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厂辞职拍一部电影，又回到大厂的年轻人

理性地做感性的事

28岁那年，戴偲从杭州某互联网大厂产品运营岗离职。离职时，他和同事是这么说的：“可能要拍个剧情长片”，写剧本，拍出来，再走点电影节什么的——他不好意思直接说“拍电影”。绝大多数人不信，觉得他是跳槽涨薪了，要去另一家大厂。那个环境里，大家往外走，要么创业，要么换厂，要么考公。

“我不是gap了、没有事做，想拍电影；是我本身想拍电影，才gap，”他强调。他拿到了六个月的竞业期补偿，这些钱够他这段时间的房贷、水电等支出。那是2022年年底。

戴偲学的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毕业后拍过短纪录片、广告片，这跟许多青年创作者类似；接着就去了大厂，在“重要的部门”，做得还不错。他带着一些大厂人的习惯，会说，“我们的一些同学”、“项目预期的管理。”

作者型导演往往从自己的生命经验出发进行创作，至少第一部片子是这样。而戴偲是先有想说的主题，再想题材，再生发出结构。有一天，他想起了加缪式的悲剧，人与人之间永恒的不可理解。他把这种沟通的失效、爱的错位放在一个家庭中。

2023年初，他带着想法找到朋友雷雨晰。将近10年前，他们一起做过一个悬疑互动剧，雷雨晰写脚本，戴偲当导演，出了试播集，没再往下做。但他们成了朋友。雷雨晰说，戴偲非常讲义气，她后来开广告公司，有时候项目钱很少，又需要好导演，戴偲就来，不收钱。

这次戴偲想拍电影，雷雨晰觉得，可以干。她给他做制片人。钱不好凑，几个朋友基于信任支援一点。雷雨晰还找到戴偲的一位前老板“化缘”，对方跟戴偲没什么私交，但认可其能力，马上从私账上打过来十万元。

戴偲对剧本的前期规划如下：

题材：家庭。（一个原因是，家庭戏成本相对可控。）

成本：自己出大约40%。（为什么不像许多青年导演一样带着剧本参加创投争取拿奖金？“一来一回，一年就没了。我没有这么多时间来干这个事，对我来讲，做就做了。”）

片长：100分钟左右。（因成本有限。）

剧本：约80场戏。

结构：倒叙，三段式。

戴偲不是那种熬大夜、靠烟酒辅助催生灵感的创作者。他每天早起，喝咖啡，运动，写够三场戏，就可以饶过自己。“然后就停，不要干了。”

在他理性的讲述中，创作是有条不紊、在可控范围内的事。但谈起创作的快乐，他的语气有些非理性的激动，“我跟朋友说，假设快乐是一个数值可以被计算的话，我写剧本一个月，比我过去互联网干两三年总体的快乐都要多。”讲到这些，他眼神发亮。当然也会痛苦，前一天认为非常之好的文本第二天看就像狗屎，但给自己设置的严格的时间限制帮助他不至于陷入泥潭，“不要全部删掉，对我自己的shit忍一忍。”

按照约定的时间，两个月，戴偲给雷雨晰交付了《莎莉的回忆》（以下简称《莎莉》）剧本。又一个月，班底组好，演员沟通好，勘景。剧组规模很小，策划、执行制片人都是两人以前的朋友。

摄影指导王普通是第一次和戴偲合作。从见戴偲第一面到认定“这个片子一定要接”，王普通只用了大概15分钟。王普通是一位知名的调色师，也做广告片和剧情短片的摄影。

他接片子、尤其长片，选合作者非常谨慎。他说，行业里有很多人，“有自己的ego（自我），劲儿劲儿的，他们的性格是一种艺术性的表现，他们非常惨烈地追求拍片。但往往跟这样的人的合作过程中，我自己蛮痛苦。所以我一直在找相对理性地去拍极度感性的片子的人，戴偲就是这个类型。”

那次会面，戴偲清晰地把剧本脉络、拍片计划梳理出来，没有宏大叙事，不抽象，“是我见到的、合作过的导演里逻辑能力最强的人。”王普通说。

在《莎莉》的摄制中，王普通既是摄影指导，也担任调色师；演员陶昕然既是主演，也是监制。“一个人当10个人用，”陶昕然说，包括她在内的大部分主创，基本都没有收取酬劳。

戴偲很感动，剧组成员志同道合，都不是干行活的人。他计算了一个虚拟成本，如果电影最后产生收益，他会按照比例给主创们分账。

2023年4月，戴偲编剧、导演的电影《莎莉的回忆》在杭州开机。

2024年7月24日，《莎莉》在FIRST青年影展世界首映。参加完首映活动后，陶昕然在酒店房间接受了采访，她请我猜这部戏拍了多久。

“18天，”她得意地说。

留白

我注意到《莎莉的回忆》，是因为它是我今年在FIRST青年影展的头几天里看到的最出色的主竞赛片。剧本工整，留白设计巧妙。摄影、美术都不露怯。完成度很高。

故事时间线横跨了女主角蔚英的三个人生阶段：儿子明明离世将近三年时；明明大学快毕业时；明明五岁时。蔚英为她的家庭无限地、盲目地付出爱，但与她的丈夫、儿子隔阂越来越深，终于她孑然一身。在倒叙的电影里，观众先看到蔚英独自伤恸，继承儿子翻译的遗愿，试图理解儿子的内心；再是蔚英的家庭关系几近破裂；最后是美好的过去，一家三口貌似和睦幸福。

戴偲看过陶昕然的一个访谈，她自己担任一部电影的总制片人。戴偲觉得，她可以演蔚英。《莎莉》的执行导演辗转问到了陶昕然经纪人的联系方式，发过去剧本。

陶昕然非常喜欢这个剧本。她和我讲到台词咬合的精密，“全片没有一句废话。”比如第三幕有这样一场戏：一家三口出游，在动物园外，要下雨了，妈妈问，家里窗子关了吗？爸爸说，没什么会淋湿的，我的宣纸你收起来了吗？妈妈没回答，转头问儿子，冷不冷？每个人都答非所问，非常温情，又很恐怖。

戴偲觉得，陶昕然懂这个剧本。他对陶昕然说，你是我们的第一人选，如果你愿意，我们就不找其他人了。陶昕然想，天哪，这个人怎么那么傻，谈判就这么和盘托出？

导演是剧组的主心骨，处事方式自上而下地影响着所有部门。王普通把人的精力比作一个桶里的水，在很多剧组里，他得“处理这些人的ego，跟着玩关系、想利害，剩给创作的水量就不大了”。但在《莎莉》这个以理性为主导做事的剧组，没这些事。每天早上他和戴偲嘴里塞着茶叶蛋、包子，各自“嗯嗯”一下打招呼， 走到片场，开始一天的工作。那个交汇的瞬间让他很有安全感。哪怕拍完一天戏已经筋疲力尽，王普通还有心气，把输出的片段小样过一遍，回想一下拍得不错的地方。

拍片时，陶昕然因为连续高强度工作，患急性胃病进了医院；掌镜摄影师拍到一半跟腱断裂了。戴偲和雷雨晰讲起这些事，很揪心和愧疚。

另外一些问题，他们轻描淡写地带过：比如剧组解散后很久，雷雨晰才发现，哪怕在他们这么穷的剧组，也有人偷偷往外拿钱；比如戏里有这么一段，蔚英儿子离世、自己离婚后，弟弟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原定的“对象”演员在该拍这场戏的前一天晚上10点告诉戴偲，来不了了。在杭州（不是找人更方便的北京、横店），他们临时看简历找演员，找年龄、外貌符合的，打电话，请人第二天早上去片场。有观众说，这一段演员接不上陶昕然的戏。“那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就是接不住。”戴偲这时有点沮丧。

雷雨晰说，从认识起，戴偲就是个非常平静的人。“很多导演在现场，焦虑、着急的时候，是比较强势、有脾气的，戴导不是这样。他是个情绪稳定的朋友。”

成片的结构、细节，与戴偲当初写的剧本，差别不大。王普通听戴偲给观众讲自己的拍片意图，“跟我们第一次读本会时候的意图没什么变化。他的逻辑性贯穿他整个拍片始终。”

电影首映完，评价两极化。戴偲被反复问到一个问题：故事这么散，你知道吗？他看了些豆瓣上的一星二星影评，“我们当时就知道可能会像今天这样子，我们的结构会给观众常规的审美经验带来挑战，它不是把故事的因果交代得特别清楚，而是更多地去提问。”

《莎莉》有丰富的外景，因为成本有限，很多戏只能拍几遍，只能跳拍。人与人的互动被藏在生活化的细节中，而这些细节又被拆散、埋藏在倒序的三个片段里。筹备期，公司的策划看完剧本，满腹疑问：儿子怎么死的？蔚英到底有没有和弟弟介绍的对象走到一起？蔚英做翻译怎么样了？雷雨晰觉得，这些都不重要，留白就很好。

保守的，笃定的

电影杀青，大家再见。戴偲从写剧本到拍摄、粗剪，大概用了半年时间，片子初具雏形，正好竞业协议期结束。他花了一个多月找工作，以比之前低得多的薪水入职另一家大厂。“养家糊口嘛，怎么办？”他笑着说。他现在的工作与电影毫不相关。

FIRST青年影展是《莎莉》入围的第一个电影节展，就在剧组答应FIRST之后，釜山国际电影节的选片人对这部影片表达了兴趣，但要求必须世界首映，剧组只好放弃。

来西宁，戴偲用完了年假，又跟公司请了几天会扣工资的事假。他很兴奋，在他的工作环境里，没有那么多对电影感兴趣的人。

王普通记得戴偲第一次专程去上海见他，提前到咖啡厅，佝偻着蜷缩在角落，就像后来《莎莉》中的一句台词，说一个人“像个蜡烛一样瘦瘦小小的”。戴偲跟整个影展的氛围，也是这样略显疏离。

临近闭幕，组委会举办官方晚宴，管虎领衔的整个评委组成员坐在宴会厅正中圆桌，几乎所有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剧组、纪录片剧组都来了，还有市场嘉宾、各种头衔的推介人、主理人明星等等。热菜没上几个，一张张圆桌大部分位子都空了，前辈们被一圈圈人围着敬酒。

戴偲没有来，他在酒店加班。

影展闭幕那天，所有主竞赛入围影片剧组在大剧院的中转区等待走红毯。一个剧组主创都穿着西服。一个剧组所有人穿着戏中小男孩的同款连体衣，气势十足。戴黑色鸭舌帽、穿一身黑的戴偲和制片人、美术躲在中转区的角落，风扇遮挡着他。晚上8点，颁奖礼开始，本来坐在观众席第二排的戴偲已经走了，赶飞机，第二天是周一，他要上班。

“他很内向，”陶昕然说，《莎莉》开机前，是她主动提出，和戴偲加个微信。戴偲此前一直不好意思，“但他说起电影，说起自己的剧本，非常笃定，滔滔不绝。”

戴偲也给我这样的感觉。第一次采访，他说到自己上学时被电影打动的瞬间，是看了张艺谋的《活着》。“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字，好。然后就会为之沉迷。这个力量会影响我选择专业，影响我很多后面的选择。我今天的生活规划是把它考虑进去的。”

戴偲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短视频公司，找选题、写脚本、拍摄、剪辑，都是一个人，他脚踏实地了解了拍片的各个工种。

他后来做过独立的自由创作者，接广告片，但逐渐发现，在杭州很难报出更高的价格，市场环境也不稳定。考虑到养家糊口的压力——他反复说起这个词，他背上了房贷——2018年他进了某大厂做产品运营。外部不确定因素太多，他需要一些确定性。

“绝大多数人可能都是这样，有一点点天赋，但不确保你的天赋是否能适应这个环境。影视行业太过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了，能走到最后面、最顶尖的是非常少数的一批人。不纯粹靠能力，也要际遇。那就多一条路子，平摊风险啊。我看起来是斜杠青年，但本质上我做的是个保守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