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冯子健：调整防疫政策的底线是医疗系统不过载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引发的疫情还在不断蔓延。从7月20日至今，一周多时间，南京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20例。全国范围内，此轮疫情已经在12省28市扩散，感染者总数已超420人，传染链条在不断加长。

此前两个月，中国还经历了广州疫情、云南瑞丽疫情。在德尔塔变异株的袭击下，国门防线屡屡失守。同时，中国疫苗接种率不断走高，截至2021年8月2日，全国新冠疫苗接种率16.8亿剂次，以每人接种两剂次计算，接种率为60%。

世界范围内，随着疫苗接种率的提升，新加坡、英国等国家也已相继调整了防疫策略，步入抗疫的新阶段。未来，世界疫情走势将如何？中国又将该如何应对疫情？就相关问题，《中国新闻周刊》独家专访了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中华预防医学会秘书长冯子健。

南京疫情是近期本土疫情中最复杂的一次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南京此轮暴发并传至多地的疫情，你怎么看？

冯子健：此轮疫情是我们国内近期本土传播疫情中最复杂的一次，而且我们面对的又是传播能力较强的德尔塔变异毒株，所以应对难度会比以往大。但是我们过去那些阻断病毒传播的公共卫生措施依然有效。只不过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对这些措施实施的范围、持续时间、强度等进行一些调整。

现在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对于南京这样一个超过900万人口的城市，实施全城范围所有社区严格管控，已经是非常强的措施。

中国新闻周刊：这轮疫情背后的漏洞及带给我们的警示是什么？

冯子健：新冠的传染性很强。我们国家从去年取得武汉疫情阻击战的胜利后，境外输入所致本土传播的疫情已有三十多起，几乎每次引发本土传播的方式都不尽相同。疫情在我们国家实施最严厉“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措施的背景下，仍会发生，说明这一病毒无孔不入，防范起来难度确实非常大。

我国是一个地域如此广大、人口如此众多，入境机场、口岸又这么多样的国家，某种程度上，是很难做到完全避免此类输入性疫情发生的。一个社会，并不是一台精密仪器，所有环节的运转可以做到严丝合缝。不过每次发生这样输入疫情以后，我们都要通过调查，寻找发生的原因是什么，传入方式以及引起进一步传播的漏洞是什么。这会提示我们哪些防控环节上有疏漏，然后我们采取新的措施或强化某些措施来防范疫情再次发生。

这次是国际航班的保洁人员发生了感染，保洁人员和机上感染的国际旅客污染的机舱环境和物品接触以后被感染，又没有被及时发现。如何进一步改进和强化对保洁人员等口岸工作人员日常管控和健康监护，这都是我们要考虑的。

再者，随着新冠大流行持续，全世界都面临一个共同问题，即出现所谓“大流行倦怠”。短时间内坚持做好一件事是比较容易的，但随着时间的持续拖长，整个社会和每一个人都会越来越难以严谨地、持续地去坚守某些行为或忍受某些不便，比如戴口罩、测体温等。很多国家和社区也会面临越来越大的生计上的问题和困难，所以这是个巨大挑战，我们要努力去克服，又要在一定程度上去理解和接受。

中国新闻周刊：根据南京市的发布，这次疫情的源头，是因为南京禄口机场的保洁出了问题，同一个公司既负责国内航班也负责国外航班，导致了交叉感染。这种情况今后我们该如何防范和避免？

冯子健：很重要的一点是，对在国际航班里从事保洁服务的个人防护可能还是要做得更充分一些，将来对他们核酸检测的频度可能要进一步提高些。

另外，对某些特别高风险人员，其实在比较早时候，我们就考虑过采取相应措施。对口岸接触进口货品、入境人员、境外航空器及其他国际间往来交通工具的人员，采取完全封闭管理方式。即在一定工作时间内这些人员不能回家，要等到轮班并且隔离14天后才能回家休息。经过反复的讨论和斟酌，我们疾控部门最终没有提这样的建议。

如果我们要求全国这么多海陆空口岸工作人员，还有机组人员、地勤服务人员，都集中住宿，这至少要增加一倍以上的工作人员数量来实现人员轮替。这会大大增加管理和运行成本，同时也对口岸工作人员及家庭的生活和身心健康带来巨大影响。

调整防疫政策的底线是医疗系统不过载

中国新闻周刊：你提到“大流行倦怠”，最近像新加坡、英国的防疫政策相继作了一些调整，比如说英国要解封，新加坡也提出不再持续关注确诊病例，重点关注重症，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调整及对世界疫情的影响？

冯子健：一方面当然跟“大流行倦怠”有关，但主要与疫苗的推出和大规模使用有关。那些接种比较早、接种率比较高的国家已经比较清楚地看到，疫苗对这个疾病的传播能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可显著降低新冠所导致的严重疾病，住院率、病死人数和病死率显著降低。虽然有一定比例的突破感染和发病数反弹，但相对来讲，疫情规模已经不会对这些高接种率国家的医疗系统和医疗服务体系构成过重负担，不会导致医疗系统过载，这是它们调整防疫策略的底线。

这在英国体现得非常明显。英国疫情原来导致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现在英国每周有二三十万人确诊，但是死亡病例已经非常少了，可能只有几十到几百例。

这些国家的防疫策略调整对世界的影响，还很难做出恰当、准确地预测和评估。首先，我觉得对他们的做法应该给予出于同情的理解，毕竟他们有自己特定的处境和考量。此外，他们的举措也有一定的正面意义，这或许会给全球其他国家带来些信心。同时，无论是对他们本国，还是对全球其他国家来说，它实际上是一种“try and test”，试试看到底行不行，不行可以对现行做法再作调整，其他国家也可以有所借鉴。

加强针非当下优先考虑事项

中国新闻周刊：疫苗是今后一个阶段应对疫情尤其是应对变异毒株的重要武器，国内这几款疫苗对变异毒株德尔塔的保护率现在能达到怎样的水平？

冯子健：要回答这一问题，就要在一些国家去做临床试验或观察性研究（真实世界研究）。我们现在血清中和抗体检测都比对过，它还是有比较好的中和活性。虽然相比老的毒株，疫苗的中和活性有所降低，这意味着对于变异毒株，疫苗会在一定程度影响保护效果，但影响并不太大。

中国新闻周刊：疫苗现在的保护期能够达到多久，有没有更进一步的数字？接下来要不要打加强针，打加强针的时候，不同疫苗能不能混打？

冯子健：因为现在观察时间很有限，从开始使用疫苗到现在也不过就是一年左右的时间。随着时间的延长，所有疫苗的抗体滴度都会衰减。

关于是否加强以及何时加强，现在国家还没有作出决定，但这个问题肯定也是会考虑的，全世界也都在考虑这个问题。混打的问题我们国家疾控中心和其他一些研究团队都在做，结果还没出来。要看混打的安全性、耐受性，它的抗体阳性率和抗体滴度是不是不劣于甚至优于不混打。这至少还要再等两三个月。

我觉得打加强针不是当下最优先考虑的事项，现在要抓紧时间提高中国基础免疫的覆盖率。只有在全民免疫达到非常高水平的时候，如果需要才可能启动加强免疫。即便需要加强针，目前普通民众也不是考虑重点，重点应该是高暴露风险的人群。因为我们严防死守的这种措施下，一般公众感染风险是极低的，大家不用着急。

中国新闻周刊：有没有必要研发专门针对变异毒株的疫苗，研发周期要多久？

冯子健：一些企业已经在做。世卫组织也提出“改良型”疫苗，把疫苗针对的毒株替换成贝塔或德尔塔，或者是多价，都做了相关研究，有的已经都开始做临床实验。

研发周期取决于我们对“改良型”疫苗审批监管的要求。如果只做到二期临床，可能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就可以批。如果你要把所有一期二期三期都做完，那就需要很长时间。如果在原有疫苗生产技术和工艺都不变的基础上更换毒株，是否可以考虑减少某些实验研究数据和临床研究数据的要求，我想，药品监管部门会作出考虑的。

所以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一者是我们采用什么样的审批监管。还有就是我们何时启动它的生产，然后生产出来以后怎么用，是用它来替代现有疫苗来打基础免疫，还是只用它来打加强针。

应对病毒免疫逃逸的另外一种策略是生产新一代的通用疫苗，使它能够抵抗各种各样变异的侵袭，但这种疫苗很难说什么时候能研究成功。

中国要为“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政策调整做准备

中国新闻周刊：一方面我们疫苗接种率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面临变异毒株的侵袭，下一个阶段，中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政策会进行一个调整吗？

冯子健：当下我们面临着德尔塔毒株的侵袭，虽然这一变异株免疫逃逸不是特别明显，但是传播能力大大增强，这对我们国家疫苗接种率的要求，人群免疫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比如说原来老的毒株，R0值（基本传染数）等于2.5，我们可能达到百分之六七十的人群免疫就够了，就可能使 R0值就小于1了，但是现在它的传播能力增加了一倍，即R0值变成5～6。这样的话，人群免疫水平就得相应地提高，我们得需要更高的接种率才能使 RO值变成小于1。

在我们实现高水平免疫覆盖之前，我们要维持现有的防控措施，现在的防控措施都非常有效。但我们早晚也会有一天，拖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也会作出决定来调整现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各种核心措施，包括对出入境人员数量的限制、入境人员的核酸检测和和隔离措施。境内发生疫情传播之后，我们防控措施要不要采取这么强，包括大规模的筛查，对社区、城市的严格管控等。但是何时能作调整，现在还没有办法预期。

但对中国来说，最大的难度在于，与其他新冠持续流行的国家相比，我们无法直接感受和评估疫苗覆盖率的提高对疫情的影响。所以，我们国家在作出政策调整时难度更大些，但我们要为那天做准备。

这个准备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医疗体系首先要做好准备。政策放开后，新冠仍然会发生，它发生的形态有可能会呈现这种季节性高发的状态，也可能常年发生。而我们国家是以大医院提供诊疗服务为主导这样的医疗模式，我们大医院的系统冗余都很有限，病人数量的小幅增加都会给医院造成很大压力，这时候我们能不能有比较好的分转诊制度来舒缓大医院压力，这是大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新冠会像大家说的越来越流感化吗？

冯子健：即便流感化，初始也会是比较高水平的阶段。这和我们疫苗接种率、加强针接种水平有关。如果我们所有人都完成了基础免疫，然后再每个人做了加强免疫，达到90%以上免疫，将来感染的发生水平是非常低的。但是我们如果要追求达到那样的水平，持续时间要非常长，要到明年很晚的时候都不一定能做到，甚至可能长期都达不到。因为有些人不愿意打疫苗，或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打，我们可能就得承受一定水平的发病率。整个社会能感受到一些强度，医疗机构也要承受病人增加的压力。因此，第二个准备，就是我们整个社会层面也要做准备，逐步转变对零星病例零容忍的态度。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从世界来讲，疫情控制达到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到真正有转机，世界能够恢复到一个所谓互相开放的状态？

冯子健：我觉得现在全世界仍然处在非常强的病毒传播阶段。未来，世界疫情走势取决于三个非常重要的力量。一个就是疫苗接种覆盖的速度，疫苗已经在发挥影响，但目前主要是在发达国家，大多数国家接种比例还是非常低。因此需要全世界各个国家人口都形成高水平接种率，或是再加上过去自然感染以后形成免疫的人群，来共同使全球形成群体免疫。它这是塑造这个大流行未来前景的一个前提。

第二个就是病毒变异。不论是病毒免疫逃逸的变异，还是传染性和传播能力的变异，或者是致病力和毒力的变化，都会影响保护效率。现在看来疫苗完全失效可能性不大，但是它保护作用减弱了，病毒传播能力增强了。

还有一个就是，不同国家对大流行采取的公共卫生措施所坚守的时间，这越来越受到挑战，也就是大流行倦怠。印度就是典型例子，除了德尔塔传播外，还有就是社会无法再承受了。我觉得这些是影响和塑造新冠大流行下半场最主要的三个因素。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世界什么时候会重新打开？

冯子健：这个无法预测。世界卫生组织今年底前，要向世界提供20亿剂疫苗。目前很难预测什么时候能够达到足够高的接种率，也不知道在这个过程中，新冠是否持续流行以及自然感染形成的免疫会占多大，很多力量和因素都在共同塑造这一进程。

（实习生田然对本文也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