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璜生：怎么做好一个美术馆馆长？

整整两个多小时，都没能看完王璜生的个展。他在一旁边走边讲解，不作多余的停歇。装置、绘画、影像、水墨等作品呼应展览名中的“七重旅途”，被分别放在七个展区，占领了汕头美术馆的两大展厅。从一个展厅走向另一个展厅的过程中，王璜生也不愿浪费这个空间。墙上挂满了艺术界人士对此次展览的评价，就连上楼的台阶截面，都被贴上了标语。

展览包含了他年轻时打响名声的“珠江溯源记”。1984年他考美院落榜，连隔年的准考证都没拿到，一气之下决定和好友出走。在汕头老家，他们各自骑了一辆老式单车， “从这里出发”，跨越3300公里，从入海口骑向珠江之源。那时他便已展现出蓬勃的表达欲，在七十多天的苦旅中，他仍给初恋女友（也是后来的妻子）写了累计9万字的信件，沿途拍了七八百张照片，并画了近100幅画。

更多的则是他近年来的创作。儿时差点被带着偷渡去香港，他的某件作品便是模拟那番场景，有探照灯的光线，有海浪翻腾的声音。他身上长出了海的勇猛与包容，面对机遇、选择，都是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新冠疫情期间，他的创作道具五花八门，有遛狗时在小区垃圾堆捡的整张床垫，也有烟花燃尽的废盒，还有在海边看中的渔夫们用来养生蚝的彩色浮标瓶。

兴许是几十年担任美术馆长的经验，他的观众意识已根深蒂固。走到任何一件作品前，还没等旁人开口，他便会主动将创作背景、材料、方式、表达意图等等悉数掏出。比如用纱布作画，是因为它呵护生命、愈合伤口的功能，本身的肌理又很好看，让人想到生命脆弱如浮尘。想不到也没关系，作品旁会附上详尽的文字说明。

与过往城市巡回展不同的是，此次在家乡，王璜生还展示了许多他二十多岁时在汕头青年美术协会的“超地方”的尝试。那时担任副会长的他与一群年轻人“自我组织”拉赞助、出彩色会刊和画册，在上面发表文章，谈论抽象绘画、观念艺术，比“85美术新潮运动”都要早。

他感慨那段青春时光对他的影响很大。他自1996年担任广东美术馆副馆长，正式开启了在美术馆系统的职业生涯，中途调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2019年重回广东担任广州美院美术馆总馆长，并建立了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近30年里，他靠着敢为的精神，亲历了国内美术馆事业的发展，参与了全国美术馆行业形态的构建，是在发展与困境的交互中成长起来的美术馆人。

爽快入场：美术馆馆长新身份

收到出任广东美术馆副馆长的邀请时，王璜生还在广东画院做着专职画家的美差，在他之前很多人都拒绝了这份前途未卜的机会。当时尚在筹建的美术馆无疑是个面目模糊的新事物。但凭着学习美术史论时对一些国外美术馆的了解，他隐约明白美术馆其实是围绕着相关的作品、经典的东西，展开新的讨论、反思，并将学术研究和成果进行出版、传播的重要阵地。

“因为谈到一些研究和重要的研讨会，都会想到是哪些美术馆办的。国外美术馆作为一个公共和学术的机构，是有理想的，中国的美术馆也应该成为一个令人尊重的地方，能够在文化中做出一点事情来。”想到这些，即便薪水降了，王璜生也爽快地答应了下来。他仍记得广东画院副院长林墉那时对他的鼓励，“画家很多的，但是做美术馆馆长就不太多。”

连续参加了前三届上海双年展，王璜生回来后不断跟时任馆长林抗生提，“我们也应该做这样的展览”，尤其是第三届“海上·上海”令他十分激动，两人开始多次探讨广东美术馆策划举办广州双年展或三年展的构想。2000年，王璜生从林抗生手中接过了广东美术馆馆长的接力棒。

隔年年初，巫鸿推荐王璜生参加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组织的亚洲美术馆馆长培训，他对MoMA在运作规则和活动组织上的重视印象深刻。负责接待的国际部会事先跟馆长们讨论活动安排，通知集合时间和地点，集合后给每个人发了日程表和地铁卡，其他时间都是自己安排，上午通常是培训，下午则是参观当地艺术家的工作室，或去收藏家的家中交流。后来广东美术馆对管理运作和国际交流的强调，似乎在此时已经埋下了种子。

还在MoMA时，王璜生就开始邀请巫鸿做策展，“双年展、三年展基本是同一个概念，但是双年展对我们来说有点太密集了，可能缓不过劲来，我们就做了三年展，也想和上海拉开距离。三年展有它的特殊含义，那几年美术馆开始关注现当代艺术，我一直觉得作为一个美术馆，应该有一个比较品牌性的展览。”

广州“双/三年展”的艺术实验

2002年，广东美术馆举办了首届广州当代艺术三年展（以下简称“广三展”）“重新解读：中国实验艺术十年（1990-2000）”，王璜生邀请巫鸿担任主策划，自己则与黄专、冯博一组成策划委员会。

冯博一在2024年出版的《我与前面的未来在一起》中回顾了他多年来具有代表性的策展往事，其中就提到了这次重要展览。他写道，“王璜生馆长是一位有理想、行动力极强的新任馆长，意识到开放性、国际性大展对中国当代艺术未来的作用与影响，踌躇满志地试图为广东美术馆建立一种新的展览机制及品牌效应。”

“如果说2000年的第三届上海双年展对国内艺术家及作品进行温和、有限的挑选，那么首届‘广三展’就是对中国1990年代实验艺术进行全面接纳，包括比较极端的作品。”展览呈现出强烈的包容性和先锋性。

王璜生作为馆长允许参展艺术家们对场地“为所欲为”——展望将15件在美术馆展出的中山装的躯壳埋在后花园；顾德新的作品《2022.11.18》将美元上的一句话原文拷贝到广东美术馆正门上方的外立面，左右装置两根罗马柱，讽刺日益膨胀的消费欲望；谷文达的行为艺术《文化婚礼》集结了20对假结婚的新人，王璜生本人更是亲自“证婚”，举行了“集体婚礼”。

如今看来，那一次展览绝对能算上巨星云集——展出了黄永砯、徐冰、蔡国强、谷文达、耿建翌、方力钧、徐震等一百多位艺术家的近两百件作品。为了对19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真正进行作品和理论的总结，策展团队通过用美术馆经费、拉企业赞助、找画廊支持等方式，想方设法把邀请的艺术家的代表性作品从国内外机构和个人藏家处借到广州展出。

当时广东美术馆全年的收藏经费不超过1000万元，王璜生只能拨出100万元来办这次三年展，“这个展览如果再向上（扩充），几百上千万都有可能。后来政府拨了一部分经费，缺的部分都是在外面找赞助。跟上海比，我们做三年展的钱是非常少的。”但他坦言，“找钱”永远是任何一个美术馆都需要直面的问题，资金的饥饿感往往能让美术馆更有野生的能力。

19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家的重要作品几乎都到场了，也被学者认为真正开启了“本土的自我叙事主线”，“不少人跟我说，第一届这些大咖都来了，也做得这么好，第二届怎么做？”

就在第一届与第二届的间隙，刚刚在美术馆界崭露头角的王璜生并未放松下来，他一边思考如何让第二届三年展更加国际化，一边带着团队在全国搜寻、筛选纪实摄影作品。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筹备，从1951年到2003年拍摄的十万多张底片中挑出250位摄影师的六百余幅作品，并参照国际标准进行了整体收藏。2003年底，广东美术馆举办了“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大型摄影展，呈现了长达半个世纪里中国人的真实生活状态与面貌。

摄影家罗勇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公共机构基本上都是不屑做影像收藏的。”此次展览不仅受邀在上海美术馆、中国美术馆展出，还作为中德文化交流项目在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等多地进行了展出。摄影展出人意料的影响力，让王璜生确认了广东美术馆以当代摄影的展览、收藏和研究作为推动当代艺术路径之一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他继续策划了国内第一个大型国际性摄影双年展“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

2005年，以“别样：一个特殊的现代化实验空间”为主题的第二届广州三年展在广东美术馆开幕，目的是立足于珠江三角洲“别样”的当下生活和文化，通过调查研究的方式深入到区域生存的细节之中，并做出相应而富有创造性的“发言”，以艺术家独特的工作方式和提问角度来实现“富有差异的现代化”的文化讨论。“任何地方、任何河流都有三角洲，它是冲积出来的新土地，我们的展览关注发生在新土地上的新现象，好像三角洲的轰轰烈烈或者野蛮生长。这是一个全球化的话题，但由于新土地会在不同的地方出现，它可能会有一些特殊性。”

此前他对汉斯·尤利斯·奥布里斯特（小汉斯）和侯瀚如在展览《移动中的城市》中邀请艺术家们从布展开始就介入现场进行在地创作的工作方法印象深刻，因此邀请他们作为第二届广州三年展的总策展人，最终呈现了全球一百多位艺术家的作品，其中60%以上来自国外艺术家。

展览同样采用了在地创作的方式，邀请国外艺术家驻留一周以上，本地艺术家则基本以一对一的形式受邀成为“导游”，陪伴他们在广州考察、交流。令王璜生印象深刻的一件作品来自马来西亚艺术家黄海昌，“他来广东去看了唐代的怀圣光塔寺后，非常巧妙地利用了广东到处可见的工地脚手架和广东美术馆的塔楼盖了一个尖塔，每天中午还会响起钟声。”

第二届广州三年展的庆祝宴上，一群艺术家推着一台蒙着红布的餐车走到王璜生跟前，让他代表美术馆揭开红布，“喔！是一头石湾陶瓷的大红牛，红布上还写着‘送给最牛的王馆和最牛的广东美术馆团队’！”

高校美术馆是一个思想实验室

有了前两届的积累，到了第三届时，王璜生主持的广州三年展已有了一定的名气和“观众缘”。在广州这个历来的商都，作为馆长，他从不避讳商业和市场，也不认为艺术就应该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他积极地与地产公司合作，同时也从第一届便开始推出衍生品，其中涵盖了徐冰、方力钧、岳敏君等艺术家的作品，据说销量极好。

王璜生因此被视为“最早有意识开发艺术衍生品的美术馆馆长”，他非常注重美术馆与公众的关系。在他看来，衍生品是一个美术馆的必备，公众看完展可以买到相应有创意的衍生品作为永久的纪念，对美术馆而言也是一种公众传播。他们设计了一系列颇受欢迎的T恤，上面写着很多俏皮的标语，比如“你还没去看过三年展吗！”

2008年第三届广州三年展“与后殖民说再见”作为主题晦涩的学术性展览，引起的公众参与度和社会影响力令王璜生非常感动。“公众的参与非常热烈，最后一天还排长队要看。我觉得一方面是前两届累积下来的，公众对当代艺术的关注和了解更多，另一方面是，第三届虽然主题比较晦涩，但是作品比较活跃，可以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在选第三届策展人的过程中，王璜生收到了国内外策展人的主动沟通，但他最后选择了当时年轻的学者高士明：“他提出与后殖民怎么说再见，这个概念是非常前卫的，因为当时都在谈怎么去殖民化。”

在与高士明讨论的过程中，王璜生不断提出疑议，“这一命题能否成立？做成一个三年展行不行？有没有作品支撑？艺术家是哪些？”最后王璜生提出邀请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者萨拉·马哈拉吉作为策展人之一加入团队，“我们跟后殖民说再见，并不是要跟它划清界限，而是要超越它。”

“我发挥作用就是选策展人，并保证策展人的想法能够实现。”王璜生也将这一理念从广州带到了北京。2009年，王璜生受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邀请，出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在央美工作期间，他充分利用北京作为文化中心在高校和年轻学者上的优势，将大学美术馆打造成“思想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