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张晋藩：学术研究要耐得住“坐冷板凳”

《方圆》：在您看来，为什么越到现在越要强调、重视中国法制史的研究？研究中国法制史对当今社会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张晋藩：习近平总书记说，以史为镜、以史明志，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我也一直主张中国法制史学研究的是过去，但面对的是现实，它的生命力就在于为当前的国家政治建设、法治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中华民族拥有四千多年的法制文明史。虽然它不像刑诉、民诉等学科一样可以办案，但却能给办案提供很多文化依据。我们现在经常谈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其实类似的方式在周初召公时代就实行了。据史书记载，召公巡行乡邑，到一个小村子，在甘棠树下面搭个草棚子就地问案，判决公允，各得其所。召公逝世后，百姓为了怀念他的恩德，还专门作了一首《甘棠》诗来歌咏他、纪念他。召公实行的这种巡行乡邑、就地审判、便利民众的审判方式，与“重民”和“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是密切联系的。

中国法制历史是一个宏大的智库。它产生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其任务就是要揭示中国法制与固有国情的内在联系与相互关系，以及蕴藏于其中的民族精神。深入挖掘这座宝库，不仅可以展示中国法制史的学科价值，而且可以为国家法治建设提供丰厚的文化资源，亦可增强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

历史的作用就在于通古今之变，不仅是了解现实，还要远望未来；不仅是通过放大镜来看历史，还要纵向看历史，根据历史的规律和发展经验看前路怎么走。

《方圆》：您已94岁高龄，有什么爱好和长寿秘诀吗？

张晋藩：要谈长寿秘诀的话，我觉得是心无旁骛，少想一些杂事，对功名利禄这些事看得比较淡泊，主要集中力量潜心研究学问，这样子心比较宽，这些事情不都容易计较。另外，不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只要拿起书本来看，钻进去看书了，什么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所以我觉得读书是乐事，读明理的书，可以让我更了解历史，更加豁然开朗。投身到历史里其乐无穷，坐冷板凳也有坐冷板凳的乐趣，虽然我现在看书把眼睛累坏了，但还是会觉得，怎么不趁着眼睛能看书的时候再多看一点？

我心境比较平和，不喜欢与人与事计较、争执。另外，我这个人生活比较有规律，从年轻时候就不抽烟、不喝酒，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工作，一直到今天都比较有规律。

能够在今天还保持着健康的体魄，不间断地从事教学与研究，也得力于少年时代的学武艺。我小时候身体多病，同学就介绍我到沈阳的第二十六武术传习所跟一位杨老师学习武术。杨老师很懂得因材施教，他看我瘦弱，便先教我太极拳，而其他的师兄弟们都练习拳脚之类的。但我进步得很快，七十几式的太极拳，经过半年已经熟练，身体也好多了。特别是腰腿的基本功很好，头可以够到脚尖。学习太极拳后，便开始学八卦掌，八卦掌就是转圈，中间穿插着掌法，有着很强的技击能力。在这时间，我也学了纯阳剑、太极棍等器械运动。

长大后，我几乎每天早晚都要打一趟太极拳，然后再练习八卦掌。这个习惯延续了很多年。我也很注意体育锻炼，最喜欢的是打板羽球和划船，后来就打羽毛球，曾经获得校教工队双打亚军。划船是我到北京后才接触的一项运动，我善于观察高手的划船技术，经过一段时间我熟练地掌握了各种技巧，操纵自如。

运动给我的好处就是从没有腰腿疼过，而且脚步轻快。我到现在90多岁了，也没有腰疼的毛病，腰杆还挺直的。随着年事渐高，我每天以散步为主，晚上还要练10分钟太极拳的姿势。正像练武术一样，我治学和工作也讲求韧性，从未间断过。

《方圆》：您从1984年就开始带博士生，到现在还每年招两到三个，为何愿意终身投身教育？

张晋藩：我总是想，建设疆域辽阔的社会主义中国，人才是最重要的。无法可依，需要立法人才；有法必依，需要司法人才；发展法律科学，需要法学研究人才。人才强国是科学的总结，是历史的总结。为祖国培养法治建设人才，我极愿为教育摩顶放踵，终身无悔。

新中国成立以后，钱学森、华罗庚等科学家排除万难、冲破羁绊回到祖国。祖国在他们心中的分量是那样重要，建设祖国的心情是那样炽烈，值得用来教育我们的学子。

作为教师而言，培养人才自然是历史的使命，而如何使培养的人才留在国内建设国家，使他们形成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是当下尤为重要的！当然我们不是要故步自封，我们还需要把年轻的优秀的学生派到国外去学习，但一定要从思想深处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怀，否则任何形式上的约束都是无效的。

从古至今，教师的职业都是清苦的，但又是高尚的。人们通常称教师为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使命和天职就是教育人、铸造人才。这是国家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或者说是国家的重托。

《方圆》：您如何看待做学术要耐得住“坐冷板凳”？

张晋藩：20世纪80年代初期，尽管学校条件很差，师资力量也不足，但却培养出了不少人才，就法制史学科而言，譬如朱勇、怀效峰、郑秦、刘广安、李曙光、高浣月、汪世荣、陈景良、张中秋、屈趙立等。现在学校条件好了，招收的博士生多了，图书资料与现代化的设备也都较为齐全了，但是培养出的人才反而不如20世纪80年代了，这是值得深思和研究的。当然原因是多样的。政法大学的中国法制史硕士生名额时常招不满，其他各校也大体如此。因此博士生的选拔余地很小，基础不牢固，欲求木秀于林是很困难的。

其次，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博士生心无旁骛，甘愿“坐冷板凳”，生活的目标就是担任法制史的教师，从事学科建设。既不愁未来的工作，得到的津贴也很充裕。而今天的博士生，真正愿“坐冷板凳”、从事未来教学研究工作的是不多的。目的不同，动力也就有异。有的同学是以考博为进京的路径或者是作为从事其他工作的阶梯。欲求法制史的人才，难矣。

再有一点，就是社会风气较之20世纪80年代初期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们对于物质的需求是节节攀升的。尤其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博士生奖学金的微薄，除去必要的生活外，无钱购书、无力参加学术活动。有的还有家室之累，因此不得不在学习期间便在校外找寻额外的工作。除此之外，大学教师的生活相对说来是清苦的，比起律师、企业家相差甚远。同样的智力、同样的学历，只因为工作性质的不同便有了很大差别。这种诱惑力是很实际的，这便使学生们动摇了“坐冷板凳”的念头。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法大学的硕士、博士毕业生都由研究生院负责分配，学生们无须为未来的工作分心。而现在不同了，许多同学几乎入学之后便考虑未来的工作，特别是在论文撰写阶段，找工作不得不占据许多精力和时间，这也是很现实的问题。

总之，中国政法大学法制史学人才的培养这个极其具体的问题，就很值得总结经验、改善培养方案、提高规律性的认识。人才强国是一个战略问题，但一定要落到实处。最令人忧心的是人才的流失，最令人焦急的是改善培养人才的条件。同时还要帮助同学克服浮躁情绪，加强具体的指导与帮助，否则招生再多也难出顶尖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