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

苏轼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文学家，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诗词文多篇都入选中学课本，苏轼（1037年至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曾这样评价苏轼：“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诗人……”他也是一位关心人民疾苦的政治家，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因新旧派党争，而被构陷入狱，汉朝时长安御史台外的柏树上经常栖息着很多乌鸦，时人称御史台为“乌台”，又因案情乃苏轼“因诗获罪”，故称此案为“乌台诗案”。“乌台诗案”在宋朝很有影响，苏轼的人生及创作至此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因诗获罪

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山村五绝·其三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于4月20日到任。按例到任须向朝廷进表谢恩，在其《湖州谢上表》称：“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近；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新近”一词在当时成为因附会新法而不断提升的趋炎附势的新党代名词，此语明为谢恩，其实暗含对朝廷的人事政策的讽刺。结果此言被监察御史何正臣指责“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监察御史舒亶根据熙宁变法政策，对比苏轼所作诗文，称苏轼的诗文“无一不以讥谤为主”，其中就有本节所引的《山村五绝·其三》。这首诗讲的是山民贫苦，衣食无着，七十岁老翁还要自己采集竹笋、蕨菜充饥，由于盐禁，百姓无盐可吃。还有一首诗“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其三》），讽刺朝廷兴修水利。御史中丞李定指出苏轼有四条可废之罪，十恶不赦，非杀不可。四条罪名为“怙终不悔，其恶已著”；“狂悖之语，日闻中外”；“行伪而坚，先王之法所当首诛”；“肆其愤心，公为诋訾”。李定所奏，句句紧扣着苏轼讥讽的对象是神宗陛下，以激怒神宗，将新法未能全部推行归罪于苏轼妖言惑众，由于苏轼的诗文流传甚广，影响恶劣，犯了“大不恭”之罪。

宋代的“大不恭”就是唐律中的“大不敬”，当时为了避赵匡胤祖父赵敬的名讳改称“大不恭”，是“十恶”之一。据《宋刑统》卷一《名例律·十恶》载：“大不恭”即有“指斥乘舆情理切害及对捍制使而无人臣之礼”。其罪状之一为“责其所犯既大，皆无肃恭之心”。“指斥乘舆”就是指责皇帝，而且“情理切害”“情有觖望、发言谤毁”，即是对圣上不满、心生怨恨从而进行诽谤，有主观恶意且情形严重，应处斩刑。《宋刑统》讲：“疏议曰：五刑之中，十恶尤切，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特标篇首，以为炯诫。”犯“十恶”之罪，即使遇到赦免也不原宥。舒亶指出苏轼所犯的正是“指斥乘舆”，可见苏轼所面临的严峻态势。宋神宗接到何正臣等人的奏章，下诏由御史台立案。宋代的御史台虽是一个监察机构，但握有很大的审判权限，特别是官吏犯法，据《宋史·刑法志》载：“体大者多下御史台狱，小则开封府、大理寺鞫治焉。”并派太常博士皇甫遵（一说为皇甫僎）驰往湖州，逮捕苏轼到案。皇甫遵曾上书宋神宗，询问关押苏轼的事宜，宋神宗答复是苏轼所犯之事只是诗作问题，对其不需要采取关押，无须使用刑事械具。

乌台被囚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狱中寄子由二首·其一

苏轼在御史台狱，被关在“知杂南庑”一个单独的囚房里，阴暗狭窄。苏轼8月18日入狱，20日开始问案，由御史中丞李定和台谏官张璪等人轮番审问。苏轼最初只供认“除《山村五绝》外，其余文字，并无干涉时事”。９月，御史台从全国各地抄获苏轼的诗词，认为其中多谤讽朝政讽刺大臣之语，随后将诗案的打击面扩大，以司马光为首的三十九位士大夫都牵涉其中。审讯期间，苏轼在精神和肉体上都经受了凌辱和折磨，对苏轼进行詈骂侮辱，为取口供不择手段。审讯官员出示了收集到的诗文证据，反复勘问，苏轼招认，认可了根勘结论。开封府尹苏颂在当年秋，亦自濠州逮赴御史台狱，被关押于苏轼隔壁牢房，曾自赋诗十四篇，诗前有序曰：“子瞻先已被系，予昼居三院东阁，而子瞻在知杂南庑，才隔一垣。”整夜听到隔墙拷问逼供的吵闹声，有诗曰：“遥怜北户吴兴（湖州）守，垢辱通宵不忍闻。”“吴兴守”即指苏轼，因其曾任职湖州。《朱子语类》记载了曾担任过提刑官的朱熹的说法：“东坡下御史狱，拷掠之甚。”关于苏轼在狱中遭遇，他自己也认为不堪忍受，拟写两首“绝笔”诗中，托付狱卒梁成送给弟弟苏辙。诗前冠以一长题：“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其中第一首就是本节前所引之诗，这首诗措辞悲惨，身逢盛世自己身为小臣却愚蠢地自寻死地。中年丧命算是提前偿还了前世的孽债，但是一家老少十多口人从此就要拖累弟弟帮助抚养照顾了。自己死了随处青山都可以埋葬骨骸，只是当年与弟弟相约夜雨对谈再也无法实现，以后夜雨潇潇的日子弟弟只能独自伤心。但愿与子由弟弟世世代代做兄弟，把未了的因缘付与来生！经过一百多天的审讯，在涉嫌的69首诗文中，苏轼自认涉及讽刺朝政讥讪大臣的有59首，并一一列举了文字讥刺的对象。

根据刑不上大夫的宋朝礼制，《宋刑统》对享有议、请、减等特权身份者，实行“同罪异罚”的原则。按《宋刑统·名例律》疏议的解释：“《礼》云：‘刑不上大夫。’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也。”所谓“八议”，即为“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八议”之人，或为皇亲显贵，或为多才多艺，或建业立功，如遇犯罪，官吏无权审理，须报请皇帝裁决。“请”，规格低于“议”，适用于“诸皇太子妃大功以上亲，应议者周以上亲及孙，若官爵五品以上，犯死罪者，上请”。“减”的规格更低一些，“诸七品以上之官及官爵得请者之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孙、犯流罪已下，各从减壹等之例”。《宋刑统》对刑讯也有专门规定，《宋刑统·断狱律》有“不合拷讯者取众证为定”之条，规定“诸应议、请、减，若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并不合拷讯，皆据众证定罪，违者以故、失论”。按当时苏轼的官阶属于“议、请、减”之人，审讯过程中原则上不适用刑讯，只能以证据认定，但狱吏对其辱骂通宵可能在所难免。

蒙恩获释

百日归期恰及春，残生乐事最关身。

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啅人。

却对酒杯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

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出狱次前韵二首

苏轼案经御史台的审讯结束，案件材料和根勘结论送往大理寺，大理寺依据《宋刑统》和编敕定罪。苏轼触犯了三项罪名。一是与驸马都尉王诜往来，受请托索取官府度牒，属“不应为”罪，合杖八十，私罪。《宋刑统》对官吏犯罪区分为公罪与私罪，《宋刑统·名律例》规定“公罪，谓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私罪，谓不缘公事，私自犯者”。对犯公罪者可以减轻处罚，对犯私罪者则从严处罚。《宋刑统》还将犯罪行为分为“应为”和“不应为”，《宋刑统·杂律》规定“违令及不应得为而为”罪，“诸违令者，笞五十；谓令有禁而律无罪名者”。“诸不应得为而为之者，笞四十；谓律令无条，理不可为者。事理重者，杖八十”。 根据苏轼在供状中自认，其与王诜阴通货赂，多次收受他人财物，为之请求，属不应为罪。根据敕令，臣子不得在上谢表中妄有诋毁，而苏轼在涉案诗文自认多有讥讽之语，都构成不应为罪。情节严重，判杖八十，是合乎律法规定的。二是到诏狱之后，不如实供述罪行，属于报上不以实，当徒一年，因尚未奏明皇帝，减一等，合杖一百，私罪。《宋刑统·诈伪律》规定：“若别制下问、案、推，报上以不实者，徒二年。”苏轼在御史台被推案问事中，多次虚以不实供述，拒绝承认事实，故以“报上不以实”定罪。三是作匿名文字谤讪朝政和中外臣僚，当徒二年。在审讯中，苏轼有两种情节，一种是一问便招认，属于按问欲举自首，减罪一等，徒一年；私罪，情节较轻，不用奏裁。另外一种是将匿名讪谤文字寄送他人且有镂版印行，审讯时又拒不招认，情节严重，徒二年，奏裁。《宋刑统》“指斥乘舆”虽属“大不恭”重罪，但《宋刑统·职制律》还是区别了不同情形，“诸指斥乘舆，情理切害者，斩。言议政事乖失而涉乘舆者，上请。非切害者，徒二年”。对这一最严重的罪名，大理寺认为涉案诗文讥讽朝政，但不属严重，判徒二年。最终的判决结果是：准律，犯私罪以官当徒者，九品以上，一官当徒一年；准敕：馆阁贴职许为一官，或以官或以职，临时取旨。据案：苏轼时任祠部员外郎、直史馆，曾历任太常博士。苏轼合追两官，勒停放，准敕比附定刑，虑恐不中者奏裁。“官当”是古代社会允许官吏以官爵折抵罪刑的一种特权制度，只适用于官吏，指以官职抵当徒罪，原则上公罪比私罪抵当为多，官职高的比官职低的抵当为多。《宋刑统·名例律》载：“诸犯私罪，以官当徒者，五品以上，一官当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当徒一年。”

御史台审讯结束，大理寺断案完毕，必须将犯罪官员的供状、案件证据、检断法律意见和所有其他的涉案材料一并呈送宋神宋，由其作出最终裁决。宋神宗定为：“苏轼责授检教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对于此案所牵涉人员也受到了处理，王诜“追两官勒停”，苏辙“监筠州盐酒税务”，王巩“监宾州盐酒务”，张方平、李清臣“罚铜三十斤”，司马光、曾巩、黄庭坚等“各罚铜二十斤”。12月28日，苏轼在狱中度过四个月十天后终于出狱了，当晚即挥毫赋诗，本节所引之诗，正是苏轼出狱后所写两首诗中的第一首，反映了苏轼的豪放不羁，对“百日”的牢狱归来竟觉得春风吹面，认为只是残年逢上了乐事，走马得意，那“鹊啅人”不免又有嘲讽乌台御史之嫌，口中虽说“此灾何必深追究”，笔下却不屑那些“窃禄”小人。这首诗若被那些苏轼政敌当时知晓，当作何感想。

被贬黄州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

家童鼻息已雷鸣。

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夜阑风静縠纹平。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临江仙》

苏轼虽然出狱，但他所获得的自由还很有限，贬谪黄州，诏令规定“本州安置”，相当于现在的限制居住，不得擅离州境。而且被贬谪的罪官，不得逗留京城，必须奉诏即行，且苏轼还要被“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不能自行前往。苏轼以谪官被“责授”为检校水部员外郎，尚书省六部内，郎中之下置员外郎，宋朝州团练使是从五品官员，而苏轼只是黄州团练副使，佐理该州兵役事务的小官，但还规定其“不得签书公事”，只是一个虚衔而已。相比大理寺提出的拟判意见，宋神宗对苏轼的裁决已是从轻发落了。然而这些对苏轼来说都并不是难事，初到黄州，苏轼没有落脚处，就在定惠院暂住。不久，又申请领到一片废弃的营地，此地在黄州东城门外，是个四周冈峦起伏中间有一方五十余亩的平地，苏轼在此开荒种地，因此地在城东，苏轼将其命名为“东坡”，自称“东坡居士”，苏东坡即从此时开始名传于世。苏轼贬谪黄州之后，创作颇丰，大家所熟悉的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以及本节前所引的《临江仙》都为在黄州所作。

这首《临江仙》词写于元丰五年（1082年）九月，记叙深秋之夜，苏轼在东坡雪堂畅饮，醉后返回临皋的情景，苏轼到了家门口，家童睡意正浓、鼾声大作，敲门不应，苏轼坦然处之，拄杖到江边听江声。发出“长恨此身非我有”的感叹，想要趁此良辰美景，驾一叶扁舟，随波而去，从此不问世事“江海寄余生”。不料这首词却给苏轼惹了麻烦，黄州郡守徐君猷听到后，甚为惊惧，苏轼如果乘船远走，则州失罪人，当追究郡守责任，第二天一早徐郡守急命人前去察看，却发现苏轼正在家中鼻鼾如雷，还未尽兴。（作者系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检察业务专家、二级高级检察官，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