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多舛

在位于日本东京晴海海滨区的奥运村，24栋面向大海的公寓楼是参加东京奥运会万余名运动员的居住地。和世界上的其他奥运村一样，这些建筑拥有宽敞明亮的阳台，餐厅供应近千种饮食，最大的健身房能容纳五百人同时锻炼。但这次，餐厅的每个座位、健身房的每个器材都由玻璃板隔开，运动员入住前被告知在室内训练时也要全程佩戴口罩。

7月23日，因新冠疫情而延期一年后，东京奥运会以“空场奥运”的方式启幕。这是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过去一年作出的艰难抉择之一。直到今年年初，巴赫仍觉得现场观众是奥运会不可缺少的部分。但如今，出席开幕式的各国代表团官员数量也被缩减至6人。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7月14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是，100%来到东京的国际奥委会人员都已接种疫苗。他承诺，延期一年举行的奥运会不会为日本防疫增加负担。而在年初时，国际奥委会尚未就奥运会疫苗接种与任何机构达成协议;但到5月，已有超过85%的“奥运村居民”接种或即将接种新冠疫苗。去年3月，涉及近一半参赛名额的奥运资格赛遥遥无期;一年后，绝大多数参赛资格都如期得到确认。从118个主权国家的联合声明到G20峰会领导人的支持表态，国际奥委会似乎已经扭转了各方对“疫中奥运”的怀疑态度。

“巴赫不得不面对更多的挑战——可预期的，不可预期的;技术上的，以及政治上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原副主席理查德·庞德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2020年3月决定东京奥运会是否取消或延期时，国际奥委会与日本组织方的工作“正滑向深渊”，而如今，至少各参与方总体上对这一次迟来的奥运会表示满意。

绝对不可能被取消

“我发声之后，过了几小时，国际奥委会就宣布了推迟举行奥运会的计划。”庞德回忆。2020年3月23日晚，庞德因率先披露东京奥运会将被延期的决定，被称为国际奥委会的“吹哨人”。

2020年2月，随着新冠疫情蔓延全球，国际奥委会、日本政府、东京都政府、东京奥组委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成立专门工作组，研究是否应延期或取消东京奥运会。不过，3月4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给参赛者的信中称“一切都很好，比赛将继续进行”。20日，专门工作组仍表态称，致力于如期举行奥运会;22日，国际奥委会首次表示延期是备选方案之一，称将在未来一个月评估各方案。23日，庞德“吹哨”，称国际奥委会已完成延期举行的决策。奥委会发言人马克·亚当斯随即辟谣：“还在研究各种可能的情况。”

3月24日上午，巴赫与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及国际奥委会、日本政府的其他负责官员举行电话会议，正式宣布将东京奥运会推迟到2021年夏天举行。

世卫组织没有参与最后的电话会议。2月14日，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东京奥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科茨曾称世卫组织建议“无须中止或延期举办奥运会”，但世卫组织当天就否认了该说法。面对媒体的不断追问，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3月23日表示，国际奥委会和日本政府才是决定东京奥运会命运的主体。

庞德对《中国新闻周刊》确认，延期的最终决策参考了世卫组织的建议，但“决定不是他们做的”。

日本媒体则很快注意到，庞德23日披露国际奥委会决定，是在巴赫和安倍通话之前。在专门工作组之外，国际奥委会的实际权力机构执行委员会早在3月17日就决定评估延期举行东京奥运会。执行委员会的15名成员，三分之一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三位来自亚洲，无人来自日本。

3月18日到23日，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与各国/地区奥委会、单项体育联合会、运动员代表进行沟通，国际奥委会委员们也参与了讨论。基于此，执行委员会在3月23日的会议上就东京奥运延期达成一致，再由巴赫在次日与日方的电话会议中通报奥委会的一致意见。执行委员会一周时间里两次召开会议颇为罕见，它们通常每年只召开四至五次会议。

在推迟举行奥运会的问题上，国际奥委会的决定权是否高于日本政府？庞德表示，奥委会所做的一切，都征得了日本政府同意。他还对《中国新闻周刊》披露，最后是日本政府决定了具体的延期日期。

当时，日方向国际奥委会强调，考虑东京奥运会的成本，如果延期举行，日本“可以维持一年，但不能超过一年”。另外，之前选择2020年7月23日开幕是经过严密分析的，因为“这期间学校正好放假，且基于往年数据，交通不会很拥堵，温度也合适”。因此，整整推迟一年，成为唯一可行的具体方案。

国际奥委会主导延期决策，是依据《2020年东京奥运会主办城市合同》。和所有现代奥运会主办合同一样，这份合同没有提到延期举办奥运会，但规定国际奥委会有权单方面取消奥运会。

在新冠疫情全球暴发的特殊背景下，国际奥委会委员高斯帕曾呼吁应由联合国、世卫组织等第三方机构介入，决定东京奥运会的命运。对此，庞德反驳称，国际奥委会才是东京奥运会的主办者，只有它能组织这场专业而复杂的赛会，因而它必须处于决策的中心。

当然，国际奥委会并不能保证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就能等来疫情好转，创造收益。延期决定作出四个月后，巴赫曾对媒体感慨，取消比赛比延期容易得多，至少还能拿到保险金兜底。但奥运会击剑项目金牌获得者出身的巴赫还是倾向于面对更难的挑战，如他多年前在博士论文中所言：成功的决策者必须最具远见。

一年后的2021年5月26日至27日，近2000名奥运会参赛者出席第十届国际运动员论坛，并和巴赫直接对话。在这场史上最大规模的高水平运动员会议上，与会者一致赞扬了国际奥委会延期举行奥运会的决策。

运动员群体也是巴赫考虑的重中之重。疫情期间，面对充满着不确定性的东京奥运会，运动员们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备战，一些英国国家游泳队的运动员甚至在自家后院的浴缸中练习。此外，因为体育赛事锐减，多数运动员的收入受到严重影响。奥运会等赛事的重启，赞助商重新投入等，对运动员有很大的吸引力。

1980年，27岁的联邦德国奥运会卫冕冠军巴赫因为本国政府抵制当年的莫斯科奥运会，无缘第二次登上五环赛场，奥运生涯也就此终结。不能取消奥运会，让运动员一等八年、断代退役，是巴赫在2020年初反复强调的立场。3月21日，在确认将评估取消或延期东京奥运会后，他特别指出：“最不公平的解决方案就是取消，这将摧毁来自206个国家（地区）奥委会和难民代表团的11000名运动员的奥运梦。”

国际体育哲学协会前主席托雷斯熟悉巴赫的领导风格。疫情暴发后，他预计奥运会可能延期，但“绝对不可能被取消”。除经济考量，他认为巴赫和国际奥委会也试图将东京奥运会搭建成特殊时期全球团结的舞台。2021年7月19日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全会，表决一项巴赫提出的决议，新增“更团结”（together），与“更高更快更强”并列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口号。

巨头的声音

面对巨大的环形屏幕，巴赫展开双臂比划出五环图案，随后将手放在胸前，深深鞠躬。在2021年3月10日举行的国际奥委会主席选举中，他作为唯一候选人成功连任。总共98张选票，93票支持、1票反对、4票弃权。随后的发言中，他强调自己将成为一名为所有人服务的主席，倾听每个人的意见，在多样性中追求统一。话音刚落，线上参会的委员们纷纷鼓掌。

整整一年前，屏幕中的许多面孔却曾就有关东京奥运会的决策“逼宫”巴赫。去年3月初，巴赫仍在延期与如期举行奥运会间徘徊。一次会见记者时，他举出各种历史上的困难，证明奥运会的坚韧，甚至提到了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恐怖分子绑架并杀害11名以色列运动员，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依然宣布奥运会必须继续举行。

在巴赫讲述慕尼黑往事时，一些国家的奥运领导人已经形成明确的“延期派”。3月23日国际奥委会决定延期前，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士、澳大利亚等西方主要国家奥委会负责人已经公开要求延期举行东京奥运会，并威胁不会派运动员参赛。

如此多的国家/地区奥委会与国际奥委会出现分歧，历史上并不多见。毕竟，各国/地区奥委会在奥林匹克宪章里的首要义务，就是尽一切可能保证本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一些单项体育联合会领导人曾支持如期举行奥运会。主张“坚持到底”的国际体操联合会主席渡边森成，是日本奥委会前官员及东京奥组委成员;宣称“日本是世界上最坚韧的国家”的世界田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也与日本政府关系密切。田径是奥运会的第一大项，从奥运会中获得的分红也最多。另一方面，世界田联的主要赞助商多是日本企业，历届主席都与日本关系交好。东京奥运会确认延期后，巴斯蒂安-科也是首位到访日本以示支持的体育界领袖。

除了分红与赞助，为了运动员的日程安排，所有单项体育联合会的世锦赛都错开“奥运年”举行，田径、游泳世锦赛早已确定在2021年举行，这是此类组织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延期举办奥运会意味着所有世锦赛日程都要重新安排，但单项体育联合会的经费与组织、应变能力都远逊于国家/地区奥委会和国际奥委会。

然而，这种能力限制也意味着，如果主要国家/地区奥委会不支持如期举办奥运会，单项体育赛事组织其实没什么选择。到2020年3月，各单项近一半的奥运资格赛尚未举行，且重启比赛遥遥无期。体操和拳击等项目的联合会甚至考虑不举行资格赛，以世界排名确定运动员资格，但这引发了更广泛的对公平性的批评。

唯一的希望是国际奥委会和各国/地区奥委会能积极协调各国政府，打破防疫壁垒、协调转移赛场，推动资格赛完成。但根据国际奥委会的日程安排，4月的第一周才会开始讨论资格赛日程和资格制度变更。

和单项体育联合会不同，主要国家/地区奥委会坚定要求延期举行奥运会，与他们代表的运动员利益有关。美国奥委会的说法是，他们从广大运动员的反馈中得出结论：即使疫情到2020年夏末可以缓解，但运动员训练已经受到影响，兴奋剂检测等赛事公平性保障工作也很难如期完成。除非延期举办奥运会，否则这些问题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

可以确定的是，主要国家/地区奥委会姿态强势，已是国际奥委会决策过程中的常态。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国际奥委会遭遇严重的政治干预和“抵制奥运”事件。两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和萨马兰奇都意识到，保证国际体育界总体的自治能力，才能破解奥林匹克运动面临的压力。

进入巴赫时代，国际奥委会继续给予各国/地区奥委会更大的自治权，这推动了国际奥委会的权力扩张，但主要国家/地区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中的权力地位也随之上升。

托雷斯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此期间，国际奥委会也一度与美国奥委会这样的大国奥委会在电视转播权分账等问题上产生过纠纷，但总体趋势已经走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奥林匹克大家庭中有一些巨头，他们拥有更强大的话语权。他同时指出，大国奥委会为本国运动员在国际奥委会的决策中发声，本身是一件好事，“他们在奥林匹克运动中非常重要，他们应该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