际的关系，但觉得马林太骄傲，很难沟通，双方谈得不大投机。

李汉俊通晓四国语言，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不轻易附和别人的意见，总是坦率地表明自己的不同见解，但态度雍容，喜怒不形于色。

李汉俊说，开代表大会其他都好办，目前最重要的是厘清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马林曾“毫不客气”地要他报告工作，他拒绝了，理由是组织还在萌芽期，没什么好报告的;又问他要工作计划和预算，他说中国共产党还没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决定，现在根本谈不上。在他看来，中国共产运动应由中国共产党自己负责，共产国际只能站在协助的地位，不应该自居领导地位。

身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的马林是荷兰人，同情东方被压迫民族，就是多少有一点“社会主义的白人优越感”，总是以共产国际东方问题权威自居，坚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倔强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不过，他在碰了“二李”的钉子后急于打破僵局，也调整了自己的态度。

张国焘一向在陈独秀和李大钊之间充当联络人，如今又周旋于二李和马林之间，开支经费等都由他一力协调。如此一来，他反客为主，很快成了会议的主导者。

另一位来自北京的代表刘仁静也到得比较早。他先去南京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7月6日左右到达上海。

张国焘和刘仁静都属于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这是李大钊呼应陈独秀的建党活动在北大沙滩红楼建立的，当时已有16名党员，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

为什么李大钊没来出席大会呢？

刘仁静回忆，接到李达通知开会的信后，张国焘、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和他自己在西城区一所补习学校开会讨论，罗章龙和邓中夏都说自己有事，就决定张国焘和刘仁静去。刘仁静说，李大钊没有参加一大，自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估计一方面是工作忙走不脱，另一方面，他们当时开会时也没有推选他。

罗章龙回忆的推选过程跟刘仁静相当一致，而且还具体说到李大钊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至于李大钊自己又是什么说法，令人遗憾地没有任何人提到过。

“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

位于上海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私立博文女子学校是一栋两层楼石库门房子，外墙青红砖相间，典雅大方。时值暑假，学生都放假了，学校空着，只有厨役一人每天看门兼做饭，清静方便，又便于保密。

“二李”与这间学校的校长黄绍兰都颇有渊源。李达的妻子王会悟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还当过博文女校董事长、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于是由她出面，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租下了楼上几间房，付了两个月租金。房间里没有床，好在是夏天，王会悟买了些芦席，用于在红漆木地板上打地铺。

从日本回来的周佛海住当街靠东的一间。他在日本鹿儿岛留学，利用暑假回来参加，算是代表他和施存统两个旅日党员。留学日本几年，他谈起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来头头是道，对筹备工作也很积极。

当街靠西一间住着来自济南党小组的王尽美和邓恩铭。两人都是刚毕业的中学生，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话不多，总是如饥似渴地吸收新知识。

再往西是湖南代表毛泽东和何叔衡的房间，这原是职工宿舍，屋里摆放着两张单人板床。毛泽东收到李达通知开会的信后，便约上何叔衡来到上海。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埃德加·斯诺回忆了自己去出席一大的前后。他说，对这个会起主要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个人都是中国知识界领导人。他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时，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他第二次去上海时，曾与陈独秀讨论了自己所读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他一生很关键的这个时期，陈独秀的谈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陈独秀也同样对毛泽东印象深刻，他在上海建党后，长沙也列入了他的建党计划，并明确“在湖南由毛泽东负责”。1920年10月，毛泽东收到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即着手在湖南建团。

这也成为要确定一大时期党员名单的一大难点：当时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难以分清，特别是1920年底到1921年夏这半年，很多党员是以青年团面目出现的。

那时的毛泽东在同学间有个绰号叫“毛奇”。毛奇是与俾斯麦齐名的普鲁士帝国元帅，雄心勃勃，才智过人，性格沉默寡言。毛泽东的密友、新民学会会员萧瑜说，自己一个格子能写两个字，而毛泽东写两个字起码占三个格子。

毛泽东经常在自己住的房间里走走想想，有时其他人经过窗前跟他打招呼，他却浑然不觉，被一些人说成“书呆子”。李达认为，毛泽东后来做全党领袖，这时已露了端倪。

武汉支部的董必武和陈潭秋在结束了教学工作之后，于七月初一起乘坐客轮顺长江而下。到上海后，他们先住在湖北善后公会内，会议开幕前夕才住进博文女校。

董必武是在五四运动时结识比自己小10岁的陈潭秋的，觉得陈充满朝气而又朴实无华，两人一见如故。1920年1月，董必武和张国恩等共同筹办了私立武汉中学，陈潭秋成了学校的英语老师，学校很快成为了传播新思想的红色据点。

1920年8月，董必武收到湖北老乡、好友李汉俊从上海寄来的信。李汉俊在信中写道：“我们现在救中国，只有大破坏，大创造，大破坏，大建设！”他告诉董必武，上海已成立了党组织，希望他和张国恩在武汉也组织起来。董必武想到的第一个名字，就是陈潭秋。

武汉是除上海之外中国大工业相对集中的城市，有工人近30万。成立党组织的各方面条件已比较成熟，1920年10月，陈独秀派刘伯垂回武汉组建了武汉支部。成立会是在董必武寓所内召开的，参加的人有刘伯垂、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包惠僧和郑凯卿。经刘伯垂提议，包惠僧被推举为书记。不久后，又组建起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

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那天，在武汉中学举行了青年团第一次会议，董必武发表了热情讲话。他说：新思想正向我们扑面涌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呢？我们自然要投身到正酝酿之中的新的运动中去。参加这场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天职。他以五四运动为例告诉同学们，不要说我们人少，说我们的力量不足以着手改造社会。他还引用《国际歌》的歌词说，“不要把我们看得分文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