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团长：救民于匮乏，还是“趁疫发财”？

“我前阵子买到的小凤瓜，最后一个开出来有点问题，不知是否可以理赔？”6月6日，当收到这样一条私信的时候，Kimi心头一惊。本身，这瓜是5月下旬到货的，已经过去十来天了。同时，随着6月1日解除封控，自己开的几个团生意都不怎么好，大多数没有成团。这时候遇到个想要理赔的。作为团长，Kimi暗想，拿什么赔？难道拿“肉里分”赔吗？过了几分钟，Kimi回复称，自己去问问供应商。又过了几分钟，面对买家追问供应商是否有回应，Kimi一咬牙，回了个“时间过去太久，当时这瓜是熟的，现在肯定过熟，供应商不赔”。见Kimi如此回答，买家立即将坏瓜的照片扔到了Kimi“好物1群”：“你这团购小凤瓜，一单起板三四个，我家不可能吃这么快啊。再说，西瓜这东西放几天就能坏吗？”

上海团长总数大约有78 万人。以八成希望留守来估算，则有超过60 万团长对社区团购恋恋不舍。

Kimi没有接茬。此后几天，Kimi还是不断地将团购信息发到群里，快煮米线、韩式炸鸡……，1群、2群、3群……，她把自己掌控的所有团购群统统发个遍，可着实没什么生意。Kimi这时仍恋恋不舍，想着4月份一度的“辉煌”。当时自己联系到的不少货品，发到1群都是分分钟秒光，轮不到2群、3群的人来抢单。眼看着好光景不再，Kimi不是没动过撂挑子不干了的心思，可转念一想——万一疫情又起来了呢？因此，群，不能解散。货品信息，不能不发送。哪怕没生意，Kimi还在坚持。

Kimi的做法不是个案。据相关方面统计推算，上海团长总数大约有78万人。以八成希望留守来估算，则有超过60万团长对社区团购恋恋不舍。可上海不少社区居委会又在5月底发出通告，声称6月1日解除封控后，“取消”团购。

团购取消得了吗？这些团长中有人在用行动表示，居委会的通知是不能奈何他们的。他们为什么要做团长，且做出了瘾？

从公益起步，走向何方？

自4月初开始搞出小区“好物群”以来，打拼近两个月，Kimi已经成为自己所住小区排名前四的“大团长”。而除了有个据说是居委会指定、联系大商超的老曹以外，Kim和溜麻、San三位团长成了小区销量前三。其中销冠溜麻，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跻身嘉定区带货前20名。这一点，在小区封控后她所使用的带货小程序快团团上一眼就能看出——快团团给她做了排名星标。可即便如此，到了6月初，连溜麻都在自己的带货群里称，“解封以后，大家都重新爱上了快递，复购很多，落地配已经靠边站了”。溜麻之所以能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把团购做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本来的工作就需要和不少食品供应商打交道。疫情起来后，她无非直接将供应商嫁接到小区。自己所住小区居民超过7000人，加上在周边几个大型社区纷纷组团成功，团购队伍迅速壮大。溜麻不仅比去公司上班时还忙，还得在小区里招募不少帮手，才能完成团购工作。

可随着封控解除，团长们也面临抉择。

“如果还是4月中旬，还是封控期间，Kimi大概率会积极理赔。一个小凤瓜三十多元，毕竟不是一笔大钱。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客户资源，怎么会轻易就不要了呢？”有邻居看到Kimi“好物1群”里有人发帖，Kimi和她的团队却置之不理，于是在本栋楼微信群里开始议论。

大家心知肚明，上海本轮疫情发生，特别是4月1日前后封控开始后，溜麻、Kimi、San都是以“公益”为名起步，做起团长的。也就是说，当时这几位团长通过联系到供应商资源，帮助本小区的邻居买到了不少生活必需品，特别是一些食品。以San为例，她认识一个包子品牌的供应商，拿到的价格比该品牌在封控前的商超价都要低。San还在建团购群时声明，每一单她都要拿出适当的量，送给小区的独居老人。一度，小区居民对她印象不错。特别是在疫情形势最为严峻的4月初，社区居委、物业、业委会联名发出所谓的“团购管理规定”。其实就是严格限制团购了。可San还是好歹保住了大多数已经成团商品进小区的资格。原因很简单——当她在群里告知大家，这一单小笼包或者那一单小馄饨的团购可能被社区管理者否决后，不少居民就去物业，去居委，帮着San说话。“她这么热心为我们居民采购，又不赚钱，还送食物给独居老人。只要不违反防疫规定，就该让她的货进小区！”

当时负责小区团购“审核”工作的几位，掌握着团长货品进小区与否的“生杀大权”。他们的衡量标准是什么呢？事后记者获悉，除了看这些团长的货源单位是否遵守防疫规定，以及货品是否属于本小区“规定”的生活必需品以外，还得看团长是否从中牟利。如果团长显然从中牟利，则“审核小组”是不可能给他们机会的。居委会最为紧张的时候是4月13日以后那几天。当时，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彭文皓在上海市第152场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称，该局根据市民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制定发布了《关于规范疫情防控期间“社区团购”价格行为的提示函》，或将进一步遏制高价团购现象。

当时，San和Kimi一度还联合起来，发起为社区独居老人献爱心餐活动，以此高调宣扬自己不是做生意赚钱的。随着疫情逐步缓解，这几位团长的劲头不减，反而越发大起来。毕竟前期积累了不少“客户”资源。譬如San搞了某大商超品牌面包团购，在4月份的时候以59元12只的价格团购大牛角可颂面包。一些居民感觉，疫情前，在上海的各类面包房里，大牛角可颂单只起码得卖十来元。可见，San在疫情期间给大家谋福利了。然而，收到货后大家发现，包装盒上标明了每盒价格48.9元。如果以此来算，San每单可以赚10.1元。以团到100份计算，则能赚超1000元。有人毛估估算了算，以4月上旬San在本小区的开单量算，她估计能赚大好几万——这还不算商家返扣。San当时在群里连连解释称，这标价与她的拿货价无关，供应商是按照59元供货的。“难道你一分钱不赚，义务劳动？”有人在群里问，San却突然静默。

过了几小时，她开始团其他品类物资了。直到有居民确实仍感觉这个牛角可颂是疫情期间难得的划算面包，又求她复购。5月25日，她开出的是——79元，一份牛角可颂加一份5斤蔬菜。“团长，为什么还搭售啊？”“团长，这可颂的价格为啥这么高呀？”“因为有采购资质的人去采购哦。然后还要找司机去自提，他们不送我们这边远的。”San如此回答。可这一单“可颂+蔬菜”愣就没成团。隔了两天，她改回59元单团可颂，最后勉强在解除封控前成团。

仔细看溜麻、Kimi、San这三位团长，确实有共性。她们一开始都是因为联系得到货源才开团。在疫情封控物资缺乏的情况下，以公益之名一下就拉到了不少“粉丝”。然后，迅速摆脱单打独斗的局面，招募“志愿者”帮忙分发物资。同时，老公等家人投入团队，形成了类似分销商一样的“小微企业团队”。此时他们已经不再猛打“公益”，而是各种带货——甚至面膜、化妆品、空气炸锅也开团了。

但这几位社区团长也有不同之处。比如据说溜麻本职工作就是与一些供应商打交道。一些供应商在疫情未起的时候要向酒店、餐饮单位供货，疫情之后，堂食取消，供应商也愁没销路。溜麻闻讯后牵上线，供需双方都满意。一旦疫情结束、社区团购取消，对溜麻来说影响有限——大不了她回到既往的轨道，重新做原来的供应链条线。

团长需缴纳个人所得税，如果是平台向团长返佣的模式，平台需要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但倘若在完全没有合同的情况下，则难以保证团长缴税的合规性。

而Kimi和San是在疫情起来以后参与到做团长的“事业”中。在尝到甜头后，她们感觉做团长比上班来钱快多了。可她们忽略了——上海疫情期间的团长，许多是有本职工作的，只是为了疫情期间帮助社区居民才挺身而出当团长，真不是为了赚钱。而如果在当团长期间赚钱了，该如何呢？对此，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程久余律师是这么解释的：“团长需缴纳个人所得税，如果是平台向团长返佣的模式，平台需要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但倘若在完全没有合同的情况下，则难以保证团长缴税的合规性。”这时候，从公益起步的一些团长们，真的需要看看脚底下的路该走向何方了！

殊途不同归，有人倦了

比起Kimi、San和溜麻来，老曹这个团长是实名的。起码在本小区，大家都知道他姓甚名谁，他已经是最大的名人了。在封控之初，为了解决最基本的生活物资保障问题，镇里给社区牵头联系了一家品牌大商超。居委会商量下来，选中了本社区居民老曹来牵头当团长。3月底那阵子，可把老曹给忙坏了。一旦超市拿出供货清单——各种猪肉：夹心、里脊、五花肉、肋排、汤排，还有土豆、绿叶菜套餐之类，他就要制表，然后发到群里。买货的居民留言需要哪些货，他再根据留言制作一张表单，然后请居民在微信群里以定向转账的方式打钱给他。

这通乱！有的居民不会定向转账，发个红包有之，还有人抢红包成瘾的顺手就截了，再倒查，再吐出来;还有的居民说，自己是老人家，要找到老曹家里付现金。这疫情期间，老曹不敢答应。总之，每一次开团，光是算账，老曹都得忙上五六个小时，且往往进账和出账对不上，自己要倒贴几块钱。“倒贴的钱确实不多，就几块。不高兴再问大家收了，也找不到是谁付错了。”老曹在群里吐槽。因为揽上这么个团长活计，老曹的老婆一度天天数落他，说他白给居委打工。也有人跟老曹的老婆说，老曹并不是给居委打工，而是为居民服务。不过老曹也尝到甜头了——他建的微信群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感谢他，说是没了他，自己家里开火仓都困难。

外加比起后起之秀的Kimi等几位团长来，老曹根本不需要自己去一栋楼一栋楼送货。居委会给他安排的志愿者把消杀、送货的事都干了。老曹甚至发现自己在群里一呼百应起来。譬如他号召大家轮到全小区做核酸，就一定要下楼来做。大家在群里纷纷响应。居委会都觉得他的号召力巨大、管用，把原本发给楼组长的、要求在楼组转达的通知先给老曹，让他在团购群里先发。

团长们如若想长期稳定地做团购业务，需要认真考量合法合规性，直播行业的税收大整顿就是前车之鉴。一些省市已经出台“关于征求《网络社区团购经营规范（征求意见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