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哲学教授走到死亡的路口

2024年8月3日，整夜大雨后的北京终于放晴，一场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朱锐的遗体送别仪式。8月1日，癌症晚期的朱锐在北京市海淀医院逝世，享年56岁。

朱锐本不想在去世后举办葬礼或任何追思仪式，他想用生态堆肥的方式，“化作春泥更护花”。考虑到家中长辈的意愿，他最终同意了传统丧葬仪式，火化后将骨灰葬至老家安徽怀宁。

在走到死亡的路口前，这位哲学教授早有表态。“如果我哪天倒在课堂上，大家不要为我悲伤，因为哲学家是不惧怕死亡的。”2024年3月，朱锐在课堂上公开自己正处于癌症晚期，前两周缺课是因为身体原因，在场的学生把他的这段话发到网上，引发广泛关注。

当时朱锐还在接受化疗，每次上课前都要服用大量止痛片。这学期他正在开设的是一门名为《艺术与人脑》的哲学课，座无虚席，有的学生从隔壁教室搬来椅子，有的学生直接席地而坐。有次课堂上，朱锐接到医生电话，他平静地回答：“你现在正打扰我上课呢。”

学期尚未结束，朱锐告诉学生们，自己的化疗停止了，并不是因为病治好了，而是化疗没用，“这样，就能为学生们上每一节课了。”他的助教、哲学院博士生赵海若回忆，早在上个学期《西方哲学原典》的课堂上，朱老师就带大家从电影片段和古希腊悲剧中思考“恐惧”和“死亡”。对死亡的恐惧是非理性的，不再恐惧，是因为理智的光辉，而不是所谓的“更加大胆”。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哲学就是练习死亡。”练习死亡的目的是战胜非理性的恐惧，到最后，唯一应该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哲学家是不惧怕死亡的。”这句话成为朱锐生命最后的一个注脚，“只要是倒在我自己选择的路上，那就是自由的。”

作为病人的尊严

顶着爆炸头，戴副圆眼镜，打扮考究，这是许多人大学生对朱锐的初印象。

朱锐曾在美国的大学执教超过20年，2018年回国，先在深圳大学就职，后被聘至人大哲学院，任“哲学与认知科学交叉平台”的首席专家，并开展教学。

学生胡可欣记得朱锐作为一名“病人”的变化。最早“爆炸头”的朱锐让她感觉有点像疯狂的科学家。后来，朱锐一直戴着帽子和手套，哪怕到了夏天也不愿意摘下。那时候，朱锐已经开始化疗，他小心遮住剃发和输液的痕迹。

有段时间朱锐的治疗效果不错，他开心地摘下帽子对同学们说：“你们看，我的头发已经长出来很多了。”

不久，有一次课后可欣有问题想找朱锐交流。朱锐停下脚步，脸上挂着惯常的笑容，语气平静，“我们下次再说吧，我现在浑身太疼了，需要早点回去。”

这样的回答让可欣觉得难受，“你不知道他此时此刻正在承受着什么，但他表现给你的永远都是那样轻松自然的状态。”

关于自己的病情，朱锐最初也没有告诉学校，同事们只约略知道他生病了。朱锐没有申请减轻教学任务，反而额外给本科生开了一门课程，这本不在他的“工作内容”之列。

人大哲学院院长臧峰宇曾在探讨哲学研究的意义时写下这样的思考：“什么是我们在生命中不可失去的，我们执着地相信的东西是否真实，我们所经历的生活是否如同一场梦境，善恶的选择与命运有何关系，如果生命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我们应当怎样度过。”

那时，朱锐病重的事情已经“瞒”不住了。臧峰宇写上文时，读到朱锐在微信朋友圈表达的感想：“学哲学带给我的最大收获之一，就是我不再恐惧死亡”，“哲学告诉我们，唯一应该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每次见到朱锐，臧峰宇都被他的达观和热情所感染。在对朱锐深表感佩的同时，臧峰宇深感思想可以通达生命的本质。哲学让人在向死而生的途中超越自我，因而学哲学就是练习死亡，这是来自生命深处的豁达，深切表明哲学家对这个世界的深爱和勇气，而未经审视的生活终究是不值得过的。臧峰宇知道，朱锐希望把时光奉献给学生，更多地传递哲学的思想力量，“朱老师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哲学学者面对生命现实时所具有的勇气，也让我们看到了努力践行教育家精神的情怀。”

2024年3月，学生把朱锐在课堂公开病情的事发到网上后，同事、同行、记者以及慕名前来旁听的人瞬间涌入朱锐的生活，其中大部分探视或采访朱锐都拒绝了。他提出要继续上课，哪怕身体撑不住，也要用视频在线上讲课。

很长一段时间，整个师门没有人知道朱锐住在哪间病房。“我给他发一堆消息，他会一条一条回复我学术上的疑问，却总是跳过问他身体状况的那一条。”可欣至今记得朱锐谈论起病情时的平静甚至幽默，当时他已经被诊断出直肠癌晚期，要经过几期化疗，医生说五年内的生存率大约在10%。“他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他觉得自己可以扛过去。他并不害怕，也希望我们不要害怕。他说做哲学的人是不害怕这些东西的。”

很尽兴的生命姿态

人大哲学院2020级学生杨暄婷刚上大学的第一节课就是听朱锐的讲座，她对朱锐的第一印象是：特别有热情、知识面丰富、讲课生动，完全没意识到他已经五十多岁，这也是朱锐给学生们留下的普遍印象。大三时，本来应该是朱锐上的一门专业核心课，却因为“老师生病”换了另外一个老师来上。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老师的病是癌症。

直到后来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帖子和报道，杨暄婷才知道朱老师病情的严重程度。她当时非常震惊，印象中朱老师一直有无限热情，平时喜欢登山这样的户外运动，根本没想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

再见到朱老师就是毕业典礼致辞的视频，听到这个名字的一瞬间，杨暄婷突然掉下眼泪，感受到一种最后的告别。让她感动的是，朱老师直到生命最后的日子，还在保持着对学生思考的指引、对社会问题的关切。她下意识拿出手机开始录视频。她感觉到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记录与他有关的记忆，于是举着手机把大屏幕上朱锐的致辞全部录了下来。

那是2024年6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毕业典礼，视频画面中的朱锐头发稀疏，面容消瘦，两颊凹陷，肩膀与胳膊已然瘦到脱相。朱锐留给同学们的最后一课是关于“内卷与躺平”的思考，他在视频中引用法国社会学家勒内·基拉尔的思想，“基拉尔设想过这样一个场景，小男孩走进他的玩具室，尽管满屋子都是玩具，但是他不知道该选哪个，无聊之中，他随便拿起一个车，在正要放弃这个车去拿另外一个玩具的时候，他的妹妹走进来了，他的妹妹看见哥哥手中的车，就向他索要，但哥哥不愿意给妹妹，于是两个人就直接发生口角甚至冲突。这就是基拉尔设想的一个简单场景。”

“在基拉尔看来，这里面所包含的道理，实际上是一种成人和儿童共有的欲望机制，也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欲望，是靠社会模仿产生的，小男孩他本来不希望要这个车，但是因为他妹妹要这个车，所以他也要这个车，女孩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当我们不知道我们想要什么、当欲望跟事物的价值出现脱钩、脱节的情形时，一个很随意的外在机制，就可以导致这种欲望的冲突，甚至引发战争。”

朱锐提出，我们所谓的内卷是不是属于模仿欲望下的一种情形？他觉得，“我们之所以内卷，并不一定是因为我们人多，也不一定是因为资源少，而恰恰是因为我们的欲望被外在的机制单一化，于是我们就像那个男孩或者女孩一样，为一个东西进行无谓的争斗。相反，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把自己的欲望与事物的真正价值相连接，也许我们就可以自然地实现欲望的多元化。而当一个社会的欲望实现多元化的时候，所谓资源的稀缺，也应该会被相对缓解，而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也应该会被相对降低。所以并不是说在内卷之外只有低欲望或者无欲望，而恰恰在于，我们通过对欲望的培养发展以及对欲望机制的自主性的改造，可能可以进入一个高欲望但是低内耗的大同社会。”

他在最后送给学生们的祝愿简单朴素，绝非社会价值排序中的“成功学”——“希望大家，无论你以后发现自己在哪里，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是在中心还是在边缘，是高还是低，是大还是小，是抟扶摇直上九万里，先图南，后适南冥；还是振飞不过数仞而落地，翱翔蓬蒿之间，尽显‘彼且奚适也’的风流或怡然自得，你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并且凭借你的善良、智慧和‘人大人’该有的坚韧不拔，使那片天空因为你而灿烂，因为你而闪烁。”

杨暄婷告诉《南方人物周刊》，她能感受到，对朱老师而言，死亡本身不是特别悲伤的事，他在一生中做了自己热爱的事，收获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对学生、大众有更多启发，对他而言也许就够了，是“很尽兴的生命姿态”。在她眼里，能够在这样一个时代叫出“哲学家”本身是特别不容易的事情。要有自己独到的哲学见解、有获得认可的哲学理论，或者说拥有一种哲学家的精神状态，才能用“哲学家”三个字去形容从事哲学研究的人，朱老师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东西，让他无愧于“哲学家”的身份。

卑鄙比死亡跑得快

生命的最后几年，朱锐一个人在北京租房住。学生路文最初疑惑，朱老师从待了那么久的美国回国，先在深圳，又来到北京，一直“无房无车”，也没有妻儿陪伴身边，为什么？图什么？

朱锐爱爬山，并且爱一个人爬山，他常常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的惊险遭遇，或是随手拍下的壮阔景色。路文还记得他曾分享给自己雪中的八达岭古长城，宛如点彩般的雪景被框在古老的石砌箭洞中，寂寥而壮阔。“朱老师孤身一人在这苍茫大地间时，又会在想些什么呢？”

路文在文章中回忆，“他（朱锐）又时常让我摸不着头脑，颇似隐修士般的生活，超高的工作强度，从未抱怨甚至享受其中的生活态度，还有孤身一人在苍茫深山中攀登，这些都令我感到困惑。朱老师到底是怎样的人，能同时兼有如此多不可思议之处？”

谜底在朱锐的追悼会前解开。路文遇见了朱老师在美国的学生何嘉明。路文从他那里得知，朱老师断然结束了在美国有房有车的安稳生活，处理掉了固定资产，只带着自己的激情与求知之心，回到国内教书。朱锐原本的计划是在中国教几年书，之后就去日本，再教几年，也许再前往下一个地方。

“人到中年，别人面临的是危机，他却选择了‘危机’，选择了自由与闯荡。”路文开始理解，朱老师也许一生都在践行他所说的保持真诚，说他所做，做他所说。

路文记得朱锐在一次课上对大家说：我不看重钱财，我在北京没有房子，也没有车，这些对我都不重要。朱锐还在好多次课上提到很喜欢的一句名言：卑鄙比死亡跑得快。他说这句话时刻提醒他，在生命危机时——也包括任何时候，都要保持高尚，不要让卑鄙跑过死亡。

在身患绝症、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朱锐曾把收到的捐款全部转赠给隔壁病床的病友，因为他得知对方全部需要自费医疗。在平时，朱锐似乎从不关心自己挣了多少钱，直到治疗后期开销过大资金困难，他才委婉地问相对熟悉的教务老师自己的工资情况。

不少学生都记得，之前有一周为了能到场上课，朱锐差点跟医院签了“后果自负”的“生死状”，课堂上的朱锐手腕还挂着医院的手环，但他在课后笑着说：“我非常高兴今天坚持从医院出来了，与你们讨论对我意义很大。”

对朱锐而言，哲学不仅是停留在书本上的理论思辨，更是一种身体力行的生活方式。在学习哲学之上，实践哲学是更高的境界。这种实践也潜移默化影响着他的学生。

学生李紫馨向《南方人物周刊》回忆，她是在社交媒体看到“哲学家是不惧怕死亡的”帖子后，去旁听了朱锐七八节课，最初她只是想一睹这样一位老师究竟是怎样的。到了课堂，朱锐上课时眼里的光、学生们听课时眼里的光，让她觉得看到了真正的课堂的样子，“不在乎所谓的学分和出勤，而是每个人对知识的渴望、对思想碰撞的期待汇成的一个有活力的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