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晋藩：继往圣绝学，通古今之变

春三月，芳菲盛，万物生。3月20日春分，在北京市海淀区的家中，新中国法律史学奠基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向《方圆》记者讲述了自己的法史人生。

尽管已是94岁高龄，但张晋藩精神矍铄，腿脚灵便，思路清晰，记忆力极好，谈及过往神采飞扬，记者仍能在交谈中感受到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情与魄力。

70多年里，张晋藩把时间、精力和心血都贡献给了中国法律史学，贡献给了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是中国法律史学的奠基人、引领者和主要推动者。他用学术研究建立起中华民族过去与未来的桥梁，“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的是历史，面对的是现实；中国法律史学的生命力之一，就在于为现实的法治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他在新中国法律史学上创造了多项“第一”：招收了第一届法律史学博士生、第一届博士留学生、第一届论文博士生，创建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法律史学国家级重点学科研究中心；他是第一批将法治课讲进中南海的法学家，更是让中国法律史学走向世界的人。

在中国法律史上，张晋藩做的是“但开风气”的工作，却自谦“不为先”。“不自满、不偷懒”是他做学问的座右铭。“我多次鼓励自己的学生要赶超老师，这样法律史学才能发展，但我也郑重告诫他们，赶超老师并非易事，因为我还在努力前进！”张晋藩向《方圆》记者笑称，他是永不退休的教授。

举着“12倍镜”研究法律史

在张晋藩家里，一间几平方米的小书房是他畅游学术的天地，一摞摞“花脸”书稿摆满书桌。尽管在2002年患上黄斑病变后视力极差，但他笔耕不辍，一边听着学生口述，一边举着放大镜对书稿逐字逐句修改。

“前几年用的是6.5倍放大镜，现在用上12倍了，看字越来越困难。”张晋藩说，他生活作息非常有规律，每天早上7点多起床，吃过早饭后就到书房做一些案头的工作。尽管不如年轻时精力旺盛，但仍然保持每天上午三个小时左右、下午两个小时左右的工作。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编辑《张晋藩全集》，如今第一辑已经于今年2月出版，共900万字、分22册。这是张晋藩70多年学术成果的总结，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整个全集分为三辑，目前正在整理第二辑，预计今年下半年出版。如果加快进度的话，第三辑也能在第四季度完成。列入全集的主要是我本人的著作，或者是主编的一些卷帙浩繁的书籍，全集总字数预计达3000万字。”张晋藩十分自豪地告诉《方圆》记者。

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法律史学会中国法制史专业委员会会长朱勇（也是张晋藩第一位博士生）看来，《张晋藩全集》的出版，既是对先生理论创新与学术创作的整理与记录，也是对新中国70多年来中国法律史学学术发展之路的概括与总结。通过这套全集，我们能够看到老一代学者的艰辛、执着、坚定与自信，也能看到中国法律史学发展过程的曲折、成就及其辉煌的未来。

《方圆》记者将第一辑22册在书桌上立着一字排开，足有半米多长，甚是可观。难以想象的是，这浩繁作品的最终版本是张晋藩依靠学生口述，用一支笔、一面放大镜修订完成的。张晋藩坦言，有时候工作时间一长就会血压高，但是稳定下来后还是会继续工作。“因为工作时的生命是最有趣的，如同黄连树下拉洋琴，苦中有乐，乐在苦中。”

“继往圣绝学，通古今之变”，是张晋藩一生的学术追求。他告诉《方圆》记者：“为往圣继绝学，这是北宋理学大师张载的一句话，在当时意思是为圣人意继承已经中断了的儒学学统，将儒家的思想发扬光大，这也成为我研究法制史的一个宗旨。通古今之变，这是史记里司马迁的话。法制史研究的是过去，但是它的任务是通古今之变，在历史中寻找现实需求的借鉴。”

直到现在，张晋藩仍然关注社会上的一些法治新闻，也关注我们国家依法治国的效果、作用和价值。“中国是世界上法制文明最发达的古国之一，如果从夏朝算起，已经有了四千多年法制文明的历史。不仅是经历了四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且一直没有中断过，这在世界法制史上是很少有的。”张晋藩表示，无论是古代还是转型期近代，中国法律的历史都为现实保留了极具价值的法文化的资料，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法律历史经验，所以古人有句话“以史为鉴，可知兴替”。

在张晋藩看来，中华民族四千多年的法制文明史，是加强并完善现今法治建设取之不尽的资源，应该珍视它，很好地利用它；要把古代的精华和今天的现实对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这就是建设新中华法系的责任与担当。

从小把“读书最乐”扎根心里

张晋藩和法律史的故事要回到1930年。“九一八”事变前一年，张晋藩出生在辽宁省沈阳市大北关伊家大院。“九一八”事变后，父亲为其起名张晋藩，愿自己的孩子能够学习晋文公保卫国家、捍卫国土。

在张晋藩幼年记忆里，父亲酷爱读书，尤其是喜读历史书籍。除读书外，他精于数学和珠算、书法，大小楷都很出色。由于父亲喜欢读书，在一个大书柜中装满了书籍，如《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曾文正公全集》《饮冰室文集》。

“小时候，父亲经常在睡前给我讲《三国演义》，关公过五关斩六将、诸葛亮七擒孟获等故事都使我悠然神往、乐不思寐，至今记忆犹新。父亲常常选择一些古文教我背诵，我背过之后，他就让我躺在他身边闭目休息，要‘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最难忘的是他教我读赵孟頫《读书乐》，春夏秋冬四季读书各有乐趣。”张晋藩回忆说，尽管当时不解文章深意，但“读书最乐”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已扎下了根。

除读书外，父亲还教张晋藩写毛笔字，开始时写柳公权的《玄秘塔》，后来又写颜真卿的《多宝塔》。经过不断练习，张晋藩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已经可以写出一手颜体字。直到现在，张晋藩仍写得一手飘逸俊秀的好字。

父亲的教育给张晋藩留下了深刻印记。“每读一本好书，都可能对一生产生影响。”张晋藩向《方圆》记者回忆，初一的时候他读了一本白光翻译的《居里夫人传》。书中描写居里夫人为了发明镭忘我地工作，很多细节都深深打动了少年时期的他。居里夫人也成为后来张晋藩忘我工作的榜样之一。

“我一直主张学习期间要读一本好书，它的作用会像润物无声的春雨一样使你获得感应，受益无穷。”张晋藩表示。

伴随时间的推移，爱读书的张晋藩逐渐崭露头角，1947年考入私立东北中正大学本科学习。新中国成立后，张晋藩先后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学习。

1950年9月1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正式开学典礼，刘少奇和朱德等国家领导人出席典礼。开学典礼后同学们都非常兴奋，这时的张晋藩已经得知组织上要调他去攻读研究生，心里很是高兴，认为可以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了。

“因为对司法应用学不感兴趣，我那时的志愿是学法理，其次是法制史，当时叫国家与法权通史，即今之外国法制史。”张晋藩回忆道，最后分配成为读国家与法权通史研究生，虽不是第一志愿，但他也很满意。由此，他正式踏上了法律史学的研究之路。

学术研究是“黄连树下拉洋琴”

国家与法权历史，在别人眼里有点“冷门”的学科，张晋藩却甘之如饴。从1952年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执教，到1983年被调往中国政法大学，先后任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中国法律史研究所所长，如今成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张晋藩始终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来要求自己和勉励学生勤勉治学。

“古人说滴水穿石，绳锯木断。只有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才能有所感悟。”张晋藩告诉记者，学术研究的确很苦，但当你完成一个课题颇有收获时，心情又是非常愉悦的，有一点成就感。所以有人把学术研究比作黄连树下拉洋琴，苦中有乐，乐在苦中。

“不仅如此，从事科学研究可以治疗思想上的浮夸与盲目的自满。因为从事研究可以发现学术的深邃、领域的宽广，要想取得一点点的真知，都需要下大功夫，耗时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所以学术研究的实践只会让人觉得知识的短浅。”张晋藩感叹道，多少年来，他已经没有节假日的观念，总是尽可能地利用时间读书、研究和写作，虽然小有所成，但从不敢满足、稍懈，在学术研究上，依然兢兢业业，不断开拓新领域，不断向自己提出新的要求，总是以“自讨苦吃”来自律、自勉。

在无涯的学海中，张晋藩的妻子也是他于苦舟之上的伴侣。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法律期间，张晋藩结识了他的妻子——林中。二人于1955年7月27日结下连理，至2018年4月30日林中逝世，他们以学术为媒，共谱了一段超越一甲子的只羡鸳鸯不羡仙的夫妻生活。张晋藩和林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共同研究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还不断地赴国内外各地进行讲学活动。

林中在1958年后期患有家族遗传的耳聋，张晋藩便成了她的耳朵；而张晋藩在21世纪伊始，双眼黄斑变性，视力极差，林中又成了张晋藩的眼睛。所以张晋藩和林中夫妻不仅在学术成果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生活上也同样互补互助，相知者都称张林二人实为绝配。

带着“黄连树下拉洋琴”的乐观，1970年，同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任教的张晋藩和夫人林中，拖家带口地来到江西五七干校，在那里“战天斗地，改造思想”，但仍不减诗情画意、豪情壮志。

他写江西的春天是“茶花香处蝴蝶飞，春池水暖鱼儿肥；牧童月下归来晚，柳叶当笛信口吹”。写信江夜游是“月下江如练，渔火映白帆。微风拂碧波，花树笼轻烟”。即便冬天下雪苦寒无比，他也觉得“雪压屋檐霜满窗，依然豪情溢八荒。卷地寒潮风瑟瑟，围炉闲话烤衣裳”。

以苦为乐、苦中作乐的豪情与洒脱，几乎伴随了张晋藩整个学术生涯。

“争气书”是如何诞生的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法史界不了解外国相关学科发展状况，外国也不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开始，中国法制史学者才逐渐与国外有了学术交流，但处在相对弱势的地位，在重要的国际会议中不见踪迹。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大陆学者没有足以引起外国学者重视的学术成果。这也使张晋藩感到难堪和尴尬。

为了改变这种尴尬的局面，张晋藩提出集合全国的力量编写《中国法制史》多卷本，把中国法制史学的研究中心牢固地树立在中国。张晋藩提出10个专题，希望以此作为编写此书的基础，同时提出制度史也要见人物、见思想、见历史事件，把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相结合。1980年元旦过后，便召开了第一次编写工作会议，有20多人出席。

“实际上，这20多人基本上也就是当时从事中国法制史教学研究的全部人数了。”张晋藩告诉《方圆》记者，经过3天讨论，大家明确了许多细节问题，但同时也无奈地认识到当时无论人力、财力、研究的基础、资料的状况，都不具备立即开展这一浩大工程的条件，所以编写工作只能推迟，等待条件成熟。

第二次编写会议是在5年后也就是1985年春天召开的，当时情况有了显著改善。编写《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被列入国家“七五”科研规划，并得到了资助，研究力量也逐渐得到了充实。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总主编和各分卷主编，明确了计划要求和出版事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