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共同富裕的政策和社会基础

德国的贫富差距在发达国家处于中低水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官方数据显示，德国从2011年到2018年的基尼系数均在0.29左右，远低于同期英国约0.36和美国约0.39的水平;把德国人按收入从低往高排列，排名在90%的富人的收入与排名在10%的穷人的收入之比在2018年为3.6，低于同期英国的4.5和美国的6.2。

德国是欧元区最大的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德国2020年人口8324万，是欧盟人口最多的国家;国土面积357580平方公里，是继法国、西班牙和瑞典之后的欧盟第四大国;GDP为3.81万亿美元，居世界第四位，人均GDP高达4.57万美元。分产业结构看，德国2020年的农业增加值占GDP的0.66%，制造业增加值占17.82%，服务业增加值占63.59%。从就业情况看，2019年德国就业人口占工作年龄人口的76.7%。其中农业就业人员占就业总数的1.21%，工业占27.18%，服务业占71.61%。

德国的贫富差距水平在2005年后相对稳定，并未出现明显扩大趋势。在缓解收入差距扩大方面，德国有不少经验值得借鉴，其中，德国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成功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及其制造业工人较高的工资福利待遇，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政治生态看，德国的国内政治也一直受社会正义的辩论所影响和引导，这是德国社会政策的政治土壤。

德国贫富差距的变化趋势

近二十年，德国的工资不平等与家庭总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不同。工资是指工薪收入，这是很多人主要的收入来源;家庭总收入则是包括工资、财产性收入、社保福利等在内所有收入。

研究显示：2006年前，德国劳动者的工资差距迅速扩大。把劳动者按工资从低往高排列，2000年排名在90%的高工资劳动者的工资是排名在10%的低工资劳动者的3.3倍，到2006年它们的比值涨至近4倍;2006年～2014年，德国的工资不平等程度维持在上述高位;而2014年后，工资不平等程度开始下降，到2019年，上述比值降到3.5。

不过，劳动者工资不平等在近年的下降并未导致家庭总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下滑。德国以家庭可支配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在2000年～2005年从0.26增长到0.29，之后维持在0.29左右。2018年德国的基尼系数为0.29，低于OECD国家0.31的平均水平。

从家庭实际收入的增长情况看，2000年～2014年，德国家庭平均收入增长缓慢，14年家庭税前收入只增长3%，家庭可支配收入仅增长了4.5%。其后，两者在2014年～2019年都经历了大幅增长，短短5年税前收入增长近12%，可支配收入增长约9%。家庭收入在2014年后的快速增长一方面受益于失业大幅下降及工资上升，另一方面同养老金的增长有关。可支配收入最低的10%家庭，2010年～2015年其可支配收入逐年下降，但2015年后伴随法定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这部分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一直在上升。

虽然德国的家庭收入不平等程度近年没有下降，但由于低收入家庭的实际收入水平提高，以是否能按时付房租，是否能保持屋内暖和等九个指标定义的“物质匮乏”家庭的占比从2008年的5.5%降至2019年的2.7%。在欧洲，德国的这一比例很低，与丹麦（2.6%）、芬兰和荷兰（2.4%）相当，比例最高的是保加利亚（19.9%）。

疫情发生后，与美国等国家不同，德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不升反降，无论从基尼系数还是从高收入家庭与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比看，2021年初德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相较2019年都发生了下降，因为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略有上升，而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有所下降。该结果显示，德国政府在疫情期间为自雇佣者和企业主提供的短期工作津贴，有助于他们雇佣的劳动者保住工作，不过自雇佣者和企业主自身的营收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疫情冲击。

值得关注的是，德国社会和政党对于正义的辩论持续影响其再分配政策走向。

在20世纪90年代末，国际上将资本市场视为解决福利国家财政问题的方案这一观念蔓延到德国，很多政治家一度希望放弃德国传统的再分配政策。1998年～2003年，德国议会的所有政党都重新制定了政党方针，对公正概念进行重新表述以减少对再分配的关注。直到2005年，政党方针中没有提到任何“正义”及“平等”概念的基督教民主党的得票率从以前超过40%降至35%，凸显民众开始重新关注社会公正问题。公众舆论也从不断要求解散福利国家和削减社会福利，转变为讨论上述改革的社会后果，如贫困问题的加剧。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社会正义和贫富收入差距已经成为公共辩论的核心，因为人们发现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剧。德国政府2001年、2005年、2008年、2013年、2017年五期《贫困与财富报告》极大地扩展了人们对德国生活条件的了解，并唤起人们对公正理念的追求。相对于德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和德国出口经济在全球的重要地位等议题，德国的国内政治一直受社会正义的辩论所影响和引导。虽然德国的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但今天的德国，关于社会问题的争论中，公正仍然无疑是核心的政治价值，这是德国社会政策的政治土壤，也是其缓解贫富差距的理念基石。

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和鼓励工作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德国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社会福利体系之一，其在2018年有约9960亿欧元用于公共社会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1%。德国这一福利国家社会体系的传统要上溯到19世纪下半叶的工业化时期，由当时的德意志帝国宰相俾斯麦建立。1881年，在俾斯麦的授意下，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在给德国议会的信中首次提出了这个想法。威廉写道：“那些因年龄和残疾而无法工作的人，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得到国家的照顾。”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德国在1883年首先引入了工人义务医疗保险，社会福利方面的立法同步进行，并在后来几年里进一步扩展，从而为福利国家导向社会打下了基础，并在1889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施养老保险的国家。

俾斯麦推行社会保险的动机，既是为了促进工人的福利，以保持德国经济高效率运行，也是为了抵御更激进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

2014年起开始实行的养老保险一揽子协议，改善了老年人的经济状况，这项改革引入了老年人从63岁起可退休领取全额养老金的规定。即长期参加养老保险，缴纳保险费满45年的人，可以提早至63岁时退休，并可以全额领取养老金。此次改革还出台了“母亲养老金”规定：1992年前生育子女的女性，由于当时托管孩子的机构很少，因而这些母亲们的就业机会受到影响，“母亲养老金”就是旨在对这些母亲为养育子女所作的贡献进行补偿。据统计，约950万女性自2014年起可获得“母亲养老金”这一额外养老金，金额为每养育一名子女每年可得300多欧元。

今天，德国形成了由养老、医疗、失业、护理和工伤保险组成的严密的社会安全网，例如为退休员工和长期无劳动能力者提供基本保障，以及子女生育补贴和税收优惠等。社会福利政策使个体能够进行长期规划，并在职业发展方面愿意冒更高的风险，而无须在日常工作中太过担忧老无所养、疾病、事故、贫困和社会阶层下降等问题。完善的社会保险体系对改善低收入群体福利、缓解贫富差距扩大发挥着重要作用。

此外，鼓励工作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也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劳动力市场政策分类上，将钱款通过失业保险直接给予失业者救济以保证其基本生活的政策称为消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而采取职业培训等措施来增强劳动者找到工作的机会、提高其雇佣能力、生产能力等则是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重要内容。

德国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体系兼顾劳动力市场的稳定和灵活。德国包括养老、医疗、失业、护理和事故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中，传统的养老和医疗保险支出所占比例最高，失业保险占第三位。根据2016年的数据，失业保险仅为全部保险支出的3%。总体而言，德国倾向于采取比较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其特点是救助以劳动者自助为主。

实施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投入的资金要明显少于消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因此，该政策一般被认为是一项低投入、高产出的政策手段，在宏观上有利于实现社会可持续的整体利益;在微观上可以主动预防劳动者贫困和社会排斥的发生。

德国政府支付的基本社会保险福利是针对基本需求，虽然能维持生活，但是要明显低于通过有偿劳动获得的收入。例如，独身者所获得的基本社会保险福利大约只是所有单身家庭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一;长期失业的无孩的夫妻通过基本社会保险福利得到的收入只相当于所有无孩夫妻平均收入的五分之一。基本社会保险福利与有偿劳动获得的收入之间的差距以及与其相关的社会地位都成为促使失业者积极寻找工作的强大动力，从而降低贫困的发生率。

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保障蓝领获得较高收入

在德国，职业教育不仅是培养高技能劳动者，也是应对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手段。德国于1969年颁行《职业培训法案》，建立了覆盖所有经济和管理部门的“二元”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不仅为德国培养了大批高素质技术人才，对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和社会稳定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对提高处于收入分配底层的低技能、低工资工人的收入有重要作用，职业教育体系显著地改善了收入不平等。

在德国，每年有大约50万名新学徒开始职业培训，其中三分之二接受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与其他大多数国家进入职业生活前纯粹的学校教育不同，大约一半的德国青少年在学校教育结束后，接受国家当时认可的三百多个工种中的某一工种的双元制职业培训。他们每周在企业中学习3至4天的实践操作，在职业学校中接受1至2天的专业理论培训。双元制职业教育一般为期两年至三年半，而且是有报酬的。

德国的多方机构合力保证了双元制职业教育的质量：商会为实施培训的企业提供咨询，对企业的设施进行审查，并组织考试;工会和雇主协会就培训期报酬进行谈判，并参与制定企业培训的标准;国家提供资金，监督公立职业学校体系，并支持失业者及弱势青少年寻找培训机会。

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将理论知识和实际工作经验相结合，受到许多企业的欢迎。德国较低的年轻人失业率也促使许多国家学习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由于需求巨大，德国政府专门设置了德国职业教育与培训国际合作办公室以开展国际职业教育，所有关于德国职业教育体系的问询都汇总到这个办公室。仅2019年，这个办公室就收到239份询问。

德国的制造业工人收入在发达国家中处于较高水平。OECD数据显示，2020年，德国第二产业的劳动者报酬占增加值比重高达18%，远高于英国的11%和美国的9.5%。德国的蓝领工人能享受较高的工资福利待遇，是德国收入差距较小的重要原因。而德国蓝领工人能享受较高的工资福利待遇，是因为德国的经济结构、教育体系、企业行为、工会组织和政府政策多重因素的结果。

德国蓝领工人的工资福利待遇较高，首先得益于德国强大的、高质量的制造业，这使得德国制造行业的附加价值高，劳动报酬比重大。前述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为德国作为制造业强国提供了优秀的熟练工人，使德国的制造业得以保持优势地位。而德国制造业在德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在全球制造业的领先地位，则是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