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念申：认识亚洲的多元性

1990年，在北京举办的亚运会开幕式上，歌手韦唯演唱的《亚洲雄风》让“亚洲”成为一代中国人对世界的一种想象方式。出生于北京的中学生宋念申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了亚运会的开幕式表演，年轻的学生们手里翻着彩色纸板，跟随指令组成各种各样的图案，不同的国家队从他们眼前一个接一个地走过。

那时，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广阔世界正随着“拥抱亚洲”的口号向中国人敞开。人们对世界的想象是，首先拥抱亚洲，再冲出亚洲，携手共创“地球村”。

“亚洲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没有绝对中心的多元性空间，同时它又是开放的，亚洲在不停吸纳周边或者世界的文化，包括西方的文化。文明哪有纯粹的？”宋念申说。他现在是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

2021年，宋念申辞去了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的教职，回到清华大学任教。面对西方现代性带来的种种困境，他力图从区域的视野里重新理解中国近现代史。

在2018年出版的《发现东亚》里，宋念申反思19世纪以来用否定性论述读解东亚近代史的定式，有意引导对欧洲中心主义范式的多重批判；而在2024年出版的《制造亚洲》里，他从古地图入手，反思“西方‘发现—占有—殖民—发展’其他地方”的殖民现代性叙述。

“现代教育是在一条线性史观安排下进行的，这造成我们看待历史不由自主会带上线性发展的视角，”宋念申说，“我不是说线性的时间观一定是错的，而是要意识到这不是唯一的，应该容纳其他不同的想象时间的方式。”

人：人物周刊 宋：宋念申

躲不过的欧洲现代参照系？

人：你曾在美国教授东亚史，东亚研究或亚洲研究在美国学术界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宋：从学科角度讲，“东亚研究”在美国是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规模较大的研究型大学都会有东亚系。不过我受的是历史学的训练、教的也是历史。历史学中的东亚史，与东亚研究既有重叠也有不同。大体上来讲，东亚系更偏重中日韩三国的语言文字及古代历史，而历史系中的东亚史训练更偏重近现代史。当然这种区别并不是绝对的。北美或欧洲的东亚史也好、东亚研究也好，和在中国学历史是不一样的。训练方式、学科意识和理论假设有非常大的差异。

在今天，两边的视角、方法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互相借鉴，中国史学界在回应欧美史学界提出的问题；同时，也有很多欧美学者开始自觉引入中国学者的代表性观点和理论。

人：在欧洲通过“地理大发现”寻路亚洲后，“亚洲”成了欧洲人反观自身的镜像。许多欧洲人跑到亚洲（比如印度、尼泊尔），到被视为“非现代”、“欠发达”的亚洲地区寻找精神慰藉。

宋：这种不对称关系不光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存在，在一个国家内部也存在。比如我们大城市的中产，也一样向往去偏远地区来逃避焦虑的现代生活，赋予这些边缘地方一种浪漫化的想象。我在书里提到，欧洲以非欧世界为镜像，来塑造自己的身份。亚洲对欧洲而言是一个“反题”，有的时候，亚洲被用来反衬欧洲的先进和文明；而当这个文明出现种种病症的时候，亚洲就会被用来当作文明之病的解药。无论是哪种情况，亚洲都成了欧洲确立自身的参照物。

人：在《发现东亚》的代序里，你提到要重新审视过去的“东亚想象”，比如自19世纪晚期以来，否定性论述是一种解读东亚历史、特别是近代历史的普遍方法。在你看来，既往对东亚的想象和认知出现了怎样的问题，而基于这些视角我们的东亚研究出现了怎样的局限和困境？

宋：其实在史学界还好，尤其是在欧美的史学界，这套史观已经被批判了快40年甚至更长时间。严肃的历史学家对所谓“现代化”逻辑基本采取批判态度。但中国由于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曾长期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一直有种“追赶”心理，总说要“融入世界”。在很长时间内，我们都把欧美发达经济体、政治体当作模板，对“现代化”逻辑不太有反思的自觉。直到这套逻辑出现大的危机后，很多人才意识到里面存在问题。

以前我们的自我认定是：在人类普遍发展阶段中，我们处于比较落后或者中间位置，不是最落后的，但肯定不是最先进的。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落后国家了，与四五十年前显然不同，中国越来越走到前台，世界也越来越期待中国提出自己对世界的构想。这个时候，不能再坚持本质上是殖民主义式的西方现代化逻辑。

人：以东亚他国为参考系，有一种思考方式是将中日韩视为彼此的昨天和明天，这种在一个时间线性链条上安置东亚三国的思考方式，有哪些问题？

宋：把不同的地域排列在一个直线的线性发展观上，这是一种很现代的认知历史的方式。东亚古代的儒家士人不是这么理解历史的，他们会追溯“三代之治”，认为历史的目标应该是回到过去。南亚的佛教、印度教则信奉一种循环的时间观。这些观念，在近代时间观的冲击下逐渐被抛弃了。而作为替代的发展主义的史观，认为人类都是从野蛮走向文明、从落后走向先进、从封闭走向启蒙。这套叙述其实是很晚近才出现的，它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兴起而确立，又随着殖民扩张到了非欧洲地区，被本地的知识分子接受。

现代历史教育大多倡导线性史观，造成了我们看待历史都带上了发展主义的视角，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说这个地方很“落后”、那个地方“待开发”……这些带有时间性的描述，背后都是史观的反映。它是有价值指向的，即未来一定比过去好，或者是未来应该比过去好。而如果我们的现实没有按这套逻辑走的话，一定是走错了，需要被纠正。这样一套想象时间的方式非常顽固。我不是说线性的时间观一定是错的，而是说这不应是唯一的时间观，应该容纳其他不同的想象时间的方式。

人：《制造亚洲》反思了西方“发现—占有—殖民—发展”其他地方的殖民现代性叙述，与此同时，你在《发现东亚》中也回应了以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构建的中国近代史观。要怎么找到重新理解中国近代的方法？

宋：首先要明白我们为什么要重新理解中国近代的历史？今天的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要求我们提出新的愿景，也使我们对过去产生了新的认知。打个比方说，要写一部全球经济史，17世纪的人写的，与1840或是1945年的人写的，肯定不一样。在2024年去写，又会是另外一番论述。因为历史的行动者总在变化，一旦观察和解释的主要对象变化了，历史叙述的主轴就变化了。

今天如何重新理解中国的近代？大家很容易说，我们要反思、抛弃西方中心主义。那么抛弃之后呢？是不是塑造一个中国中心来代替西方呢？我认为恰恰不能如此，因为它强化了中心主义的逻辑。西方中心主义的要害绝对不是它以西方为中心，而在于它建立了一套中心主义叙事，并且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套用一个模式。

所有的人类社会，不管是欧洲、东亚、南亚，还是非洲、美洲，它们都是多元现代性的组成部分。围绕任何地域、人群都可以建立一套全球性的叙事。找到重新理解中国近代的方法，也许就是把中国的近代化历程纳入到全球现代化的背景中，通过多层面的比较来认知——既不排斥西方，也不把西方当作唯一的参照物。

“天下的边界在哪里，可能古人并不关心”

人：吸引你通过地图来进入亚洲问题的契机是什么？古地图与我们今天的地图有什么区别，代表了古人怎样的空间理解和想象？

宋：在美国教授东亚史的时候，想解决学生无法阅读原始文献的问题，于是我设计了一门课，用地图（包括东亚和欧洲的地图）来展现东亚概念是如何通过制图术构建出来的。

其实我们的空间经验，也是被现代性固化的概念，而且它和时间概念是一体的，反思时间概念，就不得不反思空间概念。

古人的地图和今天科学化的标准地图很不一样。他们会在地图里表达很多历时的、动态的东西。古代地图类型太多了，很难找到一种统一的解释模式。比如传统儒家是用天圆地方的概念去描画平面的大地，以及上面的政治沿革；佛教地图则表达由须弥山、大海及四大部洲组成的立体世界；道家的山川图则关注肉眼看不到的地脉、气运等等。古地图太丰富了，不存在单一的读图方式。

这种多元的制图，到了现代以后，被一套科学主义的测绘方法，统一到单一的观看方式之中，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由比例尺、经纬度、图标符号这些基本要素组成的标准地图：世界像一个由国家组成的拼图，国家间有明确的边界线，国家内部则是一个无差别的实体。这造成我们对古地图的阅读方式也变得很单一，似乎只有符合近代科学意义上的“准确”才是好地图。我写这本书也是想告诉大家，人们看待空间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并非要固定在一种方式里，反而是现代科学测绘的制图学，把我们对空间的想象固化成了单一的模式，这需要反思。

人：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象中国的中心，一定是北京、上海这几个地方，但古人可能不会有这样的体认，他可能就觉得自己生活的地方就是中心。我今年年初去福建安溪县采访，他们有很多侨民出去，每到重大节日又会回来。有位采访对象说，我们这个小县城安溪，它也可以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地球是圆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成为自己的中心。”

宋：受过教育的人会想象北京是国家的中心，因为我们理解的国家基本都是民族国家，每个国家有一个首都，这个首都是所有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人都明确认定的中心，也是国家象征。如果一个古代人，生活在偏远的地方，也没有受过由现代国家统一规范的教育，那这个人可能不会以京城为中心来想象所谓国家或天下。也许他的心中有一个很模糊的皇帝概念，也许他也知道天下，但这个天下的边界具体在哪里，他可能并不关心，因为离自己的生活经验太远。

民族国家兴起后，人们才会形成一个国家共同体的概念，共享一套标准的语言，接受规定好的知识，通过地图了解国家的边界，也知道它有一个首都，这个中心成了整个国家的某种政治象征符号……这种想象国家地理的方式，是晚近才形成的，也就两百多年，与整个人类历史比起来其实非常短。

人：那么对东亚来说呢，我们今天能否想象出一个没有中心的东亚？

宋：亚洲之所以是一个特别好的用来反思现代性的方式，恰恰是因为亚洲无法被单一的中心定义。历史上的亚洲，就是由许许多多中心组成的，中心和中心之间又不是绝对孤立和割裂的。每个社会都在相对而又灵活的动态关系中处理自我和他者之间的联系。

因此，亚洲给予我们的反思现代性的契机是：对内而言，亚洲的普遍性建立在“多元性”这一基础上；对外而言，亚洲又没有明确的边界，它不像欧洲那样，依靠想象一个非欧世界来塑造自身。亚洲和非亚洲并不存在一条明确的相互排斥的边界。我们或许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去构想更具包容性的普遍性。

人：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借助东亚视角来看待中国和世界？亚洲视角、东亚视角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中国？

宋：中国的历史内在于东亚和亚洲的历史；同时，东亚区域的历史演进，也内在于中国的历史。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或许能够超脱从本国内部的单一视角出发，或者仅仅从中国和西方的双边关系出发，去理解中国。中国与东亚、与更大范围内的亚洲世界，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在近代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冲击下，中国和亚洲世界形成了复杂的跨国、跨区域联动，发生在中国的事情不仅对中国产生影响，很多影响了中国的事件也出现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如果从这样的视角出发，中国更像是一张相互交错的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它和世界的关系从来都是紧密联系、多边互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