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重温小平足迹

又十年过去，2024年8月，在邓小平同志诞生120周年之际，记者再次来到10年前曾经寻访过的位于黄浦区的金陵东路渡口。正值暑期，不少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到上海的游客，在此静候渡船靠岸。与十年前相比，渡口的变化并不算大，显示出岁月静好的模样……

而距今104年前，1920年9月，情况就不同了。在这一当时被称为“法兰西码头”的渡口，16岁的四川少年邓希贤搭上一条不大的渡船，沿黄浦江北上。在杨树浦码头，邓希贤换乘法国“盎特莱蓬”号，从此踏上赴法勤工俭学、追求救国之路。那时候的邓希贤，还没有改名邓小平，也恐怕不知道自己此生与上海这座城市，将有数不清的人生交集……

1993年，邓小平最后一次视察杨浦大桥时，喜不自禁道：“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女儿随之问父亲：“怎么今日诗兴大发？”邓小平认真地回答：“这是出自我内心的话。”

在邓小平诞生120周年之际，重新品味他当年用以分享的“内心的话”，更明白“发展才是硬道理”。

在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

自1920年从上海走出国门，在法国期间，邓希贤于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经过6年的勤工俭学岁月，他根据党的安排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春，邓希贤回国，在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任职，其实也就是被党派往冯玉祥国民联军从事政治工作；7月，前往武汉，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此时此刻，第一次国共合作濒临彻底破裂。邓希贤改名邓小平，于1927年8月7日在武汉参加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接着，随中央机关迁往上海。

不久，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秘书（即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后为中央事务秘书长，悉心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日常工作。根据已公开的历史档案，这一时期，驻沪中共中央机关多隐蔽于当时的租界里弄，如中央政治局机关在上海云南路447号。如今的云南路美食街经过又一轮市场淘洗，一些店家依然受到顾客的青睐。前不久，当电视剧《繁花》的沪语版本热播之后，云南路上一些店家纷纷拿出了自家制作的排骨年糕，那热闹劲头并不比电视剧中宝总热衷的黄河路美食街来得差。记者多次路过云南路，都发现有游客驻足、排队购买美食。而8月上旬一次经过时，正遇两位前往寻觅当年云南路447号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的年轻游客。弄堂口上海老伯指点：“诺，这地方现在的门牌号是云南中路171—173号。”

当年的同孚路柏德里700号，后为石门一路336弄9号。如今此地是一处簇新的商业体——兴业太古汇。有回忆文章称，当年柏德里的中央政治局联络点系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屋。早年在驻沪中共中央机关工作过的黄玠然曾回忆：“实际上这个地方负责处理中央机关日常工作，我们都称这个地方为‘中央办公厅’。那时恩来同志和小平同志每天都来这里，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都来请示工作。凡是中央各部门大的事情，主要的由恩来同志解决问题。机关的工作、事务工作，那是要小平同志负责的，两个人是不可分离的。”

1928年4月底开始，为筹备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等相继离沪。上海的留守中央由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负责，邓小平协助工作。5月2日，留守中央举行常委会议。其间，李维汉暂住上海浙江路清和坊沿街的一楼一底砖木结构房屋（今浙江中路112号），这里也是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联络点。当时，邓小平在底层开设杂货店，出售肥皂、草纸、火柴等日用品，以掩护秘密机关。李维汉曾回忆：“‘六大’期间，我先是住在静安寺，那时，每天上午任弼时、邓小平和我要碰头一次，商量工作。参加碰头的还有熊瑾玎和一个内部交通员。我们大多在二马路的一个酒楼上碰头。我觉得静安寺离开二马路太远，来回不方便，就由中央秘书处在清和坊的烟纸店前楼布置了我的住家。这个地方邓小平也去过。”李维汉所说的二马路，亦即如今的九江路。早年在驻沪中共中央机关工作过的张纪恩曾回忆：“一九二八年八月底、九月初，我在浙江路清和坊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这个地方是党中央的机关，楼下开了一家烟纸店做掩护，听说这店是由邓小平经办。”

邓希贤改名邓小平，于1927年8月7日在武汉参加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接着，随中央机关迁往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苏智良则告诉《新民周刊》记者，据他考证，青海路19弄21号，亦即原青海路善庆坊；西康路24弄11号，亦即原小沙渡路遵义里，是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遗址。据记者实地探访，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这两处旧址：青海路旧址现为上海广电大厦绿地；遵义里旧址现为恒隆广场。

“1928年夏，中共中央秘书处分别设在青海路善庆坊和小沙渡路遵义里，邓小平任秘书长，直至1928年秋由黄玠然接任。向忠发、周恩来、彭湃等当时的中央领导曾到小沙渡路遵义里过组织生活。”苏智良说，“当时，邓小平与张锡瑗恋爱结婚，就生活在小沙渡路遵义里。换句话说，遵义里既是革命办公场所，也是邓小平与张锡瑗的家。他们两人既是同学，又是战友，志同道合。”苏智良认为，从上海一些老建筑中可以挖掘出很多感人故事。“这两处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原建筑均已在市政改造中被拆除，确实遗憾，但能够让更多的人知晓中国共产党早期奋斗的历程，以及那时候的中国共产党人，许多不仅仅是热血青年，更是有血有肉有感情且感情细腻者，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苏智良说。

能够让更多的人知晓中国共产党早期奋斗的历程，以及那时候的中国共产党人，许多不仅仅是热血青年，更是有血有肉有感情且感情细腻者，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尽管是处于地下工作状态，可邓小平、张锡瑗还是于1928年春节后的一天举行了简朴的婚宴。宴设于上海广西路川菜馆子聚丰园，如今此地为广西北路224号中福城。到场同庆的有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还有李维汉、王若飞等共30余人。也曾赴法勤工俭学的郑超麟是赴宴者之一。他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张锡瑗长得很漂亮，个子不高，是保定第二女子师范的学生，和李培之（李维汉夫人）一道闹过学潮，在武汉也做过秘密工作。张锡瑗的朋友很多，当时也有其他的人追求她，可她都没有动心，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邓小平。”还有回忆文章提到，在这次婚礼上，小平给妻子买了上海祥泰织造厂的“大象”商标羊毛披巾，觉得她使用很好看，“以后出门，你尽量都系上它，这样不易被敌人认出”。张锡瑗自然十分喜爱——这既是一件色彩鲜艳的礼物，也便于掩护自己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邓小平张锡瑗婚后一年多，1929年8月，中共中央派遣邓小平前往广西，以中央代表身份领导当地党的工作，筹划起义。1930年1月，在百色起义之后，邓小平返回上海，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广西革命斗争情况。紧接着，邓小平前往位于白克路（金凤阳路）的宝隆医院（原址现为长征医院），看望即将分娩的张锡瑗。哪知道张锡瑗难产，加上产褥热，竟然英年早逝了，所产婴儿也在相隔数日之后夭折。由于广西军务繁忙，邓小平无法安葬妻子，只得含泪匆匆离沪。在邓颖超的关心下，中央特科设法在江湾购置了墓地安葬张锡瑗——墓碑上写着的名字是“张周氏”，立碑人则随便起了个名字，以做掩护。不过，在公墓登记时用的是原名张锡瑗。给张锡瑗送葬的，则有邓颖超和张母，还有张锡瑗的小妹张锡珍。

1931年3月，邓小平受广西前敌委员会委派，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他在沪撰写《七军工作报告》，并于5月中旬在《时事新报》看到胞弟邓垦所发寻人启事。兄弟相见后，高度警惕的邓小平要求胞弟与同学迅速搬家。之后，兄弟俩曾前往江湾张锡瑗墓。同年夏天，邓小平离开上海，前往江西苏区……

从解放上海到建设上海

1949年3月31日，邓小平起草《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5月6日，他离开南京前往丹阳，指导解放和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5月26日，邓小平重返上海，亦即与中共华东局机关一起抵达位于圣约翰大学的临时指挥部。在听取七、八、九兵团负责人关于渡江战役和宁沪杭作战中部队相关情况汇报，并作出“要减少城市驻军，减轻人民负担”指示以后，6月7日，邓小平作出查封证券交易大楼、取缔金融投机的决定。回看上海解放直至7月中旬邓小平前往北平准备参加开国大典，在沪期间，他还做过一件极为重要的私事——前往张锡瑗墓地。陪伴他前往的，当然还有1939年在延安与之结为夫妇的卓琳。两位所见，张锡瑗墓地已经面目全非，于是决定将遗骨重新妥善安葬。

1959年2月，邓小平和彭真、李富春、杨尚昆等视察上海，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视察江南造船厂、上海手表厂，视察上海钢铁三厂、上海电机厂、英雄金笔厂。之后还和彭真一起看望了在沪居住的宋庆龄。之后，邓小平又视察杨树浦纺织、印染工厂，观看静电纺纱机、离心纺纱机、无梭织布机、活性染料等。当年2月20日，他出席中共上海市委工业会议开幕式并讲话，指出“关系全局、牵动全国最大的首先是上海。上海不贯彻‘全国一盘棋’，上海的每一个厂、每一个部门考虑问题不是从‘全国一盘棋’出发，都要影响全局，而且自己也应付不了”。整个1959年，邓小平多次抵达上海，为国事奔波。当年12月6日，邓小平与刘少奇、陈毅等视察上海空军第十三修理厂，参观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首枚试验型液体探空火箭。之后，1963年、1965年，包括1966年“文革”开始以前，邓小平继续多次抵沪，或为国民经济发展而规划，或与周恩来、李富春等一起陪同外宾到沪访问。

1973年，邓小平复出，恢复国务院副总理工作，6月，他就来到上海，陪同外宾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拖拉机厂，视察上海钢铁一厂，以及视察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建设工地。

1974年，年满70岁的邓小平再次到上海，陪同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兼政府总理阿里·布迈丁访问上海，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和马陆人民公社；时隔一年，陪同的对象换成了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除了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以外，邓小平还陪同马科斯去彭浦新村参观。又过了十多天，1975年6月26日，邓小平又陪同柬埔寨贵宾参观东海舰队，并再次视察上海石化总厂建设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