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的所有问题源于发展太快
作者: 张英中国电影市场早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但持续推进电影工业化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也始终围绕着中国电影。从全年电影票房跨入百亿时代,到现在突破600亿元,中国电影市场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
疫情影响下,中国电影业从市场环境、经营模式到消费习惯,都较以往有了新的变化,如今,单部影片票房也已突破60亿元。对于整个电影产业和众多电影人而言,在以最快速度复苏走出阴霾的同时,也在疫情带来的挑战中催生新的发展格局、新的交流方式。
据国家电影局数据,2020年中国电影总票房达到204.17亿元,5.49亿人次观影,超过北美,成全球最大票仓。
在参加年度腾云峰会期间,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锦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今年腾云峰会的主题为“流动的边界”。阿来、戴锦华、冯乃恩、葛剑雄、韩启德、李敬泽、饶毅、张胜誉等科学和文化大家齐聚一堂,探讨科技和文化的融合边界,以及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和改变。
作为电影达人与大学教授,疫情影响下,戴锦华只好在家里用网络给学生授课。出乎意料,“一辈子没有跟学生发过几次脾气”的她却发了脾气,因为许多学生没打开摄像头,“我的感觉是我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他们在黑暗里看着我”。事后,戴锦华又在自嘲,也许学生根本就没看她,他们不开摄像头,可能是去玩游戏了,或者睡觉了。从那以后,“他们愿意开就开,不愿意开就不开,我一辈子上课不点名”。
这个小插曲可视为网络时代的标准案例:网络将人们连接在一起,创造了流动的可能,可与此同时,它也在创造着边界,将人们隔离开来。在分众时代,个人空间反而有变得更狭隘的可能。那么,该如何突破那些新的边界?
给孩子看的电影
张英:你编了一本《给孩子的电影》,编这本书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
戴锦华:创意是我的第一个博士生提出来的,作为母亲她很关注中小学教育和美育,自己又是师范大学的老师,跟我提出编一本这样的书。我开始以为我只需要站台就好了,但被给到最初的编目后,我非常暴力地进行了修订,就开始从电影的名单介入——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分众文化的时代,不再是大众文化的时代。分众文化时代的孩子们选择很多,我非常希望电影能成为他们的选择之一。通过电影所看到的世界,是其它媒体不能取代的,基于这样的想法,就做得很用心。
这一代年轻人,可能通过互联网平台已经看过很多电影了,所以我写《给孩子的电影》,没什么目的,也没寄什么希望,更不想把它变成教育课。不过,如果能变成教育课,也算是一种启蒙的动机吧,让他们通过电影认识这个世界。孩子们、孩子的爸妈们,能够读到这本书,从里面挑了一两部电影看看,这就已经是我的梦想了。
这本书,只是一个问号。如果一个读者打开了,认同我的书,看了我推荐的一个电影,多少有点感慨、有点收获,就很好了,算是和电影有缘。

张英:梳理出的五十部电影,都有值得推荐的理由。这50部电影,是按什么样的参照标准选出来的?
戴锦华:确定入选的片目花了最长时间。当时尽可能想照顾电影史,照顾不同国别,照顾不同的电影美学流派,照顾不同的电影风格。然后尽可能地照顾世界电影史上的重要导演,最后再要给中国电影一定的比例,工作好难。
我们的文化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历史感的缺失或者说历史感的消失,聚焦在电影上,就是趣味多元性的消失。我们不知道有过什么电影,我们不知道有什么好电影,就以为只有单一的那种标准,比如漫威宇宙。
另外,我坚持把这本书作为一种美育的素材,让孩子们能够通过电影提高审美能力。虽然读者是孩子,但我的定位是低龄而非低幼,所以我不会降低难度,可也照顾孩子,不想让他们第一步就接触到一些极端类型电影,比如特别艺术的,或者特别商业的。这本书里,我剔除了这两个极端状态,在相对不极端的情况下,尽量选择不同时期、不同国别、电影史重要的导演,大概在这么样的前提下,反反复复,最后争议不下,所以又有了五十部补充推荐片单。
我设定的读者其实是青少年(初高中的学生),所以后来新书首发,看到来的读者是小学生,我很惶恐,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么小的孩子;我有点惭愧,这个书不是给他们编的,而更像是给他们的父母看的,所以对孩子的理解,大家的分歧也太大了。
我还挺高兴的是,好几个朋友告诉我说他们初高中的孩子很喜欢读,这对我来说大概是图书的最高评价。
张英:书里梳理推荐的最后一部电影是2019年的《流浪地球》。我有点小小的意外,郭帆导演的影片和宫崎峻一起,会放在同一个名单里。
戴锦华:这个也是大家反复讨论的结果。我们也还是想找一个中国科幻的,因为在我的想象中,假定读者是一个初高中的男孩子,让他进入电影的捷径,是中国科幻的东西;另一方面,刘慈欣小说改编的电影,既有原著作者的设定,也努力放置了很多中国文化的元素,难能可贵。
张英:是否羡慕现在年轻的观众,二十岁就有这么多的媒介围绕着他们?如果能有机会和二十岁的自己对话,你最希望讨论一些什么问题?
戴锦华:这么矫情的问题,我没法回答。生命不能倒流。我羡慕也不羡慕,每到一个具体的状态的时候,我都会很羡慕——我当年做的题目,现在的年轻人想做,几乎拥有所有的可能,资料、现场、高清图像……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我完全不羡慕。我在匮乏、动荡的年代长大,今天回头看,那也都是历史的馈赠,包含匮乏。匮乏,让你感受“真正享有”时候的快感,而过剩只能是造成疲惫和麻木。
张英:作为电影研究学者,你是怎么和电影发生关系的?
戴锦华:其实不是主动,而是被动的选择。我记得读大学的时候,我就很明确希望未来在大学里任教,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不主流的选择。可是那一年,好像是国家机构调整,我能选择的,就是清华大学教公共课和去电影学院,我当时就选择了电影学院,那时候我甚至对电影学院一无所知。去报到的时候,有一个高校电影暑期班,然后我作为工作人员,非常幸运、一次性看了几十部世界电影史上的名片,大喜若狂,我觉得真的是和电影共坠爱河了。
张英:1993年,你为什么离开了北京电影学院?
戴锦华:当时电影的市场化引发了很大的冲击波,它对于电影行业的冲击非常大,好多朋友、同行,都转向收入较高的职业选择,更多都进入制作行业里去了。当时,学校的理想主义的氛围也散掉了,环境变得艰难。我没有受到市场的诱惑,也不想改变自己,但是在学院也很难坚持做自己的事情,所以那时候乐黛云教授邀请我到北大任教,面对这样的电影内外的大变化,使我最终决定回到北大去。
乐先生是我很尊重的学者,是我一生的一个榜样。她以一己之力在中国开启了比较文学学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它不仅仅是一个学科,而是一个我们望向世界,然后反观中国的一个巨大场域。乐先生的热诚、气度、胸怀,包括她的学术成就,到今天我都高山仰止。
我做学生的时候,她从国外回来作演讲,教室人山人海,我就挤进去坐在窗台上,听她介绍世界前沿理论,讲结构主义符号学,然后我就去找这方面的书读。因为她的这种导引,我就在当时的国家图书馆里,找到一本英文版符号学的代表著作,我由此入门了电影理论的学习,然后我从这本书开始自己的电影研究生涯。

张英:后来为什么又从文化比较回到了电影研究?
戴锦华:我1993年决定返回北大的时候,主动选择脱离了电影圈,开始转向文化研究。电影仍然是我最主要的关注对象,可是方法和观众开始有所转变。后来,文化研究做了很多年,近六七年来,我再度回到电影研究上,从文化比较的角度,对电影有一个更为专注的观察。也不是简单地回到电影研究,我觉得电影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变成了一个窗口,让我们去观察这个巨变的世界和巨变的中国。
中国电影是世界电影的希望
张英:这次疫情,对电影产业的影响如何?
戴锦华:很难判断。中国电影产业的体量这么大,相对它的规模来说,它的工业化程度还不够高,还在一个推进的进程中,整个结构,从商业化、工业化、市场化的意义来说,都还是一个有待成长的过程。
从文化的角度上说,中国电影和中国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今天中国电影业是一个逆势崛起的全新产业结构,与此前的结构和逻辑没有联系,是一个新东西。原本我觉得它是在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电影迈向一个成熟的过程,进入比较关键的阶段。可是这个转轨,遭遇到的全球性的困局,就使得它的前景,很多东西变得不明朗。
但我有一个判断,我觉得对于世界电影来说,这场新冠病毒恐怕是死刑宣判,因为电影的生命早已面临垂危了,电影工业面对互联网的绝大挑战,早已经垂危了。
张英:为什么说中国电影产业有待成长?
戴锦华:所有问题都因为它发展太快了,爆炸式,炸裂出一个如此大体量的中国电影业,所以它各方面都来不及成长,来不及成熟。我希望它稳妥地继续推进,而不是单纯地以速度和票房的方式来显现它的成长。
我真诚地希望,中国电影业能维系,世界电影还有一线生机。如果中国电影业就此下滑或者衰落,那么,“电影将濒死”这件事恐怕就不可逆了。所以在情感上,我怀着强烈的愿望,希望中国电影能度过疫情危机,延续它的发展。
毕竟,电影对于20世纪太重要了,在人类过去的发展历程和生活中,它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我也认为它能够存在,它将继续发挥这种作用,我并不认为电影必然灭亡。
我真诚地认为,世界电影业还有没有机会和希望,取决于中国电影。而中国电影取决于我们整体的经济环境,取决于我们是否有帮助中国电影迅速复苏的政策的倾斜和保护。
张英:“中国电影业能维系,世界电影还有一线生机”,为什么这么说?
戴锦华:经历这么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劫难之后,电影产业取决于整个大环境的改善,需要一个更宽松的环境,需要有某些政策的倾斜和保护,来帮助电影产业恢复过来。
我真诚地认为,世界电影业还有没有机会和希望,取决于中国电影。而中国电影取决于我们整体的经济环境,取决于我们是否有帮助中国电影迅速复苏的政策的倾斜和保护。
如果我们不考虑疫情的话,我觉得这五年中国电影的发展势头,是可以做一个乐观估计的,因为我觉得中国电影的成长速度很快,中国观众的成长也很快。当时中国电影业逆势崛起的时候,它其实面对的是一些没有影院观影经验的观众。然后那些观众到电影院来的时候,他们不是来看电影的,他们是来看自己的某个爱豆,或者说某个熟悉的原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