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村医的政治化身

作者: 李明子

赤脚医生:村医的政治化身0

证件、药箱、获奖证书或纪念品,是许多“赤脚医生”所共同拥有的。图/视觉中国

在农村行医54年以来,马文芳还是习惯被乡亲们喊为“赤脚医生”,尽管这个称呼从1985年起就被官方取消了。

“赤脚医生”的叫法最早出现于上世纪人民公社时期。1968年夏天,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红旗》杂志刊发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文章一开头就写道,“‘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医半农卫生员的亲热的称呼。”

这篇文章随后经毛泽东批示,于同年9月14日在《人民日报》刊载,“赤脚医生”很快成为当时的舆论热点。各地的赤脚医生自然也成为媒体竞相报道的“典型”——“旧社会的放牛娃”凭借“对伟大领袖的一颗红心”而刻苦学医、为贫下中农治疗疑难杂症。赤脚医生的形象被画进宣传画、连环画,甚至印在邮票、粮票和挂历上,成为那个时代形象鲜明的符号。

对于河南省通许县大岗李乡苏刘庄村村医马文芳而言,抛开这一群体在特殊时代的光环,赤脚医生最大的贡献是为农民提供了最基本的卫生健康保障。当时的赤脚医生头顶草帽,身背药箱,走在田间地头,给缺医少药的农民防病治病。在疟疾盛行时,也是这些赤脚医生挨家挨户问诊,“送药到手、看服到口、不咽不走”,最终消除了疟疾。

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年~1981年年报中总结:中国的“赤脚医生”模式为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

1980年代以后,人民公社制度瓦解,以此为基础建立的赤脚医生制度也随之消失。《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一书记录,尽管之后农村地区的医疗服务形式不断变化,但乡村医生的主体人员仍是当年的赤脚医生。他们中间的不少人,一直工作到了21世纪的今天。

乡村政治明星的诞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村就没有医生。”马文芳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当时规模大的公社有卫生院,规模小的公社连卫生室都没有,个别小公社可能有老中医。那时老百姓普遍没钱买药,农民如有发烧感冒,就吃一把谷子,喝一碗热水,回家被窝一蒙,出一身汗,就好了;如果得了重病,没钱去城里医院看,只能回家等死。

缺医少药是当时的普遍状况,而在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村地区,医生和药品更为紧缺。据统计,1964年,全国高级卫生技术人员69%在城市,31%在农村,其中在县以下的仅占10%。而当时的人口分布情况刚好相反,城市人口仅占1/10,超九成人口生活在农村。

马文芳母亲就是在上世纪60年代因感染伤寒不治去世的,年仅32岁。在母亲去世5天后,他8岁的弟弟又感染风寒。孩子瘦到皮包骨头,因为没医生、没药,生病没几天便不省人事。附近乡亲1分钱、2分钱地捐出了169块救命钱,然后把马文芳弟弟抬到了开封市人民医院治疗,五天后,还是去世了。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俺家两条人命。那时候我都跪到坟岗发誓,一定当医生,为老乡治病,报恩。”马文芳回忆说。

当时,新的农村卫生保健制度正在探索中。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针对农村卫生保健,提出了“县设卫生院、区设卫生所、行政村设卫生委员、自然村设卫生员”的设想。在加强农村基层卫生机构建设的同时,还组织医务人员上山下乡,支援农村基层。

赤脚医生:村医的政治化身1
2013年1月16日,行医中的马文芳。图/中新
赤脚医生:村医的政治化身2
1969年,“赤脚医生”在广东高州游行,响应毛泽东的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图/FOTOE
赤脚医生:村医的政治化身3
电影《春苗》剧照。
赤脚医生:村医的政治化身4
20世纪80年代,世卫组织上海市嘉定县基层卫生保健合作中心“基层卫生保健讲习班”学员与乡村医生进行交流。图/IC

1965年1月,毛泽东批转了卫生部党组给中央的《关于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问题的报告》。各地以该指示为重大政治任务,迅速组织医疗队到农村、林区、牧区,进行巡回医疗。胸外科专家黄家驷、儿科专家周华康、妇科专家林巧稚都曾参与巡回医疗。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在其文章《防疫行为与空间政治》中指出,解放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医疗人才只是不定期地以救护队的形式巡访农村,根本无法在广大农村形成相对制度化的诊治和防疫网络。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听完卫生部的工作汇报后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服务,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毛泽东指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这段话后来被称为“六·二六指示”。同年9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社论。当时还未提到“赤脚医生”这个词。

上海率先试点。1965年夏天,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开始办培训班,毕业于苏州医专的黄钰祥任教员,教习医学常识和简单治疗方法,学员在速成班学习4个月后再回到公社当卫生员。后来被称为“中国赤脚医生第一人”的王桂珍就是这个培训班的首批学员之一。

王、黄二人用“土洋结合”的办法为当地村民省钱看病,日常也要下地种田干活,“赤脚医生”的叫法不知不觉便在村民中流行起来。1968年,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对王、黄二人的报道——《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这篇文章随后被《红旗》杂志与《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因农村地区对医疗资源的迫切需求,加上特殊时期最高领导人亲自批示的政治背景,“赤脚医生”制度在全国范围迅速推广。据当时的《卫生部关于全国赤脚医生工作会议的报告》,到1975年底,中国农村“赤脚医生”数量己经达到150多万,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有390多万人。

“阶级成分”和“思想觉悟”是选拔赤脚医生的首要标准。1969年6月23日的《人民日报》第5版登载的新华社一篇文章:“学员由贫下中农推荐、经公社革委会审批,把成分好,思想觉悟高,劳动积极,有一定文化的贫下中农子女送到训练班学习;学员的生活费用由大队负担,毕业后回队为贫下中农治病。”

1967年,已经完成初中学业的马文芳被大队推选为“赤脚医生”到公社培训班学习一年。据马文芳回忆,当时既要学西医的解剖学、生理学和诊断学,又要背中草药,学针灸,学生没有教科书,只有油印机印刷的单页材料。

做赤脚医生比普通村民更容易赚到更多的工分。据马文芳回忆,人民公社时期没有工资,都是赚工分。在马文芳所在大队,根据劳动内容和数量,每人每天最多10分,少则五六分,而做赤脚医生可算“全勤”,每月280分,月底凭分到生产队领取粮食。

当时的农村采取合作医疗,基层医疗费用由生产大队统筹。马文芳所在大队,每人每月上交1角钱,其余由大队负责。由于集体经济的扶持,农民交纳极少的费用就能享受到最基本的医疗保健要求。《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医疗合作事业成功的原因分析》一文中指出,“人民公社体制的存在保证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低成本运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下,由村卫生站、公社卫生院和县医院构成的乡村卫生网站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乡村。”

杨念群指出,直到赤脚医生制度建立后,上层医疗行政的指令如种痘、打防疫针和发放避疫药品等才得以真正实施,而且令行禁止,快速异常。

作家祝勇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当代所有美术作品中,赤脚医生几乎不约而同地以少女形象出现。他在《疾病在革命中的命运:赤脚医的圣徒式描述》中写道,现实中,一个年老的中医形象会给患者值得信赖之感,但艺术不同,画家在潜意识中赋予了赤脚医生“欧洲古典绘画中女神的职能”,少女形象的赤脚医生对生命的诠释便不仅来自于她们的职业,更来自她们的躯体本身。

赤脚医生成为那个时代的政治明星,不但有机会参加国庆阅兵方阵,还能成为政治宣传电影中的主人公。电影《春苗》的主角原型就是赤脚医生王桂珍,除了现实中的行医经历,电影主人公田春苗还被赋予了“政治任务”。田春苗与“只顾尖端课题、不管贫下中农死活”的“体制内医生”不同,她不但关心无产阶级,而且医疗业务一流,治好了贫农水昌伯的腰腿病,从而让水昌伯成功地加入到与卫生院院长的斗争中。

赤脚医生:村医的政治化身5
1998年,宁夏吴忠市同心乡村诊所里,医生在给病人打针。图/FOTOE

有限的医疗保障

“由于赤脚医生自身专业医学水平有限,他们实际上能解决的医疗问题是有限的,只能说,在当时的条件下,赤脚医生为基层民众提供了一种力所能及的帮助。”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史与医学哲学系主任张大庆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

马文芳也表示,赤脚医生处理的主要是头疼脑热、气管炎等常见病,如果遇到急性阑尾炎等需要手术的疾病,需尽快转送到更高级别的医院。日常工作就是背着药箱下地干活,里面装着针灸针、常见药和“老三样”,即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表。夏天谁在地里干活中暑了,马文芳就马上过去给人解暑;如果有人磕碰刮伤,他便过去消毒包扎;棉花地打农药时,常有人因吸入农药而中毒,到后来还常有喝农药自杀的,都要赤脚医生去急救。

《创造与重构——集体化时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赤脚医生现象研究》一书总结,到1960年代中期,由于不断学习、实践和培训,卫生保健员(后来的赤脚医生)已经掌握了几十种常见病症的治疗、几十种药物的使用,以及针灸和简单的中草药知识。

当时药品仍比较紧缺,价格也高。农民感冒严重了才去花两分钱买两片阿司匹林,如果还治不好,就加一支青霉素。马文芳记得很清楚,一支青霉素进价一毛五分八,卖价一毛八,全国同一价。

“当时都赚工分,大家都没有赚钱的概念。”马文芳解释说,药品是村上大队拿钱统一买来的,收入归公。且当时是计划经济,像青霉素这样比较珍贵的抗生素想多买都没有,每个村的每个大队每月最多领10支。

张大庆认为,赤脚医生对农村的药物现代化普及起到了积极作用。至于一些研究中提到的“赤脚医生加剧了抗生素滥用问题”,张大庆认为这是一种“后见之明”,抗生素在当时能比较快地解除患者病痛,而用药规范在当时还未普及,因此不宜深究。

在当时的条件下,吃得起西药的农民是少数,大多数村民看病,靠的还是“三土四自”,即土医、土方、土药,自采、自种、自制、自用中草药。马文芳还专门买了药碾,把草药碾成粉,或加水,团成药丸。

上一篇 点击页面呼出菜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