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联合国原副秘书长金永健：现在的大变局下更需要联合国

2021年，87岁的金永健获颁“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让他高兴的是，这一年也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

从1971年乔冠华在26届联大首次发言时提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到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时所指出的“人类和平发展进步的潮流不可阻挡”;从把联合国视作“清谈馆”，到现在强调“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年来，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以及自身在联合国所承担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金永健4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一半是对非洲外交，一半是多边外交。1990年，他担任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家组织代表，1996年3月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卸任后，又于2001年担任了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他见证和亲历了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演变。

金永健说，我们目前面临着一场国际大变局，在这个新的动荡变革期和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要继续积极推动同联合国的合作迈向新台阶，联合国应高举真正的多边主义旗帜，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治化方面走在前列。

中国新闻周刊：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通过了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及世界产生了什么影响？

金永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对中国、对联合国、对世界都有重大意义。

对中国来说，一是纠正了过去所受的不公正对待，国际地位受到国际社会承认，并且在国际舞台上大大提升了一步，为今后在国际社会的发展开创了一个好的局面，是中国外交的一项重大进展。

对联合国来说，缺少了七亿多中国人民的合法代表，联合国本身是极不完整的。现在它一直强调的“普遍性”原则才真正有了体现，安理会有了中国所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声音。

对世界来说，那时的世界局势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整个世界的力量对比和形势走向发生了改变，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与和平进步的力量加重了。

中国新闻周刊：毛泽东说过，是非洲的黑人兄弟用轿子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你曾在中国驻肯尼亚和尼日利亚大使馆工作了13年，也担任过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司长，在你看来，非洲国家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过程中实际起到了什么作用？

金永健：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支持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周恩来总理于1963年末至1964年初访问了亚非十几个国家，在非洲时宣布了“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到1970年，中国先后同17个非洲国家建立了经济技术合作关系，通过派遣医疗队等多种方式与非洲国家紧密合作，并向它们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影响深远，至今非洲国家还常常提到它。中非关系非常牢固。

除了很多非洲国家的支持，中国能以压倒性多数胜出的最主要原因还是中国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自身力量的提升。此外，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双方宣布尼克松将于1972年访华，消息一经公布，国际上对中美关系的变化作出了很清楚的判断，也就出现了“倒戈”。

中国新闻周刊：1977年，你被调往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从非洲国家到美国，从双边外交到多边外交，面临了哪些新的挑战，如何调整自己的角色？

金永健：1977年夏季，我被分到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主要负责非洲事务工作，作为中国代表参加联合国第四委员会（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24国委员会、纳米比亚理事会的工作。中国不是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成员国，但有时也要去听会。

刚到联合国时，我对多边外交完全是门外汉，自己的知识面又很不够，确实面临很大的挑战。比如1982年马岛战争爆发，安理会开会讨论，我对马岛战争的过程和背景都不太了解，就要连夜查阅资料。1977年刚去时，每次开会都不敢离场，对每个人的发言要点都要记下来。一两年之后才知道不需要了，因为各个国家的立场基本是固定的，每次发言都是一个调子，最多换一下个别词汇。

另外，多边外交还要求反应迅速，有时会出现需要当场决定、无法及时请示的情况，比如有代表在会场对中国进行挑衅，就要马上作出反应。

在联合国工作我的体会是，从事双边外交，要对驻在国有深入了解，能接触各种人群，但视野较窄;从事多边外交，不容易对具体国家了解深入，但接触面更广，视野更宽。1984年春天我回国在外交部非洲司担任了两年副司长、两年司长，明显感觉个别同事对非洲很有感情，但视野只局限在自己主管的国家和地区上，看不到当时非洲跟世界“大三角”的关系。

中国新闻周刊：你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期间，参与处理的重要事件中印象最深刻的有哪些？

金永健：我在日内瓦期间，遇到的最主要问题是人权斗争。

每年一次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是国际人权斗争最尖锐的时刻。从1990年起，美国和欧盟接连向该委员会提出所谓“中国人权状况”议案，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都被中方挫败。 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美国因需要中国支持没有提出人权议案。

我经历了1993年、1994年和1995年的三次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其中，1995年第51届会议上的斗争是公认最为激烈的，美国对其他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施加了很大压力。

3月7日下午，对国别提案进行表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提案被安排在最后。会议间有三四位大使向我表示，刚收到国内指示，迫于各种压力，不得不改变原本支持中国的态度。这对中国是很不利的消息。

表决西方国家这一提案时已近午夜。轮到我发言时，我按照国内指示和前两年的惯例提出了对该提案“不采取行动”的动议，表决结果是22票赞成、22票反对、9票弃权，按议事规则未被通过。因此第二天上午10点复会时，就要表决西方提案了。

我走出会场，科特迪瓦（旧译为“象牙海岸”）代表在等我，告诉我国内指示他表决中国动议时投赞成票，如果动议未被通过，在表决西方提案时就要投弃权票。

我迅速报告国内，并同中国驻科特迪瓦使馆联系。中国驻科特迪瓦大使刘立德当即与尚未上班的科特迪瓦外长联系，终于在距表决不到2小时的时候，说服了科特迪瓦政府将原计划的弃权票改为反对票。

这是很重要的一票，因为最后表决结果是20票赞成、21票反对、12票弃权。支持中国的代表起立鼓掌，西方记者失望离开，我的同事们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联合国有很多类似情况。中国要取得外交斗争的胜利，离不开非洲国家的有力支持。

中国新闻周刊：1996年3月你出任了联合国副秘书长，在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重与忠实履行国际公务员的职责方面有没有发生冲突的时候，又是如何处理的？

金永健：以中国国家利益为重与忠实履行国际公务员职责之间基本不存在矛盾。我会在工作职权范围内，力所能及地支持中国。我开始分管经济和社会事务，对中国申请的援助项目会在合法范围内给予支持，比如帮助中国引进清洁煤及垃圾处理技术。

1996年，联合国秘书长改选，主管维和行动的副秘书长安南告诉我，他有意参加竞选，希望寻求中国支持。他是加纳人，我得知加纳政府支持他竞选，就说：“我现在不能代表中国说话，但是据我对中国政府一贯政策的了解，凡是非洲友好国家支持的，中国通常都是会支持的。”

然后，我主动跟他谈了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中国核心利益问题，强调中国政府在这些问题上立场明确。我说，过去历届秘书长都没有在这些问题上损害中国利益，我相信以后的秘书长也不会做任何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事情。随后，我将谈话内容向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作了通报。

所以，作为联合国副秘书长，支持自己的国家要在合法合理的职权范围内，不能利用职权为自己国家谋利，要在联合国树立良好的形象。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中国对联合国的态度、在联合国扮演的角色可分为几个阶段？各自有什么不同特点？

金永健：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年来，对联合国的态度、在联合国扮演的角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70年代，中国开始参与联合国事务，但由于过去长期无直接接触，了解不多，国内又处于“文革”时期，因此对联合国事务的介入程度较浅，对联合国的重视程度也远远不如现在。当时还有人说联合国是个“清谈俱乐部”，认为联合国起不了多大的实际作用。那时中国认为维和行动是干涉别国内政，不参与维和行动，强调自力更生，不接受联合国机构的援助。

70年代最突出的情况是，中国除了在与本国或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会态度明确，在很多问题上都采取“超脱”态度，在表决时在赞成、反对和弃权之外创造了“不参加投票”的第四种形式，而且几乎成了惯例。

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后到80年代末。中国对联合国的参与程度逐步加深，对联合国的贡献越来越大，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这一阶段中国强调实事求是，开始接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提供的多边援助。表决时也改为采取“个案处理”，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投票态度。

1990年4月，中国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5名军事观察员，开启了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历程。迄今，中国已派出3万多人次参与24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

第三阶段是90年代之后，中国开始把联合国事务作为外交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国家领导人直接出席联合国大会，如1992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出席了安理会首脑会议;1995年在北京举行了世界妇女大会，同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了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不久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了重要的视频讲话。就在前几天，昆明举行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国第15次大会。

另外，过去曾有一段时间中国往往不直接参与谈判，而是由有关发展中国家去谈判，中国视谈判情况表态。现在，联合国所有事务、各种会议都有中国代表参加，积极参与谈判和磋商，提出工作文件和提案，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合理主张和正当要求。在本届联大第一委员会、第二委员会、第三委员会上，中国常常作为几十个国家的代表作共同发言。

中国新闻周刊：是否可以说，现在“第三世界”这个概念已经比较淡化甚至过时了？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中国家难免会产生一些矛盾，面临一些新的分化组合。中国该如何来处理好与这些传统友好国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