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村医的政治化身

在农村行医54年以来，马文芳还是习惯被乡亲们喊为“赤脚医生”，尽管这个称呼从1985年起就被官方取消了。

“赤脚医生”的叫法最早出现于上世纪人民公社时期。1968年夏天，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红旗》杂志刊发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文章一开头就写道，“‘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医半农卫生员的亲热的称呼。”

这篇文章随后经毛泽东批示，于同年9月14日在《人民日报》刊载，“赤脚医生”很快成为当时的舆论热点。各地的赤脚医生自然也成为媒体竞相报道的“典型”——“旧社会的放牛娃”凭借“对伟大领袖的一颗红心”而刻苦学医、为贫下中农治疗疑难杂症。赤脚医生的形象被画进宣传画、连环画，甚至印在邮票、粮票和挂历上，成为那个时代形象鲜明的符号。

对于河南省通许县大岗李乡苏刘庄村村医马文芳而言，抛开这一群体在特殊时代的光环，赤脚医生最大的贡献是为农民提供了最基本的卫生健康保障。当时的赤脚医生头顶草帽，身背药箱，走在田间地头，给缺医少药的农民防病治病。在疟疾盛行时，也是这些赤脚医生挨家挨户问诊，“送药到手、看服到口、不咽不走”，最终消除了疟疾。

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年～1981年年报中总结：中国的“赤脚医生”模式为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

1980年代以后，人民公社制度瓦解，以此为基础建立的赤脚医生制度也随之消失。《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一书记录，尽管之后农村地区的医疗服务形式不断变化，但乡村医生的主体人员仍是当年的赤脚医生。他们中间的不少人，一直工作到了21世纪的今天。

乡村政治明星的诞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村就没有医生。”马文芳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当时规模大的公社有卫生院，规模小的公社连卫生室都没有，个别小公社可能有老中医。那时老百姓普遍没钱买药，农民如有发烧感冒，就吃一把谷子，喝一碗热水，回家被窝一蒙，出一身汗，就好了;如果得了重病，没钱去城里医院看，只能回家等死。

缺医少药是当时的普遍状况，而在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村地区，医生和药品更为紧缺。据统计，1964年，全国高级卫生技术人员69%在城市，31%在农村，其中在县以下的仅占10%。而当时的人口分布情况刚好相反，城市人口仅占1/10，超九成人口生活在农村。

马文芳母亲就是在上世纪60年代因感染伤寒不治去世的，年仅32岁。在母亲去世5天后，他8岁的弟弟又感染风寒。孩子瘦到皮包骨头，因为没医生、没药，生病没几天便不省人事。附近乡亲1分钱、2分钱地捐出了169块救命钱，然后把马文芳弟弟抬到了开封市人民医院治疗，五天后，还是去世了。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俺家两条人命。那时候我都跪到坟岗发誓，一定当医生，为老乡治病，报恩。”马文芳回忆说。

当时，新的农村卫生保健制度正在探索中。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针对农村卫生保健，提出了“县设卫生院、区设卫生所、行政村设卫生委员、自然村设卫生员”的设想。在加强农村基层卫生机构建设的同时，还组织医务人员上山下乡，支援农村基层。

1965年1月，毛泽东批转了卫生部党组给中央的《关于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问题的报告》。各地以该指示为重大政治任务，迅速组织医疗队到农村、林区、牧区，进行巡回医疗。胸外科专家黄家驷、儿科专家周华康、妇科专家林巧稚都曾参与巡回医疗。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在其文章《防疫行为与空间政治》中指出，解放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医疗人才只是不定期地以救护队的形式巡访农村，根本无法在广大农村形成相对制度化的诊治和防疫网络。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听完卫生部的工作汇报后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服务，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毛泽东指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这段话后来被称为“六·二六指示”。同年9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社论。当时还未提到“赤脚医生”这个词。

上海率先试点。1965年夏天，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开始办培训班，毕业于苏州医专的黄钰祥任教员，教习医学常识和简单治疗方法，学员在速成班学习4个月后再回到公社当卫生员。后来被称为“中国赤脚医生第一人”的王桂珍就是这个培训班的首批学员之一。

王、黄二人用“土洋结合”的办法为当地村民省钱看病，日常也要下地种田干活，“赤脚医生”的叫法不知不觉便在村民中流行起来。1968年，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对王、黄二人的报道——《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这篇文章随后被《红旗》杂志与《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因农村地区对医疗资源的迫切需求，加上特殊时期最高领导人亲自批示的政治背景，“赤脚医生”制度在全国范围迅速推广。据当时的《卫生部关于全国赤脚医生工作会议的报告》，到1975年底，中国农村“赤脚医生”数量己经达到150多万，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有390多万人。

“阶级成分”和“思想觉悟”是选拔赤脚医生的首要标准。1969年6月23日的《人民日报》第5版登载的新华社一篇文章：“学员由贫下中农推荐、经公社革委会审批，把成分好，思想觉悟高，劳动积极，有一定文化的贫下中农子女送到训练班学习;学员的生活费用由大队负担，毕业后回队为贫下中农治病。”

1967年，已经完成初中学业的马文芳被大队推选为“赤脚医生”到公社培训班学习一年。据马文芳回忆，当时既要学西医的解剖学、生理学和诊断学，又要背中草药，学针灸，学生没有教科书，只有油印机印刷的单页材料。

做赤脚医生比普通村民更容易赚到更多的工分。据马文芳回忆，人民公社时期没有工资，都是赚工分。在马文芳所在大队，根据劳动内容和数量，每人每天最多10分，少则五六分，而做赤脚医生可算“全勤”，每月280分，月底凭分到生产队领取粮食。

当时的农村采取合作医疗，基层医疗费用由生产大队统筹。马文芳所在大队，每人每月上交1角钱，其余由大队负责。由于集体经济的扶持，农民交纳极少的费用就能享受到最基本的医疗保健要求。《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医疗合作事业成功的原因分析》一文中指出，“人民公社体制的存在保证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低成本运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下，由村卫生站、公社卫生院和县医院构成的乡村卫生网站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乡村。”

杨念群指出，直到赤脚医生制度建立后，上层医疗行政的指令如种痘、打防疫针和发放避疫药品等才得以真正实施，而且令行禁止，快速异常。

作家祝勇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当代所有美术作品中，赤脚医生几乎不约而同地以少女形象出现。他在《疾病在革命中的命运：赤脚医的圣徒式描述》中写道，现实中，一个年老的中医形象会给患者值得信赖之感，但艺术不同，画家在潜意识中赋予了赤脚医生“欧洲古典绘画中女神的职能”，少女形象的赤脚医生对生命的诠释便不仅来自于她们的职业，更来自她们的躯体本身。

赤脚医生成为那个时代的政治明星，不但有机会参加国庆阅兵方阵，还能成为政治宣传电影中的主人公。电影《春苗》的主角原型就是赤脚医生王桂珍，除了现实中的行医经历，电影主人公田春苗还被赋予了“政治任务”。田春苗与“只顾尖端课题、不管贫下中农死活”的“体制内医生”不同，她不但关心无产阶级，而且医疗业务一流，治好了贫农水昌伯的腰腿病，从而让水昌伯成功地加入到与卫生院院长的斗争中。

有限的医疗保障

“由于赤脚医生自身专业医学水平有限，他们实际上能解决的医疗问题是有限的，只能说，在当时的条件下，赤脚医生为基层民众提供了一种力所能及的帮助。”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史与医学哲学系主任张大庆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

马文芳也表示，赤脚医生处理的主要是头疼脑热、气管炎等常见病，如果遇到急性阑尾炎等需要手术的疾病，需尽快转送到更高级别的医院。日常工作就是背着药箱下地干活，里面装着针灸针、常见药和“老三样”，即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表。夏天谁在地里干活中暑了，马文芳就马上过去给人解暑;如果有人磕碰刮伤，他便过去消毒包扎;棉花地打农药时，常有人因吸入农药而中毒，到后来还常有喝农药自杀的，都要赤脚医生去急救。

《创造与重构——集体化时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赤脚医生现象研究》一书总结，到1960年代中期，由于不断学习、实践和培训，卫生保健员（后来的赤脚医生）已经掌握了几十种常见病症的治疗、几十种药物的使用，以及针灸和简单的中草药知识。

当时药品仍比较紧缺，价格也高。农民感冒严重了才去花两分钱买两片阿司匹林，如果还治不好，就加一支青霉素。马文芳记得很清楚，一支青霉素进价一毛五分八，卖价一毛八，全国同一价。

“当时都赚工分，大家都没有赚钱的概念。”马文芳解释说，药品是村上大队拿钱统一买来的，收入归公。且当时是计划经济，像青霉素这样比较珍贵的抗生素想多买都没有，每个村的每个大队每月最多领10支。

张大庆认为，赤脚医生对农村的药物现代化普及起到了积极作用。至于一些研究中提到的“赤脚医生加剧了抗生素滥用问题”，张大庆认为这是一种“后见之明”，抗生素在当时能比较快地解除患者病痛，而用药规范在当时还未普及，因此不宜深究。

在当时的条件下，吃得起西药的农民是少数，大多数村民看病，靠的还是“三土四自”，即土医、土方、土药，自采、自种、自制、自用中草药。马文芳还专门买了药碾，把草药碾成粉，或加水，团成药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