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机永盎然

新中国诞生，确立了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以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新民主替代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所谓“民主”，保障了中国最广大人群获得政治解放和人身尊严。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肖恩·戈尔登曾指出，用中国政治话语讲述，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直接回答了“为了谁，服务谁，依靠谁”的国体问题。与此同时，秉承“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党和国家，能否在治理上体现出优势，又涉及一个有效性问题，即政府权力能否有效行使，也就是通常说的政体问题。

毫无疑问，代表性强（即能代表多数民众意志和利益）和有效性强（有效汲取和配置资源）的治理模式，无疑是“好的治理”。“无论谈论毛泽东时代的革命，还是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以及当前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自我革命，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而不考虑这一‘共识’，就无法理解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戈尔登指出，站在历史场景下思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整个20世纪都对新独立的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充满吸引力，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原理，而列宁则在苏联对此原理进行实践，发展了以工业化为基础、由政府领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落后国家对马列主义感兴趣的原因，因为它既有科学性，又有实践性。尤其在惨遭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榨的贫穷农业经济国家，应该由国家来筹集必要资本来推动工业化，造福人民而不是少数资本家。“如果不是因为新中国头三十年的‘原始积累’，也就没有后几十年国家改革开放的‘二次积累’。”戈尔登如是说。

向社会主义过渡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最高纲领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这就决定了新中国成立后，不可能停留在新民主主义这一过渡性阶段，必须进一步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从当时国内社会状况看，推翻“三座大山”以及土地改革完成，数亿农民获得梦寐以求的土地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集中表现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不失时机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从根本上解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这又必然使中国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

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批准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著名的“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总路线。社会主义工业化之所以成为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体，是因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现代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看中国是否具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条件，首先取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否取得重大进展，是否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优势地位。可以说，这是检验共产党执政有效性乃至能否给人民带来幸福感、获得感的一大“试金石”。

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新的起点，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建设上交出第一份重要答卷是1953-1957年执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到1957年完成时，全部指标都已完成，而且绝大部分大幅超额完成。全国完成基本建设投资为588.47亿元，超过计划38%;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9.25%，与日本并列世界第一，也大大超过同一时期其他发展中国家4.8%的年均增速。“一五”计划的经济效益也相当好，大中型项目建成投产率为年均15.5%，平均每3至4天就有一个现代化大型企业建成投产，3.5年就能收回投资，超过或相当于日本（3年）、美国（4年）、苏联（5年）的水平。让人有“当惊世界殊”之感的是，短短五年间，工业总产值在国家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43.1%上升到56.7%，改变中国几千年来总产值以农业为主的状况，尤其诞生了旧中国所没有的工业制造部门（如飞机、汽车、新式机床、精密仪表等），而且继上海、天津、大连之后，内地新兴工矿城市也如雨后春笋般诞生，扭转了旧中国工业严重偏向沿海的畸形布局。

“让人振奋的是，这一奇迹又以最广大民众受益为目的。”上海档案馆馆员、党史专家李红介绍，“一五”计划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确立一个范本，那就是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中，国家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国民收入积累率大多控制在年均24.2%左右的合理范围，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特别是‘一五’期间，国家根据现实情况采取‘低工资、多就业’政策，基本上解决城市劳动力失业问题，实现人人有饭吃。像在上海，1957年与1952年相比，市民人均消费水平指数增长超过30%，而物价指数同期仅上涨9.5%，城市居民储蓄存款总额增长3倍多，老上海人闻之色变的‘如狼似虎’的恶性通货膨胀一去不复返，仅此一点，共产党‘说到做到’的作风，让上海人心服口服。”无独有偶，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与麦克法夸尔合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也评价道，“一五”计划是令人吃惊的成功，人均增长率6.5%，按此速度，中国国民收入每11年将翻一番。反观另一个大陆型的农业经济国印度，最初经济条件与中国相似，可它在20世纪50年代的人均增长率还不足2%。“一五”计划的提前超额完成，初步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为其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因而，“一五”计划也被称为“新中国的第一个发展黄金期”。

正因为社会主义建设关乎切身利益与追求，人民也以百倍热情投身建设洪流。鞍钢技术革新能手王崇伦发明和改进“万能工具胎”，一年完成三年的劳动定额。大同煤矿工人马六孩和工友们创造出一套巷道快速掘进法，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青岛青年女工郝建秀的细纱工作法在纺织系统全面推广，各地棉纺厂不断刷新生产纪录。上海新利丰纱厂女工王桂英，解放前就患上子宫癌，没钱医治，自己省吃俭用只为攒下买棺材钱，而新社会让她享受劳动保险，进医院把病治好了，还拿到津贴，她说：“共产党、毛主席救了我，我一定要以实际行动抗美援朝，感谢人民政府！”而她身边的广大工友强烈要求接受党组织考验，让“每一秒钟都为创造社会主义社会而劳动”。国防大学教授徐焰还提到，哪怕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最可爱的人”志愿军将士们也千方百计厉行节约，为建设省下每一分钱。“历时43天的上甘岭战役中，几平方公里的战场上消耗40万发炮弹，可中国炮兵的脑海里总记得‘一发炮弹相当于一个中农的家当’，尽可能让每一发炮弹打出威力，而坚守前沿的步兵也尽量用国产廉价的木柄手榴弹作战，放弃使用昂贵的苏制RPG-43式反坦克手雷。”

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推进和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到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其他基本制度在中国大地逐步建立起来了，它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规定了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新的起点，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

疾风知劲草

和任何开拓性事业都难免出现曲折和失误一样，新中国成立头三十年间，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既取得伟大成就，也出现曲折失误，尤其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变成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是，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特别是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从未停止，由于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斗争，“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限制，并最终纠正了这个错误。德国《青年世界报》指出，中国共产党一大特点是不诿过、不贰过，通过公开的讨论真正总结了自己的历史，探究发生错误的原因，“公开承认错误、揭示发生错误的原因、形成错误的条件、分析、仔细检查纠正错误的方法——这是一个严肃的政党的特征”。

“即便受到政治冲击，蒙受不公正待遇，但广大党员从未动摇自己的理想信念，”李红告诉笔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可贵，不只于它今天已实现了什么，更不在于遇到多大挫折，而在于它朝什么方向前进。”从开国元勋到普通群众，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挚爱始终不渝，身处逆境依然坚守工作岗位，“彭德怀元帅身陷囹圈、屡遭批斗，仍提笔给中央写信，建议加工利用安顺场石棉矿渣，制成钙镁磷肥。归国华侨陆孝彭被别有用心的‘造反派’诬为‘特务’，遭到隔离审查，但他在勒令交代‘罪行’的纸上继续论证国家交给的强-5强击机技术问题。水稻专家袁隆平在试验室稻种几次被人捣毁之下，仍在阴沟中进行籼型水稻杂交育种。”李红表示，这都体现了对党、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忠诚和战胜困难、走出激流险滩的坚定信念。

20世纪70年代后，外部世界发生巨大变化，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普遍出现经济较快发展的时期，电子工业、宇航工业、新型材料工业、计算机工业等新兴产业迅速发展，工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使中国党和人民产生奋起直追的紧迫感。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会议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邓小平曾在会见外宾和国内视察时提出，“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一连串的发问切中要害，振聋发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鸣响了改革开放的礼炮，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这艘巨轮扬帆起航的新征程。改革首先从农村突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作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典型得到肯定，有力推动了农村改革广泛开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突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的人民公社制度，使广大农民长期被压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释放出来。从1979年到1984年，农业生产获得连年丰收，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9%，我国人均占有粮食从1978年的3185公斤增加到1984年的3955公斤，农民的生活条件明显改善。

农村改革有力促进了城市改革。城市改革首先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企业逐步实行了经营责任制和所有制结构等方面的改革，打破了企业经营好坏—个样、职工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局面，促进了生产发展。与此同时，对外开放也迈出了重要步伐。1980年8月，中央决定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有力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发展，并发挥了重要的带动和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