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丽的日出

一百岁算不算年轻？

论生理年龄，这叫“人瑞”，和“年轻”不沾边。论政治生态，在那些竞选口号、动员手法、广告策划花样百出的西方国家里，活跃这么久的党叫“长寿”，甚至变成难以吸引年轻人的“负资产”。但在东方，刚满百岁的中国共产党却风华正茂，它的理论依旧魅力无穷，让亿万中国人为之信仰，而它的实践更是史无前例，催人奋进。

“经历新冠疫情冲击的世界，再次凸显出‘生存还是毁灭’的终极课题。”上海档案馆馆员、党史专家李红告诉笔者，这跟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诞生乃至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时的时代背景十分相似，那就是人类社会经受着“要么过渡到社会主义，要么退回野蛮时代”（恩格斯原话）的考验，“而中国已经作出选择，我们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力争成为兼具中国特色和国际重要性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位党龄20年的研究者强调，在中国，生命的意义和对有价值的社会主义的追求，让共产党人始终“不忘初心，永葆青春”。

经受最残酷的社会检验

仲春的一个早晨，笔者和李红来到上海苏州河畔，公共步道上，人们健身赏景，间或有红男绿女摘下口罩，摆起自拍。“熏得游人醉吧？”李红幽了一默，“若是一年多前发生疫情的时候，我们真难想像幸福时光会这么快回归。”

离开步道，进入虎丘路，街对面有家改成优雅咖啡厅的店面，两个剪了时髦发型的年轻人停好SUV后信步闲逛，“中国现在富裕了，人们生活更好了，但最重要的是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李红指着路边一幢深褐色面砖的建筑物说，“瞧，那里大概能算作我们探秘的起点吧。”那是广学大楼，原为西方人士举办的广学会，所创办的《万国公报》曾在一个半世纪前因介绍各类域外信息、社会思潮而声名大噪。

“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李红给笔者出了一个考题，“这是迄今有案可查最早的马克思学说中文介绍，出自《共产党宣言》，你能译成白话吗？”笔者只琢磨出跟“资本”“市场”“阶级”相关。李红笑着说，“这段话发表于1899年《万国公报》第121期的文章《今世景象》，署名的作者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里面对应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今天的通译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李红进一步说，李提摩太还转译了“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豪权尽之时”，白话文是“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就是说，它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可以说，这段粗浅的介绍，既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产生的原因，又提出了它们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目标”。

诚如马克思所言，先进理论在任何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并非一开始被中国知识界继而亿万民众接受。“不管什么理论，都须在‘国家与民族需要’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放弃自己存在的资格。”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有威告诉笔者，“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我们这个千年古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是全民族最紧迫的课题，中国社会各阶级、派别、集团都以各自理论和实践拿出方案，提供路径，在‘救亡图存’这一试金石上经受最严酷的社会检验，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

山重水复疑无路

有着5000年悠久文明史的中国，到了近代已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超越，当清廷做着“天朝上国”迷梦时，西方已完成工业革命，开始对外扩张，倚仗“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列强逼迫中国签订超过300份不平等条约，形成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所说的“不平等制度”，“列强不仅将（殖民）特权以法律形式固化，更在中国建立皇权之外的准统治权”。当中国被动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际，维系千百万人生计的自然经济解体，可封建主义枷锁却没能打碎，应有的生产力与社会发展聊胜于无，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更严峻的是，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国将不国”的空前危机笼罩在4亿人的头上。1898年，香港《辅仁文社社刊》登出漫画《时局图》，把切割国土的列强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清政府刻画得淋漓尽致，其旁题词曰：“沉沉酣睡我中华，哪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

“其实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前后，从封建士大夫到草莽英雄，都有‘炼石补天’的尝试。”徐有威向笔者展示了一本1925年法国出版的《世界百科辞典》，里面惊人地列出从清朝洋务派到太平天国领袖，再到辛亥革命先驱的条目，“透过法文叙述和炭笔画描绘，我们从另一个维度意识到积贫积弱的中国如何从死胡同里走不出来”。例如，介绍晚清洋务派重臣李鸿章时，条目用了“精明”一词，可这位“一生风雨裱糊匠”眼睁睁看着三十年心血打造的淮军、北洋水师、天津机器局在侵略者铁蹄下化为泡影，“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浅层思维和“揭露社会停滞而又维护封建统治，要求变革又畏惧根本变革”的悖论心态，注定了“李鸿章”们是“历史的叹息”。

以洪秀全、朱红灯、白郎为代表的农民起义领袖，在传统反对封建压迫之外，也勇敢地扛起反帝反侵略大旗，他们提倡的平等思想和平均要求，更传递着身处死亡边缘的农民群众的革命本能和求生欲望，然而千百万人流血牺牲的结果，只是震撼了沉沉黑夜，由于起义队伍的内里蛀空和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19-20世纪交替之际的数百次旧式农民起义都失败了，这严峻地警示着人们：小农经济反不了封建经济，在小生产的基础上搞绝对平均主义，只能重回封建生产方式的轨道，农民政权反不了封建政权，或者被封建王朝残酷镇压，或者蜕变成新王朝，两者必居其一。“占总人口90%左右的中国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1949年，随解放军打到广西并参观太平天国起义旧址的苏联记者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了解到天王洪秀全用《天朝田亩制度》设计了农民世代梦想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未来社会，却把理想大厦建筑在小农生产和绝对平均主义的沙滩上时，坦然地说：“问题是旧式农民革命摧毁不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也完成不了救亡图存任务。在中国是这样，在别的国家也是如此。”

“历史进入20世纪后，中国形势发展的显著特点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潮流奔腾起来，论传播效果，三民主义一度先于马克思主义。”来到外滩滨江大道，李红迎着微风，激动地说：“以1894年创立兴中会为标志，以孙中山为旗手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歌颂革命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世界之公理’，革命是‘去野蛮而进文明’的‘天演之公例’，号召人民‘驰骋于枪林弹雨中’，推翻野蛮的清王朝，扫荡‘外来之恶魔’，以西方为楷模，建立自由独立的、民主立宪的‘中华共和国（中华民国）’。”就在110年前，民主革命者真的打倒了清王朝，结束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可他们回头发现，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没有改变。

李红给笔者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18岁湖南青年熊亨瀚为了支援武昌首义，慷慨参加湖南学生援鄂敢死队，立下誓词：“革命的成败，民族的存亡，有重于个人的生命……”然而，一腔热血换来的是民族资产阶级软弱让步，革命果实落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新瓶装旧酒”式独裁。熊亨瀚等青年痛苦地看到，自己所在的同盟会（后为国民党），多数元老脑子里往往是半截子儒家教育，半截子近代西方社会进化论思想，导致中华民国“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他们自己也成了悲剧性人物，而强调“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缺乏明确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内容，一些地方都自相矛盾，连国民党内都缺乏认知，胡汉民等党内思想权威甚至以“我注三民主义”来争权夺利，变成“可左可右、临机权变”的“弹簧政纲”。

“就在黄浦江畔的码头上，1913年秋，讨袁失败的熊亨瀚痛心地登船流亡日本，并写下‘碧海路迢遥，谁能掣巨鳌？扬帆辞汉月，击楫震天骄’，这是一份豪情，同样也是一份无奈。像熊亨瀚这样的爱国者特别是青年身上，就缺一件足以抗御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说到这里，李红举起手机，将外滩万国建筑群顶上迎风飘扬的红旗摄入镜头。

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为最广泛的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性选择，这绝非轻松，也绝非任意。

震撼世界的春雷

“列宁说过——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归根到底都是阶级变动。照此衡量，哪怕1911年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都只是‘开了花，难结果’的‘半部革命’，看似国体发生重构，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仍找到自己的代理人，垄断了权力，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常因自身软弱而被消磨，至于劳苦大众的灾难性地位没有改变，中华大地依旧孕育着天翻地覆的能量。”李红指出，中国在近代是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与西方接轨的部分工商业城市同广大贫困落后的农村并存，为新式革命造就了土壤。发端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经过数十年发展积累，虽经甲午战败而几近毁灭，但许多官办、民办和官商合办的企业渐成气候，不仅造就了中国最初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同步诞生更为庞大的无产阶级。尤其1914-1918年一战期间，列强放松对华经济侵略，过去横行中国市场的许多舶来品暂时退出，刺激了民族资本发展，据统计，大战以前1903年至1908年，中国平均每年注册工厂21.1家，1913年至1915年是41.3家，1916年至1919年高达124.6家。1912年至1920年，中国近代工业年均增长率达到13.8%，是1912年至1949年5.5%的年均增长率的两倍多。可以说，以一战为标志，中国近代经济出现一轮飞速发展，注入更多近代元素，工、商、学界民主进步力量大大增强，“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无产阶级数量和质量显著变化，1920年全国产业工人达200万人，比战前增加近两倍，这就远超经济意义了。”李红表示。

“但这种‘靠天吃饭’的经济近代化，有着太多先天不足和后天匮乏，一战刚结束，外国资本以更强势头反扑，既没有主权独立国家关税制度保护，又没有足够消费市场的中国近代工商业顿时难以招架，难怪费正清把当时中国经济繁荣称作‘没有前途的奇迹’。”徐有威指出，如何打破“有增长无发展”的局面，中国人再次进行艰辛的探索，“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分子意识到，简单靠生产力自身改进无济于事，根本出路是重构适应生产力发展需求的社会制度形态”。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苦苦寻路的中国人看到希望。“堪比中国皇帝的沙皇皇冠落地，骑在人民头上的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统统扫除，无产者成了国家的主人。马克思的预言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来。”徐有威强调，中国人看到世界上有两幅景象，帝国主义争霸的一战令欧洲混乱颓废，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以尖锐形式暴露出来，越来越多的志士仁人对走西方道路失望，把目光从欧美转向苏俄，“俄国十月革命的魅力，不光在于它对旧制度的破坏，更在于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哪怕经历饥馑、内战、外国干涉重重磨难，却照样朝气蓬勃，这种内在生命力强烈吸引着我们。我们迫切渴望，马克思预言的那个理想世界，能否成为中国的未来？十月革命能否为解决中国困境指明一条新路？”

1918年11月的一个冬日，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顶着寒风，在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庶民的胜利》，讴歌十月革命，他宣告：试看未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半年后，旨在解决一战后国际秩序的巴黎和会上，身处战胜地位的中国却遭英法协约国出卖，被逼向日本出让山东主权，令中国人看到西方列强的伪善蛮横，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烈焰被点燃，由此引发广泛而又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较少提及的是，五四运动的彻底性，不只表现在它以思想革命（新文化运动）为先导，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猛冲猛打，动摇封建礼教这一上层建筑，还表现在工人阶级首次登上中国政治舞台——1919年以北京教师、学生为主体的五四运动喊出“内惩国贼，外争国权”的革命口号，可北洋军阀不为所动，继续逮捕和镇压学生，但这一怒潮自北而南激荡奔腾，当6月间上海十万纺织、海员、电车等工人举行大罢工（因“6·3”事件而起，可称“六三罢工”），提出“万众一心，罢工救国”的口号，使“三罢”（罢工、罢课、罢市斗争）到达高潮，才迫使军阀政府罢免卖国官员，拒绝在有损国权的和约上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