疗愈时代的孙悟空两难　快乐做山贼，还是安心当条狗？

诞生于古典传奇与明清话本的孙悟空，是当下中国的一大“IP”。

2024年8月20日，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与此同时，孙悟空这一形象依然在重读中被赋予新的意义：在社交网络上，人们对比分析孙悟空的两位师父，菩提祖师和唐僧，“我那聪明伶俐的徒弟，怎么到你这成了泼猴？”在网文界，随着多部优秀动画电影的出现，人们把孙悟空、哪吒、杨戬（或者红孩儿）并称为“天庭三大反骨仔”……

时间线往前延伸，1986年电视剧《西游记》成为一代人的童年回忆，1995年的电影《大话西游》被清北大学生托举为经典，2000年今何在的网文书《悟空传》畅销一时……在跨媒介的流浪与衍生中，孙悟空一变再变，每一次的定格，都映射出一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一代代观众延续着对孙悟空的热爱，也许来自原著小说，也许是六小龄童的演绎，也许是周星驰的重构，也许是动画版的齐天大圣，“总有一只猴，走进你的情感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白惠元说。他在《英雄变格：孙悟空与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2024年7月出版）一书中，梳理了孙悟空形象从民国到当代的演变。

“我们对孙悟空的潜在设定，他的叛逆、抵抗与拯救，都是特别内在于中国的问题。它不是古典的，恰恰是当代的问题。”白惠元说。

2015年，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上映。在影院里，大圣归来的那一幕将他击中。在《小刀会序曲》配乐里，孙悟空再度飞跃到银幕之上，被调动的还有他这一代人对动画电影《大闹天宫》和电影《大话西游》的记忆。“这种记忆层垒式的创作提醒我，孙悟空的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它一定不是偶发事件，而是一种情结，或者说这一代人要讲出自己的（孙悟空）故事。”

散场时，白惠元听见旁边的两个高中生哭着说：“我们（中国动画）有希望了！”《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上映一度掀起关于“中国动漫崛起”“大国崛起”的讨论热潮，很多观众重复观影。在大众层面，孙悟空所携带的情感能量也吸引了白惠元。

白惠元在《英雄变格》中梳理了动画电影里孙悟空的面孔如何成为中国人的“时代表情”——1941年《铁扇公主》里米老鼠般“空洞的滑稽”，呼应着孤岛时期中国主体身份的失落；1964年《大闹天宫》里“自信的微笑”，指向了革命的昂扬与乐观；1985年《金猴降妖》里“悲情的冤屈”，是“文革”后知识分子的创伤记忆；而2015年《大圣归来》里的“沧桑”，是以“父”之名对处于大国崛起时代的中国投射出的自我期许。

在白惠元的观察中，《悟空传》里饱满的叛逆曾在新世纪的前十年点燃一代人的青春，却在后来逐渐消失。在诸多IP盛行的当下，孙悟空是否还能召唤出一个共同体，再次成为时代的表情？而对大众文化研究者而言，在分众时代寻找“大众”是否必要，又何以可能？

以下是白惠元与《南方人物周刊》的对话。

人：人物周刊 白：白惠元

孙悟空与当代年轻人：“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

人：在你自己的成长中，孙悟空怎么影响了你的自我理解？

白：孙悟空是妖仙，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既有的妖、人、神、仙体系的挑战，是一个在边界意义上比较模糊的形象。这样的位置，与我做的文化研究很像，它总在高校学科的边界之处，又没有专属的领地，只能不断跨界、游牧、流动。

对我来说，孙悟空不是日常的生活状态，它是我在初高中被应试教育压抑的另外一个自我。因为我内在可能是叛逆的，但表现出来很乖，我要考出好成绩，一路在系统里“卷”，但内在的自我一直存在。可能是一代人的经验，我觉得经历了应试教育，我的青春期从大学才开始。大学里相对更自由、更宽松的氛围，提供了寻找自我的空间，或者说，在大学才能成为孙悟空。

人：“在大学才能成为孙悟空”，这个说法很有意思。而且1995年的《大话西游》本来在内地的票房不高，直到1996年清北大学生在网络论坛上不断讨论，逐渐将它托举为“经典”。《大话西游》凭借什么吸引了1990年代的年轻人？

白：《大话西游》对年轻人的触动非常具体——当时大学生开始不包分配工作了。这种情况下大家很矛盾，认为我自由了，要成为自己，但又很困惑于怎么成为自己，时代涌现出很多选择，不知道怎么选。有些人会说，我选安全一点的，这个话题到今天依旧有效。

《大话西游》意外切中了年轻人的代际经验，也就是孙悟空的两难选择：快快乐乐做山贼，还是安安心心当条狗？或者我总结的：保持天真，则注定无能；成为英雄，则必然虚伪。选择去西天取经，戴上紧箍咒，被束缚的同时也意味着稳定；去做山贼，你自由了，但你也可能什么都没有，朝不保夕。

人：以《大话西游》为起点，孙悟空与年轻人、青春或者青春期联系在一起，成为记录一代人迷茫的中介，你怎么看这之后孙悟空与青年文化之间的互动和变迁？

白：从这条线上去观察的话，首先是我当时提出的叛逆和皈依问题，《大话西游》通过孙悟空和至尊宝的关系呈现了这样的精神裂变和二元困境，但没有在这二者之间做出选择。而到了《悟空传》，作者今何在给出了一个成长性框架，认为从叛逆到皈依是每个人必然经历的人生阶段。将《西游记》中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的孙悟空，这在源流上其实是两个猴的形象给缝合在了一起。这个叙事的风险在于，当叛逆被指认为青春期的时候，就意味着反抗可能是不成熟的，荷尔蒙总有一天会消退。当然，《悟空传》里的叛逆仍旧那么饱满，“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仿佛要替一代人发出宣告。

另外一点是关于爱情故事，《大话西游》让孙悟空谈了场恋爱，这个故事往外延展，让我想起应试教育阶段老师、家长经常会设立的一组二元对立：高考和早恋。好像两者不能共存，只要早恋了，就考不好。而在事业与爱情的冲突背后，更深的问题是关于时间效率的。人们好像认为，谈恋爱就是虚度时光，于是建立起时间上的紧迫感，这背后是对生命价值的理解。

2013年的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里有个发问：“你的前途和我是不能共存的吗？”这其实是1990年代以来典型的情感结构。而到了这几年，网络上的“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对情感的理解已经变成一种胎死腹中、未经萌发已经终结的状态，这背后是已经默认了这样的秩序，不想反抗什么，不再困惑于二者之间的排序，爱情已经自然而然地被放在后面了。

孙悟空与哪吒：当反抗过于奢侈，厌倦替代了愤怒

人：这几年很多人把孙悟空、哪吒和杨戬并称为“天庭三大反骨仔”，你写过关于哪吒的论文，你认为这三位的“叛逆”有哪些不同？

白：首先，在《哪吒之魔童降世》里，创作者把哪吒改为了独生子女（他本来有两个哥哥），导致哪吒的故事完全回收进了独生子女一代的育儿和成长问题，电影里他的父母特别爱他，而他的痛苦就只是他自己的痛苦。

另一个重要文本是1979年的动画电影《哪吒闹海》，它展现的是另一个东西，所谓“剔骨还父”的决绝反抗。与之相比，孙悟空的叛逆反而具有两面性，他很纠结，还想与现实秩序对话，哪吒则以相当决绝的方式从秩序里退出。

人：有意思的是，哪吒和孙悟空的“叛逆”很快转化为一种中国式的“燃”，比如你前面提到《悟空传》里的金句，还有《魔童降世》里的那句“我命由我不由天”几乎成了高考激励语。

白：哪吒的故事是以毁灭的方式来肯定自己的存在，这是一种极端的反抗，而到了高考，人们是说我要赢、要成功、要通过这场试炼。这里还可能包含的是，忍一忍，只要过了这个坎，我就重生了。哪吒后面也有重生，所以可能在这一点上有相关性。

另一方面，“燃”本身是一个二次元文化，但是对当下而言，我们的生活达不到“燃点”。想要燃起来，私人生活是燃不动的，一定要有一个更崇高的东西，比如“二次元民族主义”，当时《大圣归来》的火热就与中国崛起的叙事有关。而在新冠疫情后，全世界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变化，更高维度的东西不存在了，大家感到更多的是疲惫。

人：疲惫可以说是当下的一种“时代心情”，你在新书沙龙提到这几年“打工西游”叙事的兴起，比如《八十一难》《太白金星有点烦》，还有《中国奇谭》里“小妖怪的夏天”，创作者以小人物或打工人的视角和心态重新读解西游故事，这里不仅是你提到的“叛逆”的消亡，还意味着个体撤出世界、把世界让给大人物的感觉。你如何理解这里面视角的转变？

白：这背后是“打工人”成为了集体情绪。不光是外卖员被困在系统里，所有人都被困在系统里。在这个意义上，反抗可能过于奢侈或者略显矫情，而小妖怪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得了，厌倦替代了愤怒。我们拒绝重量感，什么斩妖除魔，不过是画饼，不加班才是正经事。

从《大话西游》到《悟空传》，孙悟空很痛苦，还在追问意义：这样做对吗？还是应该那样做？而现在很多人不渴望追问意义了。包括这几年疗愈或者说治愈系的出现，都指向了当下对一种慢节奏、平静、温暖叙事的渴望。这与《西游记》作为神魔小说的节奏不一样，人家要升级打怪。还比如现在很多修仙类的网文，都不往外走了，而是向内修炼。

人：还有这几年的流行词，“精神内耗”“情绪稳定”等等。

白：对，最近有个说法叫“浓人”和“淡人”。你看“小妖怪的夏天”里，小妖怪的形象塑造和表情就是淡淡的，看上去情绪稳定，实际内在有很多波澜，甚至是破防，但它看上去很稳定。这构成了当代部分年轻人精神状态的表征，包括好多流行表情包，“卡皮巴拉”，都是看上去淡淡的，而背后有麻木，也有疲惫。

孙悟空与至尊宝：大我还是小我？魅力在于共存

人：白贯穿整本书的研究框架，可以说是孙悟空形象与民族国家的同构问题。说到民族国家，你在分析86版电视剧《西游记》时，提到了“风景民族主义”的概念，讨论电视剧如何通过在全国著名景区实景拍摄的方式重建一种“祖国”认同，这种以“大好河山”构建个体与国家关系的方式为什么在1980年代出现了？这在之后，尤其在新主旋律电影愈发规模化的当下，有出现变体吗？

白：86版《西游记》是《西游记》拍摄史上第一次全实景演出，全实景指的就是外景、自然风光。这一方面是导演的自觉，她在访谈中提到，要用实景来实现西游记“游”的概念。而另一方面，当时有两个电影，《庐山恋》和《牧马人》都出现了用风景来召唤民族认同、修复民族情感，用祖国话语来代替国家话语的过程。我记得看86版《西游记》的时候，对开头的印象特别深：全景、仰视、背光，师徒四人在黄果树瀑布上跋涉，有一种“行者”的美感，也有些悲情。

而当下，到了《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这类集锦片式主旋律电影，拍摄风景的方式已经变化，更喜欢用无人机的全局俯瞰镜头。这种场景本身意味着，要建构出一种总体性，一种不是以行者或某个主体为核心、而是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