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困在28分钟里的外卖骑手

试问，一份外卖订单的完成分为几步？

对顾客而言只需手机里的几次按键，但对外卖骑手来说，这通常涉及取餐、配送、交付三个环节。一份行业内调查报告显示，如今网约配送行业平均配送时间，已从最初的1小时缩短到28分钟。

在这28分钟里，总是有一些难以预测的突发事件，如商家出餐慢、高峰期等电梯难、电动车故障、小区门禁管控等。在限时计薪资制下，骑手可能会选择加速、绕近路、逆行等方式，不仅违反交通规则，还会威胁骑手自身安全，甚而影响公共安全。

这种被称为“算法”的机制也引发了社会公众的强烈质疑。2023年12月，山东省青岛市一个小区门口，因外卖车辆是否能进入小区的争执，54岁的保安持刀杀害了32岁的外卖员。悲剧的背后是难以调和的矛盾——保安违反制度要被公司罚款，外卖员超时被投诉也会被罚款。

近年来，从保安管理制度与“算法”之间的矛盾，到外卖员收到差评威胁消费者，以及因赶时间引发交通事故导致的各类纠纷，甚至“极寒天气该不该点外卖”，外卖骑手始终处于“非黑即白”的旋涡中心。在此种情况下，作为道路上、小区里最“赶时间的人”，外卖骑手合法权益该如何保障？

当外卖骑手猝死在深夜街头

2021年5月19日，外卖骑手刘某某在北京某地送餐时不幸突发疾病，倒下后就再也没有醒来。因当时已是深夜，刘某某倒地数小时无人发现，最终因脑干出血导致中枢性呼吸循环功能障碍而身亡。谁来为这名深夜猝死的众包骑手承担赔偿责任？

刘某某家属认为外卖平台未尽到必要的救助义务，遂将外卖平台诉至法院。经历近两年时间，法院最终认定，在此次事故中外卖平台、雇佣公司均有过错，判决外卖平台、雇佣公司共计赔偿刘某某家属150余万元。

外卖骑手邵新银也面临工伤认定的困境。2019年4月，他在北京某地送餐过程中受伤，维权时竟发现自己和五家公司扯上了关系。“我为饿了么平台送外卖，在迪亚斯（重庆）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北京昌平区的一外卖站点工作，但工资是太昌（重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发放的，个税则是由天津一建筑公司和上海一外包公司扣缴的。”饿了么平台、太昌公司、迪亚斯公司都不承认与邵新银存在劳动关系，他辗转北京、重庆两地打官司。经过多次败诉，最终在法院调解下，由太昌（重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邵新银20万元。

“剪不断，理还乱”，类似纠纷反映出外卖骑手的背后是一张无形的暗网——外卖系统里不仅仅有算法，还藏匿了许许多多的公司，而这些公司错综复杂交织而成的法律关系网络，正把骑手死死地捆住。2021年9月17日，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致诚中心”）发布《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报告》，建议明确平台用工模式下外卖平台的主体责任，加强对骑手各类权益的司法保护。在致诚中心主任佟丽华看来，平台是用工规则的制定者，也是用工模式的最大受益者，把用工的主体责任抛给别人是不合适、权责利不统一的。平台可以通过协议把相关责任分配给合作公司，但平台依然要承担主体责任，把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放到突出位置。

因为一次和外卖骑手的剐蹭，全国人大代表黄超已连续三年提出关注新业态劳动者合法权益保障相关建议。2023年全国两会，黄超代表再次提出建议：平台利用算法限定送餐时间，以超时扣款、积分排名降低等逼迫骑手将餐品快速送达，潜在地增加了骑手自身和第三人的交通事故风险。若骑手为在规定时间内将餐品送达以致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则说明算法设计的严苛性有损公益，公益损害事实可作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逻辑基点。因此，建议检察机关督促协同相关职能部门以强化算法监督为重点，推动数字法治的良法善治。通过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引入强有力的外部规范机制，督促平台坚决落实算法“取中”要求，能够有效避免算法成为“法外之法”。

全国人大代表管旭也提出“加强外卖骑手权益保护”的意见建议。“通过检察公益诉讼特有的助力强化系统治理、溯源治理的制度优势，可以推动外卖骑手权益保障不断加强和改进。以加强外卖骑手权益保护检察公益诉讼为切入点和着力点，进一步增强执法司法合力，推动国家层面优化顶层设计、强化系统治理、细化配套措施，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加强执法检查，为新就业形态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管旭代表表示。

“如何加强外卖骑手等新业态灵活用工劳动者权益保障，是经济发展中的新问题，国家治理的难题，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公共利益，不仅社会关切、代表关注，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也在持续探索法治化解决方案。”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厅副厅长邱景辉向《方圆》记者介绍。2022年4月，最高检将外卖骑手劳动权益保障作为公益诉讼案件立案并成立专案组。在最高检的指导下，辽宁、江苏、天津、广东、浙江、上海、北京等地针对交通安全领域反映出的外卖平台算法问题和劳动仲裁、诉讼反映出的诱导、强迫外卖骑手注册个体工商户问题等公益损害问题，部署开展专案办理工作。

这不可谓不是对外卖骑手权益保护的一次重大升级。

一场被按下倒计时的“考试”

什么是算法？风里雨里“赶时间的人”并不清楚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只知道这是他们薪酬的“晴雨表”：如果收到差评或投诉，他们会被罚款，甚至停号。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为了提高收入，骑手只能尽可能接更多的单、更快送单，由此带来超长工作时间和违反交通规则，甚至威胁生命安全等隐患。

为了真正了解外卖骑手的权益保问题，辽宁省检察院第八检察部副主任王人禾注册成为一名众包骑手，租了一辆电动车后就开始上线接单。

“尽管选择了自己较熟悉的区域，但在送餐时还是很觉得困难重重，比如总是找不着路，进到小区找不到楼，商家实际的店名可能不一样。”王人禾告诉《方圆》记者，每接一单就像一场被倒计时的“考试”，一旦点了确认键便开始倒计时，还剩几分钟的时候系统也会再提醒。如果前一单由于客观原因超时了，接下来的单也不会给延时，意味着之后的几单基本上也都会延误。

送了五天餐后，王人禾感慨：“一单基本上只能赚4元多钱，最多也只有五六元，算下来我送外卖一天是赔钱的，连租电动车的费用都不够。”

在“反思”赔钱原因时，王人禾发现端倪：自己的电动车油门即便踩到底了也很慢，这个速度远低于其他“老手”——即使国家规定电动车的设计不能超每小时25公里，但很多电动车经过改装能达到每小时75公里，像机动车一样，这给外卖骑手和公共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在王人禾的亲历式调查取证和辽宁公益诉讼检察研究基地的专家学者参与办案后，辽宁省检察院形成《外卖骑手权益保护与算法监督的调研报告》。调研报告显示，外卖骑手平均月休息时间为2.57天，62.5%的骑手日工作时长在8-12个小时，8.65%的骑手日工作时长在超过12个小时。通过对网约配送人员调研发现，多半数的配送人员认为平台设定的配送时间不合理，在此机制下，平台系统会根据消费者给出的评价对骑手进行奖惩。如得到差评或投诉，则会被罚款，甚至停号，对骑手身心造成严重影响，导致出现恶劣后果。

在调研基础上，辽宁检察机关从劳动法律关系、平台算法控制等角度详尽分析了外卖骑手权益保护的困境，有针对性地提出包括规范平台用工关系、制定外卖骑手配送协议示范文本、完善价格强度算法机制等保护外卖骑手权益的法律监督意见和社会治理检察建议，为专案高质效办理提供了地方经验。

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黎健飞看来，要解决外卖骑手权益保护问题，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解决观念问题，从平台到最后承包商都与外卖骑手有关系，都需对其劳动行为负责，尽管可能通过合同设置、名词转换与外卖骑手“撇清关系”，但法律上是不被认同的；二是从制度上规定从平台到最后承包商的责任，不仅是对工伤的认定，更主要是尽量避免工伤，设计出更加人性化的制度，比如不要“过劳”，出现紧急情况要及时抢救、挽救劳动者生命，让其在更安全健康的环境下劳动。

事实上，“算法”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平台对于算法的优化，从“有序”到“精细”需要一个过程。对检察机关而言，如何让外卖骑手在“算法”中跑起来更安全？

以上海为例，该市检察机关从外卖骑手交通工具电动自行车安全角度入手，探索开展预防性公益诉讼，督促协同行政机关线上线下双管齐下整治电商平台、维修店售卖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或者提供相关服务等违法行为，推动在《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中完善监管规定，切实从公共安全领域维护外卖骑手劳动权益。

2023年10月27日，上海市检察院与上海市总工会会签《关于建立“工会+检察院”职工劳动权益保障协同工作机制的意见》，双方正式建立沟通联络、信息通报、线索移送、会商研判、办案协作等机制，为推动工会与检察机关良性互动，形成外卖骑手等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护合力打下坚实基础。

广东检察机关也在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安全生产领域拓展外卖骑手劳动权益保障领域公益诉讼，针对电商平台入驻商户违法销售电动自行车电池、充电电瓶修复器以及提供加装、改装、定制电池服务等违法情形，督促电商平台和生产经营单位履行产品质量安全和公共安全社会责任。

上百万外卖骑手莫名成了“个体户”？

对外卖骑手来说，如何在这场被按下倒计时的“考试”里平安、准时完成答卷，需要各方面精准、细致且有力的保障。但如果出现事故，他们的劳动关系该如何认定，职业权益又该如何保障？

2019年4月，“95后”小伙小沈通过江苏省一外卖配送服务站点，注册成为外卖平台团队骑手。几个月后，小沈在送外卖途中遭遇车祸，伤势严重。申请工伤认定时，站点却拒绝配合工伤申报，称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还提供了一份承揽协议，约定小沈作为个体工商户独立自主完成承揽业务，并承担承揽过程中所可能产生的一切风险和责任。

对于如何成为个体工商户的问题，小沈丝毫没有印象，他只记得在注册骑手时，曾进行过人脸识别，还根据注册平台提示说了一句“我要成为个体工商户”。

复杂的法律关系给小沈的工伤认定带来诸多麻烦，而这种被“个体户”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并不鲜见。致诚中心《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报告》显示，专送模式下演变出了个体工商户模型，出现了大量“疑似外卖骑手个体户”。这意味着外卖骑手被注册为个体户后，应“自担风险、自负盈亏”，从而失去了“劳动者”的主体资格。

“这就是法律上所说的‘去劳动关系化’。外卖平台采取配送商招募、网络状外包以及要求专送外卖骑手注册为个体工商户等‘法律隔离’模式，容易导致出现外卖骑手劳动关系认定难、职业权益保障难、劳动保障维权难、职业可持续发展难等问题。”邱景辉告诉记者，“为此，我们指定注册数量最高的江苏专组分组重点开展监督。”

根据最高检、江苏省检察院部署安排，江苏省昆山市检察院调查发现，A公司以搭建共享经济灵活用工综合服务平台的方式，一边与外卖平台签订合同获取订单，一边再派单给通过该公司注册登记为个体工商户的骑手具体实施。如此一来，骑手和外卖公司处于平等的合作关系，虽“自由度”更高，但由于在法律层面失去了“劳动者”的主体资格，他们在职业保险、工伤认定、劳动维权等方面都可能处在弱势地位。

2021年7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七部门制发《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 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昆山市税务部门已叫停该类个体工商户注册的税务登记，A公司从次月起就停止为灵活就业人员代理注册个体工商户，但绝大多数已经登记在册的外卖骑手还未被清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