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驻联合国：东河畔的开局棋

1971年11月15日，星期一。这天上午，施燕华和20多位同事提前了一个多小时来到联合国“占位子”。

长而矮的联合国会议厅大楼面朝纽约东河，与俗称“火柴盒”的高高扁扁的秘书处大楼毗邻。会议厅大楼里，大会堂高高的穹隆下，中心区域是代表席位，每个国家占据两排，共6席。隔一条过道，后面还有几排椅子，可供各国代表团其他成员自由就坐。他们听说今天人会很多，去晚了就没座位了。

因为，这一天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乔冠华率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将在全世界面前正式亮相。

在此之前，“五大国”一词在联合国已经多年没人提起了，现在四大国重回五大国。印度前国防部长梅农有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当美国和苏联意见一致的时候，联合国就没有必要存在。当它们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联合国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如今，人们都在谈论美国、苏联和中国“大三角”。

一个崭新的格局，已在东河之畔徐徐开启。

亮相

“早该如此！非常痛快！”

11月15日上午10时32分，在联合国礼宾司司长锡南·科尔莱的引导下，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副团长黄华、秘书长符浩、代表熊向晖和陈楚、翻译唐闻生昂首步入联合国大会堂，清一色的深色中山装（外媒称为“高领毛式服装”）在西装领带的世界里煞是引人注目。面对记者“第一次就座中国席位有何感想”的提问，乔冠华如此回答，同时伴以标志性的仰天大笑。

这一天理论上是联合国裁军辩论的寻常一天。但实际上，裁军辩论已暂停了好几天，以等待中国代表团的到来。与会者一致同意，现在没有北京参加的讨论或谈判都是没有意义的。

这天复会的裁军大会准备先用半天时间，由各地区组（如西欧组、东南亚组）代表致辞，对中国代表团表示欢迎。但议程很快就被突破了，各国代表纷纷现场报名，要求发言。

记者们注意到，中国代表一直专注地静听着，不时对照手中的代表名册。德新社写道：“中国人无论在哪里都表现出一种认真的冷静态度，他们正在慢慢地、谨慎地探索他们在联合国的道路。”

会议从上午延续到下午，55个国家代表先后上台致欢迎辞。眼看天色已黑，大会主席、印度尼西亚外长亚当·马利克只好宣布，没来得及发言的代表的稿子将由秘书处在会后印发。

下午6时40分，穿一身灰黑色中山装、架一副秀克朗眼镜的乔冠华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走向讲台。

乔冠华的发言长达45分钟。毛泽东为这篇发言定的基调是：第一要算账，算这么多年不让中国进联合国的账，要点美国和日本的名;第二要谈世界形势，指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第三要讲中国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反对霸权主义，宣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总而言之要“旗帜鲜明，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发言稿直到头天晚上才经最后修改、由国内审定定稿。翻译组跟着中文，不停地修改英、法译文。施燕华和丈夫吴建民都是翻译组的，她是英文翻译，吴建民是法文翻译，外交部翻译室负责人冀朝铸曾开玩笑地说，“英法联军”要打到纽约了。讲话稿中感谢了“两阿提案”23个提案国的名字，他们校对了多遍，一个名字不能漏，顺序（按字母顺序排列）一个不能错。直到深夜，300份英文稿、100份法文稿装进纸箱，大家才安心回房间睡觉。

会员国131个，再加上记者，本来以为300份绰绰有余，没想到乔冠华上台才几分钟，发言稿就被一抢而光。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回住地，让火速加印100份送来。

整个过程中，大厅里鸦雀无声，两边走廊上站着的人没有同声传译的耳机，就看着手里的翻译稿听着。

乔冠华的发言对印度支那三国的抗美战争、对朝鲜的和平统一纲领、对阿拉伯各国反对犹太复国主义、非洲国家反对白人殖民主义、拉丁美洲国家争取200海里领海权、石油输出国组织反对经济掠夺的斗争都进行了旗帜鲜明的声援，对“超人一等、骑在别人头上称王称霸”的超级大国进行了义正辞严的抨击。最后，他气势如虹地宣称：“任何一个国家的事，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管;全世界的事，要由世界各国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不允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

乔冠华发言毕，几十个友好国家的代表前来握手祝贺，在过道里排起了长队。翻译组组长过家鼎受命记录祝贺国家的名字，他只能在人群的推推搡搡中勉力维持着自己的位置。施燕华庆幸这项任务没有落到自己头上，否则非被挤出“历史舞台”不可。

路透社和合众国际社等媒体称，中国今晚初次登上联合国舞台，以一篇措词激烈的政策讲话震动了联合国大会，这让很多外交观察家感到意外，因为他们原来预料中国代表团的第一次发言将是一篇对各国的热烈欢迎表示谢意的简短发言。德新社称，乔的发言表明，北京将使自己成为“中小国家的喉舌和支持者”。

记者还注意到，乔冠华发完言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乔治·布什、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雅科夫·马立克和以色列大使约瑟夫·特科阿都没有鼓掌。

这天上午，布什已和乔冠华初次打过照面了。双方是在中国代表团前往大会堂的必经之路上“偶遇”的，当时布什正在铺着绿色地毯的走廊边打电话，“不早不晚”刚好放下话筒。在科尔莱不失时机地做介绍后，双方人员“亲切而不过分热情”地互相握了手。这是美国国务院礼仪专家的杰作。

黄华与马立克的初次会面就远不是这样的氛围了。那是黄华首次参加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会议。会议在法国代表雅克·科希丘什科-莫里泽的住处召开，黄华到时，其他三人已先到了。科希丘什科-莫里泽将黄华迎进门后，首先介绍了英国代表科林·克罗爵士，黄华与他握了手，然后介绍布什，也相互握了手。接着马立克也伸出了手，但在听到“这是苏联大使”的介绍后，黄华缩回了手，转身走开了。

布什回忆，那一刻屋里的空气像凝固了，让他多年后都难以忘记。他明白了，中国人是想公开表明，比起美国的“帝国主义”，中国视苏联的“霸权主义”为更大的威胁。

谋杀案

一年一度的圣诞节，意味着联合国大会的结束。

12月22日，26届联大在选出新的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后闭幕。联合国工作进入“淡季”，很多国家代表都回国休假、度圣诞去了。

在纽约工作了42天之后，乔冠华率中国代表团部分人员回国。留下的40多人，开始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建团和日常工作。黄华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陈楚为副代表。

代表团包下的罗斯福旅馆14层（实际为13层）有70多个房间，显得有些空荡荡的。大家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旅馆房间里，因为上街也只能看橱窗，生活枯燥而寂寞。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施燕华有一项工作是每天早上为团里几位不懂英语的领导读报。1972年初，纽约一家小报在不起眼的角落登了一则消息，说有人可能会对中国代表团下手，以制造事件破坏尼克松访华。代表团领导很重视，立即加强了安全措施，规定除了到联合国开会外不准外出。但防不胜防，悲剧还是发生了。

那是春节前一个星期天早上，代表团二秘吴妙发照例召集团里部分人员学英语，工勤人员王锡昌却没有出现，打房间电话无人接，敲门无人应。用旅馆的万能钥匙打开门，踹开链条锁，发现王锡昌躺在床上，已经死去了。

头天晚上还活蹦乱跳为大家放电影的一个年轻人，怎么会突然死去？医生再三说，年轻人猝死的原因很多，可能死于某种突发疾病，但中方始终不信。

周恩来指示代表团领导与美方交涉，指出正值尼克松总统即将访华、中美改善关系之际，美方对查清这一事件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指示，在查清之前尸体不能火化。黄华立即写信给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要求美国当局彻查。

纽约警方仔细勘察了现场，医院做了尸检，都查不出死因。王锡昌的尸体暂存冰柜，代表团不断督促美方破案。

直到两个多月后，代表团才接到纽约市医院的通知，说在王锡昌胃里发现了证据，王锡昌是喝了含有浓缩尼古丁的饮水引起神经中枢麻痹而死。代表团取回一小杯王锡昌的胃液，连同一杯他房间暖瓶里的水，交信使一同送回国内。国内的检测结果和美方的一致。

美国没有热水瓶，这种小暖瓶是代表团从香港购置的咖啡壶。当时纽约警方在14层电梯口派驻了一个警卫小组，24小时值守。但王锡昌的房间靠近货梯，在警方视线的盲区内。

从那以后，代表团成员如果外出，回来一定会把茶水倒掉。施燕华养成了直接喝自来水的习惯。多年过去了，案子一直没有告破，成了一个历史悬案。

出事后，代表团加快了购房的步伐。

找房子的任务落到了何理良的头上。代表团委托了一位律师，陪着她到处看房。纽约西区从前不被看好，律师调查后告诉他们，西区正在改善，林肯艺术中心常有音乐剧等演出，观众档次很高，附近很有发展前途，建议在这个地区买房。何理良在这一带看了多所房子，感觉要么太小了，要么设施不太齐全。这时，一位在美国留学的意大利学生给他们介绍了林肯广场汽车旅馆。

林肯广场汽车旅馆位于百老汇马路和66街交汇处，对面就是林肯艺术中心和茱莉亚音乐学院。旅馆占地2000多平方米，共10层，有270多间房，有一个可供300多人就餐的大厅，大冰柜等设施一应俱全，还有一个很大的地下车库，有四个扇面，可停泊170辆车。

报告国内后，4月，周恩来迅速批下485万美元现款。代表团一次付清，将旅馆连楼带地皮买了下来。介绍这宗生意的意大利学生得到了1.5%的佣金，喜之不尽，当即去中国旅游了一趟。

交房前，房主两次通知延期。纽约警方牵着警犬，逐个房间排查，没查到什么爆炸物和危险品，倒是在一些房间的床垫下发现了《花花公子》《花花女郎》《阁楼》等刊物。

一番装修、筹备后，代表团欢天喜地搬进了自己的家。国内精制的铜牌也由信使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正式挂牌。

不久，国内派来的技术人员彻底检查了代表团驻地，从房间暖气片等处清除了多套窃听设备。

买这栋楼，中国代表团很看重的是它面积很大的地下车库。在房间里说话，声音会引起玻璃窗微微震动，有可能被外面的专用设备接收到，因此代表团有重要会议就到车库里去开。后来还专门设置了一间保密室，没有玻璃窗，也没有通风设备，写重要材料要在里面熬上一两个小时，完成时通常已汗流浃背。

“中国人的智慧”

联合国会议大楼里，只有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有办公室。中国的办公室很气派，临窗可俯瞰东河。吴建民发现，通过数窗户的多少，可以知道一个人在联合国的职位，如秘书长办公室是5扇窗子，副秘书长是4扇。

初进联合国，中国代表团只参加了大会、安理会、第一委员会、特别政治委员会、经济社会理事会、行政预算委员会和法律委员会的工作，后来才逐渐扩大到所有主要委员会。

频繁的请示报告和中央指示使纽约和北京之间的密电数量与日俱增。会外要做大量的工作，摸清不同国家特别是主要国家的态度，了解清楚后请示国内。开始时，要等国内发了电报才敢投票，有时就来不及。后来发电报时就写“如有不妥，请于纽约时间×点前回复”。万一到时答复不及，就按原方案投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