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1919:五四青年的留学殊途
作者: 宋春丹1920年6月,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北京大学师生和社会名流聚集于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茶楼,欢送五位新文化运动干将集体赴美国留学。
五人即段锡朋、罗家伦、汪敬熙、周炳琳、康白情,他们的留学是由大实业家穆藕初全额资助的,成为轰动一时的盛事,被戏称为“五大臣出洋”。
消息传来,让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许德珩深受震动。五四运动中,他与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康白情被誉为“五大学生运动领袖”。此前,傅斯年已于1919年秋考取英国庚款留学官费名额赴英国留学。许德珩说,五人的集体出洋是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分裂的导火索之一。
当时的人们普遍相信,留学是寻求救国之路的必要途径。“留学生者,强国之原素也。凡吾学生之爱国者,不可以不留学。”五四运动前,留日学生是最早的“盗火者”。陈独秀、李大钊都曾留学日本,中国共产党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时的8名发起人中就有6人曾留学日本。
五四运动后,一股新的留学大潮风起云涌。中国青年的留学热点不再是西方思想文化的中转站日本,而是其直接发源地,其中又分为三股潮流:留学欧美、赴法勤工俭学、苏俄受训。
来今雨轩之后,风雨来兮,新潮浩荡。五四之子们负笈出洋,从此向左转,向右转,阵营两分,命运殊途。
欧风美雨
1920年9月下旬,罗家伦来到纽约。他的第一志愿是老师胡适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但来到纽约后,他觉得这里人地太杂,非读书之地,就转到新泽西小镇普林斯顿,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文学哲学和教育。
他在给女友张维桢的信上写道,此地风景极美,满林的霜叶,明媚的湖光,低回的曲径,映出自然的化工。晚来霜气新来,树影在地,他独行踽踽,月色淡淡。
他说,普林斯顿大学院巍然独立,尤有特别空气。同学仅130人,教授倒有一百来人。大家同吃同住,四周都在学者包围之中。他来此之后,受了这种环境的感应,精神与身体都大大改变了状态,多读书,少作文,暇则谈天、游泳,极健康,惟功课极忙。此地美如春花,静如古寺,每晚会餐时要穿黑大礼袍,所以极像一种隐士生活。
他在《普林斯顿的秋夜》一诗中写道:
我疲乏的心灵,
似散尽的水纹,
轻轻地,
融入世界的寂静。
这位第一个为“五四运动”命名、15分钟倚桌写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等名句的五四风云人物,如今对学生运动已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几个月前,他在自己主编的《新潮》杂志上发表了《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他认为五四运动开创了历史新纪元,其最大的功劳就在于让中国动起来了,并且总结了五四运动的三种真精神: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众自决的精神。
同时他对群众运动的得失也进行了一些反思。作为学生运动领袖,他尤其反思了运动中一些人可能会有的投机心理,认为这是群众运动中最危险的事。他也有感到很遗憾的地方,那就是,几乎整整一年没能好好读书。

因此,他很珍惜这个留学的机会。第一学期结束,他因成绩优异获得了普林斯顿免学费的奖学金。1921年,他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计划研习历史和哲学。
1921年底即将召开华盛顿会议的消息,再次把罗家伦从宁静的书斋拉回到政治中去。华盛顿会议的主题,是解决巴黎和会遗留的日本归还青岛问题,这一问题正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索。得知消息后,罗家伦、段锡朋、周炳琳等立即召开东部留学生年会,发起“留美中国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
或许是吸取了巴黎和会以及五四运动的教训,中国政府代表施肇基、王宠惠和顾维钧等及时接见了罗家伦等学生代表,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态度非常好。中日最后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在法律形式上结束了日本对山东的军事占领,中国以一定的代价收回了部分丧失的主权,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外交的胜利。但国人还是普遍感到失望,罗家伦感叹“腐败国无外交”。
华盛顿会议之后,罗家伦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他打消了攻读学位的念头,成为一名真正的“游学”生。
当时欧美留学生的风气都是追求先博后专,渴望成为一代宗师。而穆氏奖学金则为他们提供了极为优越的游学条件。


1920年初,穆藕初设立穆氏奖学金,委托蔡元培、胡适、陶孟和、蒋梦麟四人从北大毕业生中择优选派赴欧美留学生。他在给蔡元培的信中写道:“窃思吾国学术,尚在萌芽时代,欲求高深之学,非求自欧美不可。”奖学金除支付学费外,还为每人每月提供120美元的生活补助(当时的官费留学生只有90美元)。获得奖学金的五人除罗家伦外,段锡朋和周炳琳入读哥伦比亚大学,康白情入读伯克利加州大学,汪敬熙入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1923年上半年,穆氏企业破产,罗家伦等人的奖学金停顿。这年秋,罗家伦前往物价较低的德国,靠积蓄和稿费收入继续求学,先进入柏林大学,后转入巴黎大学。
1926年,罗家伦结束6年的海外游学生涯回国。不久,他加入国民党,投身政治,成为蒋介石器重的一员“儒将”。1928年8月,31岁的罗家伦被任命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1932年又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他担任两校校长期间,都对学生运动严加限制。
赴法勤工俭学
罗家伦等在欧美大地上辗转游学之时,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却在为生存和获得求学资格而辗转。
许德珩是1920年2月到达法国的。其时正是赴法勤工俭学的高潮时期,法国已有近千中国勤工俭学生,更多的人还在陆续到来。
从1919年3月17日到1921年11月,20批1600余人来到法国勤工俭学。这种被称为“运动”的求学方式,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上还是第一次。
许德珩说,当时留学费用昂贵,对于中等或贫寒家庭的学子,靠家中供给出国几乎是不可能的,勤工俭学才是唯一途径。他们最向往的当然是苏维埃俄国,但是当时条件并不具备,很多人就把注意力转向了法国。法兰西本来是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心目中向往的国家,一战后当地劳动力又严重缺乏,加之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等学者创办的华法教育会大力提倡和组织,于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就蓬勃兴起了。
在巴黎期间,许德珩终日迎来送往,应接不暇。从事学生运动以来,学业已荒芜两年,他决心离开巴黎,专心补习法语,遂南下地雄小镇。
他离开巴黎不久,这个“只花200大洋甚至一分不出就能出国留学”的奇迹就开始幻灭了。
1920年下半年,战后经济危机爆发。工厂纷纷倒闭,大量有技术的法国工人纷纷失业,何况没有技术、只能当临时工的中国学生。
临时工又被称为苦工,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有一个专门称呼,叫“马老五”(“临时工”的法文发音为“马勒尔五”)。典型的工作是在钢铁厂“拉红铁”。在40℃以上的高温车间内,“马老五”们要用长把铁钳夹着火红的钢材(通常重达几十上百公斤)拖着跑,飞溅的火星常常将人烫伤,一不小心钢材还会碰到手脚,受伤是家常便饭。
到1921年初,“马老五”都不易做了。失业的勤工俭学学生已有1300人之多,占总数的80%。大部分人不得不依靠华法教育会发给的维持费生活。
不久,连这点来源也快断了。1921年初,华法教育会宣布,对勤工俭学生的维持费只能发到这年2月底。很多学生陷入了绝境。
就在这时,传闻说国内一些团体募集了300万法郎,用来资助在法勤工俭学生。学生们去华法教育会询问,遭到否认,人人怒火中烧。
1921年2月28日,在蔡和森、向警予领导下,400多勤工俭学生上街游行,要求面包权、读书权和劳动权。冲突中,警察逮捕了十余学生,多人受伤,一人被电车轧死。这就是留法勤工俭学史上的“二·二八事件”。
赵世炎和李立三等没有参加这次行动。李立三外号“坦克”,爱与人争辩,只要一提到反动军阀、无耻政客,他就会大喊“推翻!打倒!”这成了他的口头禅。
法国勤工俭学生中存在着两个派别。一派是以蔡和森、向警予、李富春、李维汉为首的“蒙达尼派”,因在蒙达尼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读书而得名。他们认为以“勤工”求“俭学”根本不可能,只是给资本家提供廉价劳动力罢了,主张发起激进的求学运动。另一派是赵世炎、李立三为首的“勤工派”,奉行“甘做苦工,不希官费”,认为前者是“鄙视劳动”,向政府请愿是“食嗟来之食”。双方都没有参加对方的组织,在“二·二八事件”后矛盾更是公开化了。
这时王若飞成为了两派之间的桥梁,他往来于巴黎和蒙达尼之间,穿针引线。
4月,赵世炎赴蒙达尼找蔡和森面谈。在蒙达尼郊区的一个树林里,两人尽情地交谈了三天,尽释前嫌。
1920年底,周恩来也来到法国。他原本打算转赴英国求学,无奈生活和学费昂贵,只能来到巴黎勤工俭学。即便像别人一样当“马老五”,他的穿着也总是整洁的。虽然生活拮据,他还是会在周末带一束鲜花送给房东主妇。
1921年夏,赵世炎、蔡和森与周恩来等领导了进占里昂中法大学运动。他们兵分两路,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留驻巴黎,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率领占校先发队连夜赶赴里昂。
结果,占校的104名学生代表都被逮捕。10月13日,法国政府以“强占校舍、扰乱治安”为名,将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104人押送遣返回国。遣返前,大家一致决定,让赵世炎混出关押地,留下来继续领导运动。
1922年6月30日,18名勤工俭学青年聚在巴黎西门外布伦森林,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会议由赵世炎主持,参加者有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傅钟、袁庆云、王凌汉、萧朴生、萧三、任卓宣、余立亚、汪泽楷、尹宽、李慰农和郑超麟。
周恩来说话有南方口音,讨论章程时,他说到“酝酿”,说了好久大家才明白;又说到“宣誓”,大家实在听不懂,他便在地上写下了这两个字。有人不同意,认为宣誓带有宗教色彩,周恩来解释说,我们宣誓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带有政治约束力,如袁世凯宣誓忠于民国,后来做了皇帝,人民就说他背誓而讨伐他。
会议选举赵世炎为总书记,周恩来为宣传委员,李维汉为组织委员,三人共同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