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安溪：一座小城的反诈17年

天色一点点暗下来，晚饭时分，空气里弥漫着中式小炒的香气，路边的饭店人声鼎沸。吴洋蜷缩在巷子的角落，不敢出声。几名男子紧追而来，找寻他和同伴的踪影。

自从偷渡进入缅北，他们俩就处在失去人身自由的状态，胆战心惊度过了大半年，直到十多分钟前从那个“魔窟”逃出来。他们在异国陌生的巷子里飞奔，终于甩掉了“尾巴”，拦了辆出租车，报出目的地：中国国门。边防人员查问，你在缅北从事什么职业？吴洋说，KTV的酒水销售。多日后，他回到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对家乡的公安人员吐露了真话，“我被骗去搞了半年的电诈。”

此时是2020年末，几个月之后，针对像吴洋这样滞留缅北的涉诈及偷私渡人员的劝返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层层铺开。包括安溪在内的许多县市都收到了上级下发的红名单，须在截止日期前，将名单上的人员劝返。

安溪是重点地区，需劝返人数一度高居国内第三位。作为中国大陆最早发生电诈案件的城市之一，过去的十多年里，许多安溪人成为电话那头操福建口音、行诈骗之事的电诈犯，安溪甚至一度被称为“骗子之乡”。

诈与反诈之间的反复较量，在这个小城从未中断。刚刚卸任安溪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的杜双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全国正在采取的（反诈）措施，我们都采取过，大家遇到的困难，我们以前也遇到过。”从某种程度上说，安溪反诈正是中国反诈的缩影。

“纸醉金迷”吸引着年轻人

19岁的吴洋是怀揣着赚钱梦来缅北的。2020年3月，交友软件上相识一周的女生跟他提起，亲戚在缅北开KTV，招募酒水销售，每晚只需工作几个小时，每月工资8000元，另外还有提成。

吴洋和朋友都心动了。第二天，他们就启程前往云南省保山市。机场外有人接他们，开车到了边境，准备偷渡。全国各地来的一二十人，被蛇头带着，在中缅边境的大山里穿行。天色已晚，山路陡峭，人随时都可能坠落山崖。

一夜之后，他们到达缅北，被一辆车接进KTV所在地。大楼前，有穿着军装、背着枪的人把守，楼内只有三四间KTV，其他房间门锁紧闭。吴洋惊愕地发现，地下室里还有一个水牢，里头的哀叫声断断续续传出很远。

看守给他们讲解接下来的工作，吴洋反应过来，这是一个电诈集团。他需要操作三四个手机，手机里只有一个不知名的社交App，看守说，许多玩网络赌博的人都用这个App。不同的手机注册App不同的账号，被拉进同一个聊天群，吴洋需要用话术打动网络那端的赌徒，“我今天在某某平台充了××元，赚了××元。”另几个号立即跟上，“我也是，我也赚了。”以此诱使他人到该平台充钱。

电诈在台湾兴起于1997年，又称为“台湾式诈骗”。福建警察学院侦查系副教授郑震指出，2000年后，台湾诈骗分子潜入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建立诈骗窝点，实施诈骗活动，并迅速在全国发展蔓延。

安溪是福建泉州的下辖县，与台湾隔海相望，许多人从那时起走上了电诈之路。郑震以福建各地公安机关破获的128起电诈案件、抓获的345名犯罪嫌疑人籍贯作分析，安溪县独占大头，有146人。也就是说，案件受害者接到的电诈电话，有接近50%的概率，是安溪人打给他的。

电诈在安溪很早就呈现“传帮带”的趋势，甚至一个村都搞电诈，大家共同切磋，还有专门的“诈骗培训学校”及“诈骗点子公司”。村民对此的理解是，诈骗自古有之，两军对垒时常用，是一种谋略，对社会带来的伤害也仅是“骗骗人而已”，和偷抢并不一样。

安溪县委书记高向荣曾在魁斗镇看到一个“博物馆”，里面有不少因诈骗等行为赚到钱的人物榜单。他非常不理解，“没感觉这是一种耻辱吗？”2017年，高向荣在全县打击电诈的大会上感叹，有的镇村不推不动、推也不动，干部麻木不仁、熟视无睹，群众不以为耻、助长歪风。

电诈最猖獗时，安溪境内一天发出的手机短信达上百万条之多。设在安溪县魁斗镇的移动电话通信基站是“全亚洲最繁忙的基站”。大大小小的团伙，每天用群发器不间断发送各类短信，“六合彩特码”“恭喜您中了大奖”“代办各种文凭”，等待愿者上钩。

对选择干电诈的安溪人来说，相较电诈，贫穷是更抬不起头的事。安溪曾总结过涉诈人群的基本画像：年龄小、文化程度不高、经济条件差。电诈之风刚起时，安溪尚未脱贫，年轻人涉诈，是因为想靠电诈挣钱。魁斗镇的一名村干部曾总结说，农户一年赚不到一两万块钱，年轻人吃不了苦，不愿干农活，出去赚钱也没什么本事，再加上法律意识淡薄，很容易就学坏了。他们根本没想过，这是犯罪。

如今，安溪是全国百强县，2020年的GDP 是757.41亿元。县里的两大重要产业，涉茶总产值250亿元，家居工艺产业总产值超200亿元，大部分人都在从事与这两个产业相关的工作。两大产业都因搭上了电商有了更快的发展。安溪有36个淘宝村，10个淘宝镇。县城里流传着不少做电商暴富的故事：现在开摩托，三个月后就可以开宝马;有人白手起家，现在月入四五万元;外省人来县城学做淘宝，两三年赚了一千多万元。造富神话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但与此同时，收入并不均衡，贫困人口在一年前刚刚清零，全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万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吴洋一家人都在做家居工艺产品的加工，供货给工厂。吴洋学电子商务，毕业后开了网店，想将爸妈的加工产品销往外地。但网店销量始终平平，期待的一夜暴富并没有到来，他转而寻找其他工作，希望抓住缅北的“机会”改变命运。

几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年轻人也都有着相似的经历。他们出生于农村，家境一般，学历基本是初中、中专，子承父业、打工赚钱。

大北、阿威家都从事家居工艺产业，和吴洋一样，自家做产品加工，供货给工厂，后来做电商，但生意始终不景气。周振家有十几亩茶田，早些年，他随父亲做茶农，经历过百克铁观音茶王被炒到几十万元的年代。后来，铁观音价格回落，赚钱梦碎。他家的房子在安溪的山间，红砖垒的两层楼，外墙和二层都没有刷漆，一层的墙皮斑斑驳驳。家门外是土路、草丛，走几分钟下山才能看见公路。周振一直想赚笔钱，至少去县城买套房子，攒“老婆本”。

相似的经历，让他们都渴望去缅北寻找商机。年轻人去缅北，有的是奔着电诈去的，更多的，则是从社交平台、网页弹窗上看到招工信息，做厨师、送餐员、酒水销售，每月工资1.5万元左右，远高于他们在家乡的三五千元。今年年初，短视频平台曾广泛流传一段视频，低沉的男声说，“这里是缅甸北部，我生长的地方。欢迎来到我的世界，娇贵的小公主。”缅北的“纸醉金迷”深深吸引着这群年轻人，他们冒险偷渡，期待命运在缅北被改变。

缅北梦碎

命运确实被改变了，但不是朝着吴洋希望的方向。电诈“工作量的考核”每两周一次，如果没有拉足10名客户，要接受狼牙棍惩罚。更严重的，则接受电棍惩罚。吴洋因为任务不达标，被狼牙棍打过。他的朋友不服管教，大闹过几回，被电棍狠狠教训过。

被困在电诈集团，吴洋吃不下也睡不好，一心琢磨怎么能离开。工作手机里没有微信、QQ，他就在诈骗的聊天群里观察，谁和他有一样的话术，再通过常用语缩小范围，确定某个人可能会是自己的朋友。

吴洋终于找到了一个从初中就相识的人。二人反复商榷，找到了一个可行的办法。这天傍晚，看守们依旧外出拿饭，吴洋和朋友冲向正对后门的窗边，抓住水管，借力滑向一楼。后门是整栋楼唯一无人看守的地方，且能通向外面的大路。二人用尽全力飞奔，没有退路，终于逃离了这里。

吴洋的经历并不少见，很多年轻人被困缅北无法脱身。安溪县剑斗镇的党委书记易雷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镇里发现有一人在缅北失联，通过在东南亚做生意的同乡，拜托当地的商会找人，辗转找到了其疑似踪迹。中间人说，他是被蛇头以数万元的人头费卖给电诈集团的，如果要放他离开，他必须赚够这笔人头费，没赚够的话，需要交赎金。

在短视频等平台上，讲述自己从缅北逃离的人有许多，一个真实而残酷的缅北被越来越多人所了解。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教授戴永红指出，缅北主要指缅甸北部的克钦邦和东北部的掸邦，中缅边境云南段1997千米，除了与德宏州相对的缅方一侧为缅政府控制以外，其余地州缅方一侧均为缅甸地方民族武装（以下简称民地武）势力所控制。

1947年，缅族精英与各少数民族首领共同签订了《彬龙协议》，建立联邦制国家，承认民族平等与民族自决原则。但在之后并未得到贯彻和执行，“大缅族主义”一直存在，遭到民地武的强烈反对，双方的冲突也就因此爆发。缅甸政府军和地方武装力量长期爆发冲突，尤其小规模的战事冲突已是家常便饭。

如今，民地武势力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在了缅北地区，但双方始终处于拉锯状态。云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实践中心主任简琨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民地武为了获取巨额军费，选择了走私、毒品交易、赌博、人口买卖等犯罪作为财源。这也导致缅北地区出现了世界罕见的局面，以准国家的形式支持犯罪。因此，各类犯罪长期盘踞在我国西南地区，屡禁不止、打击不尽。

简琨益说，刑事司法合作，有国家之间的，也有地区之间的。但如果要和缅北的民地武进行此类合作，则涉及一个重要外交议题，即如何定义民地武。据他所知，无论是我国国家层面还是边境省级层面，与民地武均没有签订此类合作条约。

除此之外，还有多重原因使得中国的电诈团伙在此聚集。简琨益在中缅边境走访时也发现，边民的国别概念较弱，管理始终是一大难题。尤其是一寨两国的地方，村寨一半在中国，一半在缅甸。村民说云南话、用人民币，手机信号是移动联通，手机支付用支付宝、微信，孩子上学、家人看病都要跨境来中国，很可能一家人里，哥哥姐姐住在缅甸，弟弟妹妹住在中国。

在文化背景相似、来往频繁的前提之下，电诈集团与缅北民地武更容易一拍即合，且便于偷渡。简琨益指出，他们彼此语言相通、文化相通、认识相通，“前者想找保护伞，后者想要客户，权力与犯罪很容易建立关联”。

缅北的人群也因此形成了鱼龙混杂的局面。有当地人，有与之来往密切的云南边民，也有被吸引前往的犯罪首领、中层以及马仔。网络上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在缅北从事电诈的中国人有十多万人。另外，国内还有许多人怀揣掘金梦偷渡前去，从事服务业。但多位回来的人坦言，在缅北从事服务业，难以赚到预想中的钱。

针对犯罪分子及普通国人偷渡前往缅北并从事犯罪，中国能做的打击措施是有限的。简琨益说，具体的案件办理，一般需要借助云南警方在边境长期办案形成的办案路径、办案资源，甚至要借助民地武的力量来办案。这种合作只能特事特办、难以持续。中国也曾尝试大规模措施，2019年10月，公安部刑侦局组织开展专项打击行动，对缅北部分电信网络诈骗活动严重区域的QQ、微信、支付宝、POS机等社交和支付账户封停。当时，许多在边境生活的人反映，自己的账号被无辜波及。简琨益也指出，这些手段通常难以为继，且按下葫芦浮起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