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西子诗：凉山是一张巨大的网

山谷回音，荒原留声

对于非一二线城市来说，2019年底伊始的新冠疫情某种意义上或许算是一条缝隙。期间人口回流带动的劳动力、财富、文化流动，使回乡的人对旧生活产生一种期待，他们试图让小城容纳一些日常以外的事物。

莫西子诗就是在那时候回到西昌的。在机场落地，沿着狭长地形由北向南驶向市中心，和中国的大多数县城一样——即使这里是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州府——会路过城郊一大片汽车商铺、仍在翻修的老城区、几块高大楼盘，然后到达邛海边的火把广场，一个城市地标。2006年他离开这里去上海的时候，火把广场正要竣工，56根将近十米的巨柱火炬渐次立起来，意寓民族团结。

扇形广场边缘有一条弧线街区，入口第一间是300平米的排练厅，疫情期间空置着。莫西子诗回来后听说可以使用，想做点什么。

他稍微有点头绪的是开一家书店。他喜欢书店，让人平静，在去过北京的单向街空间、南京的先锋书店、成都的新山书屋之后，他发现包含书店的多功能空间也很好玩。开书店的本意是把更多文化带入偏远的凉山，因此莫西子诗起初想开在白庙村，距离西昌市中心十余公里的小村子，他的出生地。但白庙村实在鲜有人至，而他又不想开死掉，于是决定先在排练厅落脚。还没开始装修，摩瑟伊萝来找他。

伊萝就读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全球在地化发展专业，是莫西子诗的大家族亲戚，因为疫情回国后在家上网课。那段时间，她和朋友都觉得家乡缺乏文化活动，有些无聊。她们想办点活动，于是来找莫西子诗。

几个人碰头，合计，决定从自己感兴趣的事入手。以火把广场这间空置排练厅为主要据点的一场场活动很快就拉开了序幕。2020年4月25日，第一场活动落地，“婚姻与性别”主题文化沙龙，讨论了凉山社会中高额彩礼现象、以及不同性别在婚姻中的角色等话题，接着是“赶场拉咯”复古集市、“坝坝电影”观影会、“盛装Party”分享会、电影马拉松。

两个星期左右他们就能想出一个新点子，然后策划、实施，从4月持续到8月。这些小型的自发的活动没有借助任何公开渠道宣传，仅在朋友之间流传。

“那个时候乐此不疲，每天都很开心，终于可以回到自己的故乡做一些事情了。”莫西子诗很高兴，回到故乡是他多年的“终极梦想”，“我们自己觉得很有意义的，各种各样的年轻人来参与。虽然人不多，但是终于可以在这里发声了，而不是像过去一样一回来就吃吃喝喝。”

人最多的是一场观影会，五六十个人一起来看导演万玛才旦的《撞死了一只羊》。伊萝的妈妈是退休医生，就拿来旧的医院白床单给他们做幕布。排练厅由于顶上加装了泡沫墙而显得低矮、压抑，但“心血来潮的时候觉得一点问题也没有”。

莫西子诗还想过，等这个空间运转良好了，再开一间到白庙村去。

2020年是全国脱贫攻坚战的最后一年，在此之前的五年，西昌市财政每年投入1亿元以上，推行“修路不停、建房不止、产业发展”。凉山很多地方开始拆迁，旧房改造，夯土房推翻，大量旧物件混在废墟里。莫西和朋友们到布拖、昭觉、美姑这些周边县去玩时，就会顺便捡一些回来。

莫西子诗用这些捡回来的旧物件做过一次展览。“老旧的羊皮鼓，枯槁的簸箕，漆色暗淡的锅，浑身褶皱的锅，生锈的铁管，虫蛀腐蚀的木梁，竹席，铃铛，木水桶，以及再也不会拿来夯土的木锤。然后用木头搭建起简易的木架，再用细线把这些物件悬挂在上面。”敲击旧物，发出声响，以此唤起在加速发展之时对本源和来处的记忆。莫西子诗把它叫作“荒原留声器物展”。

关于这次展览，包括他们的其他所有活动，留存下来的资料非常少，偶尔能从莫西子诗这两年的采访或者早已不再更新的公众号里看到一些片段。它们跳跃地延续着，上一次活动来的人有时候会成为下一次活动的发起人，比如团队核心成员果基伊辛。

他们后来把整个系列命名为山谷回音，并延展成一个平台。“我们居于山谷，外界的东西到来跟我们产生碰撞，所以产生了回音。”伊萝解释说，“我们想做的是表达凉山青年的声音，而这种声音是必须经过外在力量的冲击和互动之后才能产生的。”

非常好，但也略有苦恼

2020年8月，伊萝离开西昌，上学去了。9月，伊辛也去了成都。团队成员陆续离乡，莫西子诗开始动手装修书店。

室内装修时旧家具都要挪到院子里去，院子原先是泥地，种满了树。旧家具堆在树下，用篷布勉强盖住。结果一个雨季之后大部分还是烂了，太阳一晒，又全变形。

对植物的狂热则有增无减，莫西子诗沉迷在寻找、挖掘、照料植物当中。他花30块钱从一户拆迁户手里买了一颗巨大的金刚纂，壮硕得像个守卫，龙舌兰和昙花种在同一个水泥方盆里，将近两米的龟背竹栽在墙根，长势太好结果爬到了银杏树上。

如今成型的店里，旧家具、植物占山为王。300平米空间分隔为阅览室、陈列间、咖啡馆、吧台和院子，内外通透，动静相宜。门口的灯箱和夯土墙上都挂着“米地”二字。米地，有米有地，土地肥沃之地，彝语“非常好”的音译。

米地书屋在2022年4月30日正式开业。开业那天很热闹，好朋友野孩子乐队开车500公里从大理到了西昌，院子里撑开两把大阳伞，点灯，唱了一晚上的歌。

“我的精神家园。”2023年12月初，一个周二店休的下午，莫西子诗坐在院子里环顾四周，“我可以在这里坐上三天三夜。”

如他所说，这儿确实是一个精神的家园，一个精心搭建的自己的小庭院。阅览室里有各路友人们捐赠的书，陈列间一盏昏黄灯光，照着口弦、克西竹尔、陶布舒尔、鼓等乐器和淘来的小物件，咖啡馆里摆着唱片、杂志，还有FIRST青年电影展、金鸡国际影展、平遥国际电影展的手册、票根。这两年兴趣使然，莫西子诗参与拍摄了三部电影，《断·桥》《河边的错误》《带彩球的帐篷》，饰演正直到迂腐的桥梁设计师、道貌岸然的诗歌爱好者、逐花而居的养蜂人。

米地闹中取静，书不算少，院子里太阳也好，只是免不了落下如今书店的通病，“看书的人不多，自习的人多，就在那安静地工作，或者准备考研。”“荒原留声”四个字被装框裱起来，摆在阅览室的显眼位置，满墙绘本大多数时候无人问津。

坐在米地的院子里，能听到外头火把广场的声音，有一阵是为晚上演出而做的调音，有一阵是市集摊位上循环播放的招揽顾客的背景音，所谓民族风的通俗乐曲。

有时候莫西子诗也想，这么多年念兹在兹的故乡，是不是不在此地时才有的甜美梦境。一旦成真，虽然安逸，但也乏味。

“真正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他想了想，比如经常有人喊他喝酒聊天，但他酒精过敏，也不太爱说话，“喝酒的场合太嗨了，我不太适应，我嗨的方式是到野外去。”

2023年12月，第五届大凉山戏剧节在西昌举办，这儿稍显热闹。“但戏剧节一年才一次。平时基本上是一个小城镇的生活方式，很少有外来的东西。我会回到自己的舒适圈，在这个舒适圈里容易慢慢变得懒惰，我觉得这特别可怕。比如在北京的时候，思想一直处于在转的状态，但是到了这里，我觉得好像不转了，应该说是想转也转不起来。”

而试图让米地成为不断往外走的青年人回来时能够栖身的地方，和彝族传统文化保育的空间，也显现出力有不逮的状况。“这里是很偏远的地方，偏远是说文化上面，比云南还远很多。本地文化也没有办法流到其他土地上去，停滞在这里。”五年前莫西子诗就提到过很多孩子不会讲彝语了，现在又讲到，会制作传统乐器的人很难以此为生，大多还是出去打工，“传统的歌谣、乐器传到这一代，少了一半，再传到下一代，只有几个了。学的人少，更重要的是学了之后还要变成自己的东西，在不同的地方都能够生根发芽。”

2020年之后，莫西子诗从北京搬回西昌，一边欣喜于看到了那条缝隙，一边又沮丧地觉得自己好像不是一个很好的主理人，无法持续地策展、打理店铺，甚至摆放每一棵树。日常被琐碎的主次不分的事务占据着。

不能忘了他的主业是做音乐，这段时间，他要给一首新的电影配乐录试唱、准备演出歌单，还要修改摄影集《自然的孩子》文字部分。除此之外，还要发愁下一张专辑的方向，是民谣还是纯音乐还是乐队专辑。“我还在这几个里面纠结。”他挠挠头，还有一个仍旧困扰他的问题是——清晰地看见自己身上彝族的东西太重了，他想可能的话再次离开这里，去跟更多的东西发生碰撞。

在来回的穿梭中

小学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不大讲汉语，所以即使西昌市大箐乡的老师用汉语授课，学生用汉语简单作答，莫西子诗和其他孩子还是说彝语。初中他到凉山州民族中学上学，发现周围一下子全是汉语讲得好的同学，讲得不好会被取笑。莫西子诗的彝腔很重，更不敢说话了。

有一天他坐在校园里，看到越野车上下来三个长头发的青年，坐在草地上弹琴唱歌。他看到的是“金丝鸟”合唱团。次年，他们一炮而红，成了当时最受欢迎的彝族流行音乐组合，副州长将他们的名字定为山鹰组合，鹰是彝族的图腾。彝族音乐人多使用传统乐器，清唱，但山鹰组合弹吉他、唱和声，莫西子诗觉得眼前一亮。

他和同班好友每天跟在有吉他的学长后面，吵着要学，每个人弹几分钟就轮到下一个。他也去买唱片、CD，上面写着“北京”、“环球”、“京文”这些字样。

“所以我觉得我后来去北京，其实不是偶然，”莫西子诗说，“永远有未知的事情，让你生下来总是要往外面去走的，当然每个个体不一样，但是大多数人生下来都是要去看一下的。”

不过那时他倒没有想过要成为音乐人。大学毕业他去了上海，每天在住处和公司之间两点一线往返，周末到徐家汇看看，连外滩都没去过。徐家汇有上海音乐学院，他在汾阳路的一家琴行买下了自己的第一把吉他。总的来说，生活状态更像是“在边缘徘徊”。听说北京的音乐节多，一年之后他辞职北上，在幼儿园做老师，到鼓楼一带当导游。

“那个时候我们还去做‘群演’。”傍晚，莫西子诗买了两根烤苞米，我们站在路边一边啃一边闲聊在北京的事，他说的是刚去北京时，“也不是群演，就是有人结婚，用的是清朝八抬大轿的形式，我们就穿那种衣服去抬轿子，凑人数。一天20块钱。然后撒一把糖，都争啊抢啊，好像这辈子没见过糖一样。现在想想好可怜哦。”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不过那时候觉得是在外面打拼嘛，从来不觉得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