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1919：五四青年的留学殊途

1920年6月，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北京大学师生和社会名流聚集于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茶楼，欢送五位新文化运动干将集体赴美国留学。

五人即段锡朋、罗家伦、汪敬熙、周炳琳、康白情，他们的留学是由大实业家穆藕初全额资助的，成为轰动一时的盛事，被戏称为“五大臣出洋”。

消息传来，让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许德珩深受震动。五四运动中，他与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康白情被誉为“五大学生运动领袖”。此前，傅斯年已于1919年秋考取英国庚款留学官费名额赴英国留学。许德珩说，五人的集体出洋是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分裂的导火索之一。

当时的人们普遍相信，留学是寻求救国之路的必要途径。“留学生者，强国之原素也。凡吾学生之爱国者，不可以不留学。”五四运动前，留日学生是最早的“盗火者”。陈独秀、李大钊都曾留学日本，中国共产党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时的8名发起人中就有6人曾留学日本。

五四运动后，一股新的留学大潮风起云涌。中国青年的留学热点不再是西方思想文化的中转站日本，而是其直接发源地，其中又分为三股潮流：留学欧美、赴法勤工俭学、苏俄受训。

来今雨轩之后，风雨来兮，新潮浩荡。五四之子们负笈出洋，从此向左转，向右转，阵营两分，命运殊途。

欧风美雨

1920年9月下旬，罗家伦来到纽约。他的第一志愿是老师胡适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但来到纽约后，他觉得这里人地太杂，非读书之地，就转到新泽西小镇普林斯顿，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文学哲学和教育。

他在给女友张维桢的信上写道，此地风景极美，满林的霜叶，明媚的湖光，低回的曲径，映出自然的化工。晚来霜气新来，树影在地，他独行踽踽，月色淡淡。

他说，普林斯顿大学院巍然独立，尤有特别空气。同学仅130人，教授倒有一百来人。大家同吃同住，四周都在学者包围之中。他来此之后，受了这种环境的感应，精神与身体都大大改变了状态，多读书，少作文，暇则谈天、游泳，极健康，惟功课极忙。此地美如春花，静如古寺，每晚会餐时要穿黑大礼袍，所以极像一种隐士生活。

他在《普林斯顿的秋夜》一诗中写道：

我疲乏的心灵，

似散尽的水纹，

轻轻地，

融入世界的寂静。

这位第一个为“五四运动”命名、15分钟倚桌写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等名句的五四风云人物，如今对学生运动已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几个月前，他在自己主编的《新潮》杂志上发表了《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他认为五四运动开创了历史新纪元，其最大的功劳就在于让中国动起来了，并且总结了五四运动的三种真精神：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众自决的精神。

同时他对群众运动的得失也进行了一些反思。作为学生运动领袖，他尤其反思了运动中一些人可能会有的投机心理，认为这是群众运动中最危险的事。他也有感到很遗憾的地方，那就是，几乎整整一年没能好好读书。

因此，他很珍惜这个留学的机会。第一学期结束，他因成绩优异获得了普林斯顿免学费的奖学金。1921年，他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计划研习历史和哲学。

1921年底即将召开华盛顿会议的消息，再次把罗家伦从宁静的书斋拉回到政治中去。华盛顿会议的主题，是解决巴黎和会遗留的日本归还青岛问题，这一问题正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索。得知消息后，罗家伦、段锡朋、周炳琳等立即召开东部留学生年会，发起“留美中国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

或许是吸取了巴黎和会以及五四运动的教训，中国政府代表施肇基、王宠惠和顾维钧等及时接见了罗家伦等学生代表，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态度非常好。中日最后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在法律形式上结束了日本对山东的军事占领，中国以一定的代价收回了部分丧失的主权，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外交的胜利。但国人还是普遍感到失望，罗家伦感叹“腐败国无外交”。

华盛顿会议之后，罗家伦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他打消了攻读学位的念头，成为一名真正的“游学”生。

当时欧美留学生的风气都是追求先博后专，渴望成为一代宗师。而穆氏奖学金则为他们提供了极为优越的游学条件。

1920年初，穆藕初设立穆氏奖学金，委托蔡元培、胡适、陶孟和、蒋梦麟四人从北大毕业生中择优选派赴欧美留学生。他在给蔡元培的信中写道：“窃思吾国学术，尚在萌芽时代，欲求高深之学，非求自欧美不可。”奖学金除支付学费外，还为每人每月提供120美元的生活补助（当时的官费留学生只有90美元）。获得奖学金的五人除罗家伦外，段锡朋和周炳琳入读哥伦比亚大学，康白情入读伯克利加州大学，汪敬熙入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1923年上半年，穆氏企业破产，罗家伦等人的奖学金停顿。这年秋，罗家伦前往物价较低的德国，靠积蓄和稿费收入继续求学，先进入柏林大学，后转入巴黎大学。

1926年，罗家伦结束6年的海外游学生涯回国。不久，他加入国民党，投身政治，成为蒋介石器重的一员“儒将”。1928年8月，31岁的罗家伦被任命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1932年又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他担任两校校长期间，都对学生运动严加限制。

赴法勤工俭学

罗家伦等在欧美大地上辗转游学之时，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却在为生存和获得求学资格而辗转。

许德珩是1920年2月到达法国的。其时正是赴法勤工俭学的高潮时期，法国已有近千中国勤工俭学生，更多的人还在陆续到来。

从1919年3月17日到1921年11月，20批1600余人来到法国勤工俭学。这种被称为“运动”的求学方式，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上还是第一次。

许德珩说，当时留学费用昂贵，对于中等或贫寒家庭的学子，靠家中供给出国几乎是不可能的，勤工俭学才是唯一途径。他们最向往的当然是苏维埃俄国，但是当时条件并不具备，很多人就把注意力转向了法国。法兰西本来是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心目中向往的国家，一战后当地劳动力又严重缺乏，加之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等学者创办的华法教育会大力提倡和组织，于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就蓬勃兴起了。

在巴黎期间，许德珩终日迎来送往，应接不暇。从事学生运动以来，学业已荒芜两年，他决心离开巴黎，专心补习法语，遂南下地雄小镇。

他离开巴黎不久，这个“只花200大洋甚至一分不出就能出国留学”的奇迹就开始幻灭了。

1920年下半年，战后经济危机爆发。工厂纷纷倒闭，大量有技术的法国工人纷纷失业，何况没有技术、只能当临时工的中国学生。

临时工又被称为苦工，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有一个专门称呼，叫“马老五”（“临时工”的法文发音为“马勒尔五”）。典型的工作是在钢铁厂“拉红铁”。在40℃以上的高温车间内，“马老五”们要用长把铁钳夹着火红的钢材（通常重达几十上百公斤）拖着跑，飞溅的火星常常将人烫伤，一不小心钢材还会碰到手脚，受伤是家常便饭。

到1921年初，“马老五”都不易做了。失业的勤工俭学学生已有1300人之多，占总数的80%。大部分人不得不依靠华法教育会发给的维持费生活。

不久，连这点来源也快断了。1921年初，华法教育会宣布，对勤工俭学生的维持费只能发到这年2月底。很多学生陷入了绝境。

就在这时，传闻说国内一些团体募集了300万法郎，用来资助在法勤工俭学生。学生们去华法教育会询问，遭到否认，人人怒火中烧。

1921年2月28日，在蔡和森、向警予领导下，400多勤工俭学生上街游行，要求面包权、读书权和劳动权。冲突中，警察逮捕了十余学生，多人受伤，一人被电车轧死。这就是留法勤工俭学史上的“二·二八事件”。

赵世炎和李立三等没有参加这次行动。李立三外号“坦克”，爱与人争辩，只要一提到反动军阀、无耻政客，他就会大喊“推翻！打倒！”这成了他的口头禅。

法国勤工俭学生中存在着两个派别。一派是以蔡和森、向警予、李富春、李维汉为首的“蒙达尼派”，因在蒙达尼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读书而得名。他们认为以“勤工”求“俭学”根本不可能，只是给资本家提供廉价劳动力罢了，主张发起激进的求学运动。另一派是赵世炎、李立三为首的“勤工派”，奉行“甘做苦工，不希官费”，认为前者是“鄙视劳动”，向政府请愿是“食嗟来之食”。双方都没有参加对方的组织，在“二·二八事件”后矛盾更是公开化了。

这时王若飞成为了两派之间的桥梁，他往来于巴黎和蒙达尼之间，穿针引线。

4月，赵世炎赴蒙达尼找蔡和森面谈。在蒙达尼郊区的一个树林里，两人尽情地交谈了三天，尽释前嫌。

1920年底，周恩来也来到法国。他原本打算转赴英国求学，无奈生活和学费昂贵，只能来到巴黎勤工俭学。即便像别人一样当“马老五”，他的穿着也总是整洁的。虽然生活拮据，他还是会在周末带一束鲜花送给房东主妇。

1921年夏，赵世炎、蔡和森与周恩来等领导了进占里昂中法大学运动。他们兵分两路，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留驻巴黎，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率领占校先发队连夜赶赴里昂。

结果，占校的104名学生代表都被逮捕。10月13日，法国政府以“强占校舍、扰乱治安”为名，将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104人押送遣返回国。遣返前，大家一致决定，让赵世炎混出关押地，留下来继续领导运动。

1922年6月30日，18名勤工俭学青年聚在巴黎西门外布伦森林，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会议由赵世炎主持，参加者有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傅钟、袁庆云、王凌汉、萧朴生、萧三、任卓宣、余立亚、汪泽楷、尹宽、李慰农和郑超麟。

周恩来说话有南方口音，讨论章程时，他说到“酝酿”，说了好久大家才明白;又说到“宣誓”，大家实在听不懂，他便在地上写下了这两个字。有人不同意，认为宣誓带有宗教色彩，周恩来解释说，我们宣誓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带有政治约束力，如袁世凯宣誓忠于民国，后来做了皇帝，人民就说他背誓而讨伐他。

会议选举赵世炎为总书记，周恩来为宣传委员，李维汉为组织委员，三人共同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