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局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护

“深夜的梦，要在白天兑奖，于是我早早醒来，在人群里排队。”这首叫《在路上》的小诗，是许多劳动者的真实写照。

抱着这样的理想，大学生谢金晶选择入职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尤佳文化传媒公司，成为一名兼职网络主播。双方签订了劳务合同，约定了薪酬。尽管这份工作常常日夜颠倒，但谢金晶工作十分努力，想尽快成为一名粉丝众多的女主播。等到了约定发放工资的日期，噩耗却传来——该公司因投资被骗，资金链条断裂，无法向员工发放工资，仅能为员工提供欠条。

和谢金晶一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走上新就业形态的工作岗位。所谓新业态劳动者，是指在“互联网+”形式下，灵活就业、平台就业等从业者，主要包括快递员、外卖配送员、代驾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2023年全国总工会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的一项结果显示，目前全国职工总数4.02亿人，其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8400万人。

新就业形态不仅便利了群众生活、促进市场消费，更拓展了灵活就业的岗位和空间，但谢金晶的遭遇也是新业态劳动者所面临困境的一个缩影。多位接受《方圆》记者采访的专家均表示，这些新就业形态在增加就业容量的同时，也因工作地点、工作时间、用工关系弹性化等特征，给传统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制度带来了冲击，为加强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用足、用好法律监督手段保障这些劳动者的权益，是全社会面临的新挑战。

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护之困

“如今，新业态从业模式已经从原来的‘组织+雇员’模式向现在的‘平台+个体’模式转变，从业形态也突破了单一雇主的界限，兼职、多职以及受雇和自雇之间的身份转换成为一种常态。”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告诉《方圆》记者，由于雇佣关系和劳动者身份出现模糊，新业态劳动者劳动关系属性趋于弱化，导致新业态劳动者目前面临着多个问题和挑战。

首当其冲的便是“东家之争”。一些平台企业为了规避法律责任、降低成本，往往不与从业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或以劳务合同、承揽合同等其他形式的合同替代。

在北京工作的外卖骑手邵新银受伤后维权时，竟发现和5家公司扯上了关系，包括外卖平台、个税扣缴公司、工资发放公司等均为不同公司负责。这些复杂的关系让他的维权之路变得更加艰难。

《方圆》记者进一步发现，近年来，类似邵新银的案件也集中出现在快递、餐饮、网约车等劳动力密集型的服务行业。按照我国现行劳动法规定，劳动保护针对的是劳动法规定的劳动者，一般是指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或者存在事实劳务关系的职工。但灵活就业、平台就业等新业态人员的大多数，往往被定义为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从而不受劳动法的调整和保护。

其次，用工秩序混乱。因新业态企业用工主体、工作时间、工作方式、劳动报酬等更加灵活多样，在外卖、快递、网约车等平台企业，员工大多是因为计件制薪酬标准不高而被迫延长工时，许多网约车司机实际日工作时长超过10个小时。尽管法律上已明确“996”属违法行为，但该问题普遍存在于互联网等新业态中，对于推动我国科技进步、创新发展具有一定作用，但侵犯劳动者休息权、健康权、报酬权等合法权益。

《方圆》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到，2018至2021年3年期间关于8小时工作制的劳动争议民事案件判决书17973件，发现“996”案件存在8小时外加班的情形较为普遍、争议集中表现为诉求加班费、涉及行业领域较广。如浙江省杭州市，以“加班”等为关键词对杭州地区的裁判文书进行梳理，发现29件案件的判决书中明确认定存在加班情况，其中涉及网约车司机的案件22件，互联网公司员工的案件7件。当地检察机关对相关企业进一步调研后，发现其在用工管理方面存在的绩效评价制度不够完善（工资奖金与工作时长挂钩造成被迫加班）、绩效奖金与加班工资存在混同、以外包等形式规避劳动关系、劳动者维权成本较高等损害劳动者权益的突出问题。

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迎来2.0

“新业态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为劳动者提高收入提供了便利。与此同时，新业态带来的就业的高弹性、对网络客户的高依赖度性，劳动关系和工资结构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新业态劳动者普遍面临收入和客户不稳定隐患。”皮剑龙表示，如果说早期新业态劳动者权益问题主要集中在“谁是东家”和工资薪酬，那么随着社会发展，其权益保障也迎来2.0模式。这些新业态劳动者在工作场所、工作时间上具有高度灵活性，加之缺乏劳动安全保障和职业安全培训，极易发生交通事故、意外伤害等职业伤害事故。

以外卖骑手为例，他们穿梭在街道、与时间赛跑，不知不觉已成为城市的一道风景，也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治安纠纷。这些风险一旦发生，带给骑手的伤害和损失往往更甚。此时的外卖小哥权益问题，除了与“东家”劳动关系认定难，更多是囿于“算法”，职业安全风险高、社会保障水平低等突出问题。

比如，平台系统会根据消费者给出的评价对骑手进行奖惩。如得到差评或投诉，则会被罚款，甚至停号，对骑手身心造成严重影响。在限时计薪资制下，为提高收入，骑手会尽可能更多接单、更快送单。

超长工作时间和违反交通规则，威胁骑手职业安全，甚而影响社会安全，引发社会公众对平台滥用算法的强烈质疑，要求加强算法监管。

有外卖骑手告诉《方圆》记者，他们并不清楚“算法”意味着什么，但知道这是薪酬的“晴雨表”：如得到差评或投诉，则会被罚款，甚至停号。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为了提高收入，骑手会尽可能更多接单、更快送单，由此导致超长工作时间和违反交通规则，威胁骑手职业安全，甚而影响社会安全。

此外，随着法治的进步与完善，劳动者对自身权益保障的意识逐渐增强，劳动者在提供劳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理应获得作为人所拥有的体面和尊严。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问题，也从保障生命健康、工资薪酬“升级”到人格尊严，特别是职场妇女合法权益的保障。

2023年11月，有不良网红在网上冒充外卖骑手。她们穿着代表骑手的服装黄色工服，下身穿着短裙，拍摄制作“外卖媛”等“擦边”照片和视频。外卖公司随后对这4名为获取流量而冒充骑手，长期进行虚假摆拍、损害骑手形象的网红提起诉讼。

事实上，工服是职业的象征，体现劳动者的风采，不良网红穿上骑手工服进行低俗露骨的摆拍与炒作，不但损害骑手们的形象，也是对广大女性形象的损害，更可能导致女性就业空间的压缩。

依法惩治恶意欠薪

从《方圆》记者采访的多起劳动者权益相关案件来看，灵活就业、平台就业等新业态人员的大多数，往往被定义为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从而不受劳动法的调整和保护。这些新业态劳动者大多数面临“三无”问题，即无劳动合同、无社会保险、无劳动保障，一方面，由于劳动关系不确定，处于极端弱势地位，无力抗拒不公平的平台规则，使其沦为新技术的工具。另一方面，职业保障缺失、抗风险能力低、议价能力弱，一旦发生职业伤害极易陷入困境。面对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困境，该如何“破局”？

在带领办案组成员外出调研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利保障后，北京市平谷区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黄魁感叹，许多就业者对于如何保障自身合法劳动权益缺乏认识和有效手段，甚至担心会因为纠纷失去工作机会，不仅应该督促加大欠薪问题查处力度，形成“检察+行政”治理欠薪合力，也要加大这方面的普法力度。

事情还要从该院组织开展新就业形态领域农民工讨薪和根治欠薪专项活动说起。2023年9月，平谷区检察院把以外卖配送员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领域的户外劳动者作为支持起诉的重点对象，主动发现了两家外卖平台配送站点涉薪劳动纠纷支持起诉线索210条。在相关行政机关的配合下，办案检察官调取了两家公司规章制度、考核制度、劳动合同、考勤记录、工资发放记录及凭证、劳动者花名册等相关证据材料。

“经调查，两家公司均未向外卖骑手足额发放今年夏季的高温津贴。”该院检察官杨媛媛告诉记者，劳动关系纠纷支持起诉的第一步应当是确认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然而，平台站点与部分外卖配送员之间以签订合作协议、承包协议的方式代替签订劳动合同，有意规避了二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如何认定这类合作协议、承包协议的性质，成为办案伊始的一大难题。

检察官办案组经与平谷区劳动仲裁委员会专家交流论证，并检索法院关于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发现司法实践中对此种问题已经达成了共识，即认定平台与外卖配送员之间存在实际劳动关系。据此，检察官一方面与平台配送站点负责人“面对面”沟通，阐释发放“高温津贴”相关法律依据及北京市相关政策，讲明检察机关依法帮助弱势群体解决工资、补贴支付问题的立场，同时逐一向外卖配送员解答法律政策，介绍支持起诉职能，畅通外卖配送员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绿色通道”。2023年9月28日，双方终于在诉前阶段达成和解，210名外卖骑手领取高温津贴共计81880元。

近年来，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恶意欠薪犯罪，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不仅依法打击恶意欠薪行为，还强化执法司法衔接，形成根治欠薪工作合力。检察机关作为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定期参加联席会议，不断强化劳动保障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同时积极开展法治宣传，不断增强劳动者维权意识。自2019年起，最高检已连续发布5批27件典型案例，通报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办理情况，欠薪问题高发多发态势得到明显遏制。

对困难劳动者依法支持起诉

除了依法惩治恶意欠薪犯罪，强化执法司法衔接，检察机关还通过支持起诉等方式依法维护新业态劳动者合法权益。

做网络主播的谢金晶在向尤佳文化传媒公司多次讨要工资无果后，与其他20余名主播向绥芬河市检察院、绥芬河市法院寻求帮助，要求该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由于被拖欠工资的当事人大多是大学生，无力聘请诉讼代理人，且缺乏相关法律知识，在收集相关证据材料、撰写起诉书方面存在困难，绥芬河市检察院予以支持起诉，帮助谢金晶等20余名劳动者收集证据、指导取证，提供法律支持。绥芬河市法院收到该批劳务合同纠纷案后，考虑到涉及人数众多、案件事实清楚，经过耐心调解，原被告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

作为新业态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主播已经成为炙手可热的新职业。不过，不仅看似“来钱”容易的主播可能要讨薪，通过直播应聘的劳动者也可能“踩坑”。

2023年5月，年近50岁的李齐富和张文娟找工作时赶了回“时髦”，在短视频平台的直播间看到北京一些大型快递公司招聘快递装卸和分拣员，被直播中的“快递公司直聘、包吃包住、高薪、月结工资”等条件吸引，于是来北京打工。但到北京后的前3个月，他们每天工作时长达12小时，各自只拿到了2000多元的工资，与最初招聘者承诺的薪水相差甚远。

“我院民事检察部收到相关线索后，发现现有证据根本无法确认劳务关系和用工薪资。”北京市通州区检察院检察官孙亚丽告诉《方圆》记者，通过与劳动监察大队沟通调查，检察官找到了公司的人事负责人，结合《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向其释法说理。

“不到10天时间，我院与劳动监察大队协同履职、共同推进，涉案公司向李齐富和张文娟支付了工资尾款。”孙亚丽说，“支持起诉”+“检察和解”模式，有效化解了矛盾风险，减轻了当事人诉累，也让异乡打工人在维权道路上感受到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