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安溪:一座小城的反诈17年
作者: 徐天
天色一点点暗下来,晚饭时分,空气里弥漫着中式小炒的香气,路边的饭店人声鼎沸。吴洋蜷缩在巷子的角落,不敢出声。几名男子紧追而来,找寻他和同伴的踪影。
自从偷渡进入缅北,他们俩就处在失去人身自由的状态,胆战心惊度过了大半年,直到十多分钟前从那个“魔窟”逃出来。他们在异国陌生的巷子里飞奔,终于甩掉了“尾巴”,拦了辆出租车,报出目的地:中国国门。边防人员查问,你在缅北从事什么职业?吴洋说,KTV的酒水销售。多日后,他回到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对家乡的公安人员吐露了真话,“我被骗去搞了半年的电诈。”
此时是2020年末,几个月之后,针对像吴洋这样滞留缅北的涉诈及偷私渡人员的劝返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层层铺开。包括安溪在内的许多县市都收到了上级下发的红名单,须在截止日期前,将名单上的人员劝返。
安溪是重点地区,需劝返人数一度高居国内第三位。作为中国大陆最早发生电诈案件的城市之一,过去的十多年里,许多安溪人成为电话那头操福建口音、行诈骗之事的电诈犯,安溪甚至一度被称为“骗子之乡”。
诈与反诈之间的反复较量,在这个小城从未中断。刚刚卸任安溪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的杜双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全国正在采取的(反诈)措施,我们都采取过,大家遇到的困难,我们以前也遇到过。”从某种程度上说,安溪反诈正是中国反诈的缩影。
“纸醉金迷”吸引着年轻人
19岁的吴洋是怀揣着赚钱梦来缅北的。2020年3月,交友软件上相识一周的女生跟他提起,亲戚在缅北开KTV,招募酒水销售,每晚只需工作几个小时,每月工资8000元,另外还有提成。
吴洋和朋友都心动了。第二天,他们就启程前往云南省保山市。机场外有人接他们,开车到了边境,准备偷渡。全国各地来的一二十人,被蛇头带着,在中缅边境的大山里穿行。天色已晚,山路陡峭,人随时都可能坠落山崖。
一夜之后,他们到达缅北,被一辆车接进KTV所在地。大楼前,有穿着军装、背着枪的人把守,楼内只有三四间KTV,其他房间门锁紧闭。吴洋惊愕地发现,地下室里还有一个水牢,里头的哀叫声断断续续传出很远。
看守给他们讲解接下来的工作,吴洋反应过来,这是一个电诈集团。他需要操作三四个手机,手机里只有一个不知名的社交App,看守说,许多玩网络赌博的人都用这个App。不同的手机注册App不同的账号,被拉进同一个聊天群,吴洋需要用话术打动网络那端的赌徒,“我今天在某某平台充了××元,赚了××元。”另几个号立即跟上,“我也是,我也赚了。”以此诱使他人到该平台充钱。
电诈在台湾兴起于1997年,又称为“台湾式诈骗”。福建警察学院侦查系副教授郑震指出,2000年后,台湾诈骗分子潜入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建立诈骗窝点,实施诈骗活动,并迅速在全国发展蔓延。
安溪是福建泉州的下辖县,与台湾隔海相望,许多人从那时起走上了电诈之路。郑震以福建各地公安机关破获的128起电诈案件、抓获的345名犯罪嫌疑人籍贯作分析,安溪县独占大头,有146人。也就是说,案件受害者接到的电诈电话,有接近50%的概率,是安溪人打给他的。
电诈在安溪很早就呈现“传帮带”的趋势,甚至一个村都搞电诈,大家共同切磋,还有专门的“诈骗培训学校”及“诈骗点子公司”。村民对此的理解是,诈骗自古有之,两军对垒时常用,是一种谋略,对社会带来的伤害也仅是“骗骗人而已”,和偷抢并不一样。
安溪县委书记高向荣曾在魁斗镇看到一个“博物馆”,里面有不少因诈骗等行为赚到钱的人物榜单。他非常不理解,“没感觉这是一种耻辱吗?”2017年,高向荣在全县打击电诈的大会上感叹,有的镇村不推不动、推也不动,干部麻木不仁、熟视无睹,群众不以为耻、助长歪风。
电诈最猖獗时,安溪境内一天发出的手机短信达上百万条之多。设在安溪县魁斗镇的移动电话通信基站是“全亚洲最繁忙的基站”。大大小小的团伙,每天用群发器不间断发送各类短信,“六合彩特码”“恭喜您中了大奖”“代办各种文凭”,等待愿者上钩。
对选择干电诈的安溪人来说,相较电诈,贫穷是更抬不起头的事。安溪曾总结过涉诈人群的基本画像:年龄小、文化程度不高、经济条件差。电诈之风刚起时,安溪尚未脱贫,年轻人涉诈,是因为想靠电诈挣钱。魁斗镇的一名村干部曾总结说,农户一年赚不到一两万块钱,年轻人吃不了苦,不愿干农活,出去赚钱也没什么本事,再加上法律意识淡薄,很容易就学坏了。他们根本没想过,这是犯罪。
如今,安溪是全国百强县,2020年的GDP 是757.41亿元。县里的两大重要产业,涉茶总产值250亿元,家居工艺产业总产值超200亿元,大部分人都在从事与这两个产业相关的工作。两大产业都因搭上了电商有了更快的发展。安溪有36个淘宝村,10个淘宝镇。县城里流传着不少做电商暴富的故事:现在开摩托,三个月后就可以开宝马;有人白手起家,现在月入四五万元;外省人来县城学做淘宝,两三年赚了一千多万元。造富神话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但与此同时,收入并不均衡,贫困人口在一年前刚刚清零,全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万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吴洋一家人都在做家居工艺产品的加工,供货给工厂。吴洋学电子商务,毕业后开了网店,想将爸妈的加工产品销往外地。但网店销量始终平平,期待的一夜暴富并没有到来,他转而寻找其他工作,希望抓住缅北的“机会”改变命运。
几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年轻人也都有着相似的经历。他们出生于农村,家境一般,学历基本是初中、中专,子承父业、打工赚钱。
大北、阿威家都从事家居工艺产业,和吴洋一样,自家做产品加工,供货给工厂,后来做电商,但生意始终不景气。周振家有十几亩茶田,早些年,他随父亲做茶农,经历过百克铁观音茶王被炒到几十万元的年代。后来,铁观音价格回落,赚钱梦碎。他家的房子在安溪的山间,红砖垒的两层楼,外墙和二层都没有刷漆,一层的墙皮斑斑驳驳。家门外是土路、草丛,走几分钟下山才能看见公路。周振一直想赚笔钱,至少去县城买套房子,攒“老婆本”。
相似的经历,让他们都渴望去缅北寻找商机。年轻人去缅北,有的是奔着电诈去的,更多的,则是从社交平台、网页弹窗上看到招工信息,做厨师、送餐员、酒水销售,每月工资1.5万元左右,远高于他们在家乡的三五千元。今年年初,短视频平台曾广泛流传一段视频,低沉的男声说,“这里是缅甸北部,我生长的地方。欢迎来到我的世界,娇贵的小公主。”缅北的“纸醉金迷”深深吸引着这群年轻人,他们冒险偷渡,期待命运在缅北被改变。
缅北梦碎
命运确实被改变了,但不是朝着吴洋希望的方向。电诈“工作量的考核”每两周一次,如果没有拉足10名客户,要接受狼牙棍惩罚。更严重的,则接受电棍惩罚。吴洋因为任务不达标,被狼牙棍打过。他的朋友不服管教,大闹过几回,被电棍狠狠教训过。
被困在电诈集团,吴洋吃不下也睡不好,一心琢磨怎么能离开。工作手机里没有微信、QQ,他就在诈骗的聊天群里观察,谁和他有一样的话术,再通过常用语缩小范围,确定某个人可能会是自己的朋友。
吴洋终于找到了一个从初中就相识的人。二人反复商榷,找到了一个可行的办法。这天傍晚,看守们依旧外出拿饭,吴洋和朋友冲向正对后门的窗边,抓住水管,借力滑向一楼。后门是整栋楼唯一无人看守的地方,且能通向外面的大路。二人用尽全力飞奔,没有退路,终于逃离了这里。



吴洋的经历并不少见,很多年轻人被困缅北无法脱身。安溪县剑斗镇的党委书记易雷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镇里发现有一人在缅北失联,通过在东南亚做生意的同乡,拜托当地的商会找人,辗转找到了其疑似踪迹。中间人说,他是被蛇头以数万元的人头费卖给电诈集团的,如果要放他离开,他必须赚够这笔人头费,没赚够的话,需要交赎金。
在短视频等平台上,讲述自己从缅北逃离的人有许多,一个真实而残酷的缅北被越来越多人所了解。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教授戴永红指出,缅北主要指缅甸北部的克钦邦和东北部的掸邦,中缅边境云南段1997千米,除了与德宏州相对的缅方一侧为缅政府控制以外,其余地州缅方一侧均为缅甸地方民族武装(以下简称民地武)势力所控制。
1947年,缅族精英与各少数民族首领共同签订了《彬龙协议》,建立联邦制国家,承认民族平等与民族自决原则。但在之后并未得到贯彻和执行,“大缅族主义”一直存在,遭到民地武的强烈反对,双方的冲突也就因此爆发。缅甸政府军和地方武装力量长期爆发冲突,尤其小规模的战事冲突已是家常便饭。
如今,民地武势力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在了缅北地区,但双方始终处于拉锯状态。云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实践中心主任简琨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民地武为了获取巨额军费,选择了走私、毒品交易、赌博、人口买卖等犯罪作为财源。这也导致缅北地区出现了世界罕见的局面,以准国家的形式支持犯罪。因此,各类犯罪长期盘踞在我国西南地区,屡禁不止、打击不尽。
简琨益说,刑事司法合作,有国家之间的,也有地区之间的。但如果要和缅北的民地武进行此类合作,则涉及一个重要外交议题,即如何定义民地武。据他所知,无论是我国国家层面还是边境省级层面,与民地武均没有签订此类合作条约。
除此之外,还有多重原因使得中国的电诈团伙在此聚集。简琨益在中缅边境走访时也发现,边民的国别概念较弱,管理始终是一大难题。尤其是一寨两国的地方,村寨一半在中国,一半在缅甸。村民说云南话、用人民币,手机信号是移动联通,手机支付用支付宝、微信,孩子上学、家人看病都要跨境来中国,很可能一家人里,哥哥姐姐住在缅甸,弟弟妹妹住在中国。
在文化背景相似、来往频繁的前提之下,电诈集团与缅北民地武更容易一拍即合,且便于偷渡。简琨益指出,他们彼此语言相通、文化相通、认识相通,“前者想找保护伞,后者想要客户,权力与犯罪很容易建立关联”。
缅北的人群也因此形成了鱼龙混杂的局面。有当地人,有与之来往密切的云南边民,也有被吸引前往的犯罪首领、中层以及马仔。网络上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在缅北从事电诈的中国人有十多万人。另外,国内还有许多人怀揣掘金梦偷渡前去,从事服务业。但多位回来的人坦言,在缅北从事服务业,难以赚到预想中的钱。
针对犯罪分子及普通国人偷渡前往缅北并从事犯罪,中国能做的打击措施是有限的。简琨益说,具体的案件办理,一般需要借助云南警方在边境长期办案形成的办案路径、办案资源,甚至要借助民地武的力量来办案。这种合作只能特事特办、难以持续。中国也曾尝试大规模措施,2019年10月,公安部刑侦局组织开展专项打击行动,对缅北部分电信网络诈骗活动严重区域的QQ、微信、支付宝、POS机等社交和支付账户封停。当时,许多在边境生活的人反映,自己的账号被无辜波及。简琨益也指出,这些手段通常难以为继,且按下葫芦浮起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