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孜尔石窟

当站在克孜尔石窟前，应该能真切体会到鲁迅笔下的悲剧重量。

躲过了一千多年来的时光冲刷，却在近代被人为暴力掠夺，如今流散世界各地。

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克孜尔乡境内，地处天山南麓、葱岭以东，介于阿富汗巴米扬石窟和敦煌石窟之间，现存洞窟349个，壁画近1万平方米，以及少量的彩绘泥塑遗迹，是龟兹石窟的典型代表。其表现了从公元3～9世纪佛教艺术在龟兹地区的杰出创造和高度成就，是西域地区现存最早、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洞窟类型最齐全、影响广泛的佛教石窟遗存。它以独特的洞窟形制和壁画风格，明显揭示出佛教经西域地区向东传播的历史轨迹，以及在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本土化过程，是古代文化交流的结晶。其从不同侧面展示了这一时期内龟兹佛教文化的产生、发展、繁盛和衰落过程，也为特定的历史进程、文化传统、宗教艺术、民族民俗、音乐舞蹈的发展与演变提供了丰富的证据。尤其是壁画的独创性和多样性，成为龟兹艺术的突出成就之一， 具有历史的和审美的突出普遍价值， 曾对河西、陇右、中原乃至中亚佛教石窟艺术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是“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突出普遍价值。

从19世纪末开始， 这里先后来了俄国人、日本人、德国人和法国人。他们都没有空手而归，尤其以德国人的“收获”最多。德国皇家吐鲁番探险队最初是由当时德国柏林民俗学博物馆印度事务部主任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组织的，考察时间从1902年11月～1903年3月，重点在高昌故城。格伦威德尔主张就地研究，因此当时的“收获”主要是那里发掘出梵文及回鹘、蒙古、古突厥、汉、藏语文的写本， 还有泥塑、壁画、木雕、木板画以及大量的摩尼教、景教文物，共计46箱文物，每箱重约37.5公斤。

这一次的“收获”，在德国汉学界引发大轰动，当局还特别组织了一个委员会，由“军火大王”克努伯和德皇以个人名义提供资助，在这以后，他们盗取的中国文物都用克努伯兵工厂的炮弹箱盛装。

1961年3月，克孜尔石窟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6月，克孜尔石窟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的一个重要遗产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使这座承载世界文明，在佛教传播进程中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的千年古寺，展示在世界面前。下面我们分别从克孜尔石窟所表现的佛教思想、建筑、雕塑、绘画、乐舞、服饰和民俗等几个方面进行介绍。

佛教思想

大小乘佛教的激荡是克孜尔石窟壁画的一个显著特征。克孜尔石窟壁画中充满了歌颂赞美佛陀的内容，如对同时代六位外道哲学家的降服以及表现全身交替出水火的神变像。窟内也能找到大乘佛教的踪迹，尤其是那更为神奇的化现千佛的景象，证明了大乘思想在古龟兹的流传。

石窟建筑

克孜尔石窟包括中心柱窟、大像窟、方形窟、僧房窟、龛窟、异形等窟洞类型及由上述洞窟类型组合形成的多种洞窟组合形式。其中， 最具特点的是中心柱窟和大像窟。

雕塑艺术

石窟是佛教艺术的综合体， 由石窟建筑、雕塑、壁画三位一体组合而成。克孜尔石窟雕塑，主要以彩绘泥塑、木雕、石雕等艺术形式来表现佛、菩萨、天人等佛教内容，与石窟建筑和壁画融为一体，烘托出清净、庄严的宗教氛围。在艺术表现与风格上以本土和中原艺术为基础，融合犍陀罗、笈多及萨珊波斯艺术的特点，形成了独特的龟兹雕塑艺术风格，曾对我国河西地区及中原佛教造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壁画艺术

克孜尔石窟作为中国现存最早、影响广泛的大型佛教石窟寺遗址之一，其壁画艺术的形成与发展路径，基于两大因素：一是深厚的本土文化底蕴，二是以包容的姿态对外来文化进行兼收并蓄与融合。克孜尔石窟壁画比较多的受到犍陀罗、秣菟罗、笈多佛教艺术及波斯文化的影响。同时，中原文化的影响也很深刻。

龟兹乐舞艺术

众多的乐舞形象构成了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独特魅力，尤其是那绚丽的天宫伎乐图，众天神站在天宫栏楯之间，奏乐起舞，赞美佛陀。壁画反映的乐器类型十分丰富，汇集了来自印度、中亚、西亚等地区以及中原和龟兹本地的乐器。

龟兹民俗与服饰

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绘制了许多反映当时龟兹民众生产和生活的场面， 如犁地、牛耕、制陶和毛驴、骆驼驮运的情景，以及众多着龟兹服饰的供养人和普通劳动者形象，使我们对古代龟兹社会生活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结语

克孜尔石窟作为丝绸之路承载世界文明，以及多元文化融合交汇、佛教传播进程不可替代的历史典范，历经千载，虽然满目苍桑与斑驳，但其跨民族、跨文化的包容性与兼收并蓄的多元化创造，依然当之无愧地成为造福人类文明和文化艺术发展承前启后的摇篮。（ 综合整理报道） （ 策划/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