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成：一个历史学“青椒”的边缘行走

如果按当下时髦的MBTI人格分类，青年历史学者周思成属于典型的i人。他个性安静，喜欢独处，自我诊断为“社恐”患者。在清华园的办公室里，他一个人看书、思考、喝茶、写作。最近一两个月，他“密集地”参加了几场新书宣传活动，为自己的书（《王安石“强辩”考：十一世纪中国政治的常识与诡辩》，2024年6月）吆喝，更多是为圈内朋友的书捧场，精神很是“消耗”。“如果可以，最好是一场都不要有。”

2021年，他的历史非虚构作品《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摘得首届文景历史写作奖的首奖，让这位一直默默深耕于冷僻、小众的蒙元史、军事史和民族史的青年学者，进入了普通文化大众的视野。

《隳三都》以蒙古灭金的三段围城之战为主线，讲述金王朝末年颠沛流离、节节败退的亡国史。该书首先在蒙元史学界、军事史爱好者中获得高赞，然后慢慢地溢出了“圈”。

其小说般的情节、丰富多元的史料、细腻动人的细节、生动的各色人物，逐渐吸引越来越多非战争史爱好者，甚至是我这般“最不可能的读者”——反感战争、对军事题材敬而远之的女性，北宋末年南逃的中原难民之后，一个从小听着南宋旧事、看着西湖边岳王庙里的秦桧夫妇跪像长大的原籍杭州人士。

《隳三都》的书写，让我第一次生发强烈愿望去突破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的、以中原-汉族为正统和中心的史观，去了解东亚大陆上那段宋、辽、西夏、金、蒙古多政权并存的民族大融合时代。

崖山之前的悲剧史诗——在学术和写作之间   

《隳三都》的书名源自春秋时期的历史事件——孔子在鲁国执政期间，遵周礼堕毁了有“三桓”之称的鲁国公族三家季孙、叔孙、孟孙私邑。该书中，“三都”指金朝时的中都 （今北京）、南京（今河南开封，北宋时期称汴京）、蔡州三座城池。

书的灵感和构思，来自周思成多年读蒙元史、尤其是读金元之际史料时积攒于心头的诸多想法和感触。这些史料大多来自亡金的士大夫之手，他们记录下大量有关金朝的人和事，尤其是金灭亡之际的许多故人和往事：

有才具平庸而仍奋力苦撑败局的卫绍王、宣、哀三代帝王，中都被围时被迫和亲远嫁的金朝公主“小姐姐”，勇猛刚烈的传奇名将完颜陈和尚，还有知名文人刘祁、元好问和王若虚为自己在南京陷落时的历史“污点”辩解和彼此推脱责任的罗生门事件。以及在南京城破后，因蒙古人只要工匠不要百姓，很多百姓为活命假冒工匠，管事的人发现后帮着蒙混过关，再耐心教授他们营造的手艺……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曾有一段时间，周思成和家人一道在家中，人出不去，也进不来。沉浸在宛如围城的气氛中，听闻着各种荒诞离奇的事，他终于沉下心，全身心投入到这一部在心头盘恒许久的历史悲剧中。

在卷首君士坦丁堡被攻破的波斯语吟唱中，故事从金朝招待南宋使节的一场射弓宴拉开序幕——从公元1211到1234年间，大大小小的野战，三座苦苦防守、依次沦陷的金末都城，一个小高潮接着一个小高潮。战局动荡中，帝王、大臣、武将苦苦支撑，文人们在气节和求生欲之间“天人交战”，更多的百姓颠沛流离，命如蝼蚁。

“一般来说，纯正的专业学者写历史非虚构，行文里会有比较重的学院气。”历史作家刘勃评价，“但你在他的作品中能感受到他的专业功底，同时又有一种超脱于学院气之外的挥洒自如。”

刘勃的代表作是春秋战国题材的“历史三部曲”。作为国内最早的一批写手，他见证了历史非虚构写作从冷到热的兴起。

“周老师的语言特别好，是一种很纯正、很高级的文学语言。”他赞赏道，“而且，他使用的语言和他所写的对象之间有一种贴合。《隳三都》的文字本身就带有一种强烈的、毁灭属性的那种史诗感，他的语言很庄重，有那种沉郁顿挫的感觉。”

在《隳三都》之前，周思成的第一本历史非虚构作品是《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当时，他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读博，正写着有关蒙元帝国军事礼仪和军事法题材的博士论文（后出版为《规训、惩罚与征服》）。为了给自己透口气、“调剂一下”，他应一家出版机构之邀同时写了《大汗之怒》

《大汗之怒》讲述了发生在元朝初期的一段离奇却甚少被国内关注的历史——竞得蒙古帝国大汗之位的忽必烈在公元1274年和1281年两次出兵征讨日本，遭遇海上风暴受挫，最终无功而返。这催生了日本民族史上“神佛护国”神话的诞生，阻拦元军的风暴成为“二战“时期日本空军自杀式袭击特工队“神风敢死队”之名的由来。

《大汗之怒》出版后的反响，让他感受到小小的欢乐。“因为写论文太枯燥了，后来发现自己写的东西有人读、有读者喜欢，哪怕就一两个，对我来说也是挺大的鼓励了。”

“今天的学术已经高度专门化了。比如我发表一篇关于元代法律里某种刑罚或立法的论文，全国百余名元史研究者里，可能只有三四个对这个题目非常感兴趣的才会去读。可以说，我写论文多半是为这三四个人写的。”

更重要的是，让他找回了起初对历史学的热情，和面对历史记录里活生生的人与事时身为一个普通人的情感和心态，而不再只是一部论文生产机器——“一读到某个史料，自己就会想着是不是能榨出个C刊（论文），可以发到《某某研究》上。”

《隳三都》为周思成收获了来自学术同行的许多肯定和称赞，包括罗新、张帆这样的知名前辈和李硕这样的学术新星。另一方面，尽管在题材、领域和历史书写上有诸多创新甚至零的突破，它仍不能被归为“学术作品”——现实地说，不能为作者带来评职称、评奖、申请社科项目的好处。

在学术圈边缘多年，周思成一直由着自己的兴趣和节奏读书、做研究、写作。2021年左右调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后，他开始感受到身为“青椒”的压力。即使学校没有KPI的硬性要求，身处清北这样的国内顶尖高校，氛围是“自来卷”——“大家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彼此暗暗较着劲。”

“我现在必须认真面对这个问题了。”他坦白道——按照现行学术体制的规范，不断地去生产那种严格意义上的论文，“就是有很多注释、用很多材料，用一种更加理性、不带感情的语言去表述的论文。”“但是，我自己另一方面的追求，还是希望写有自己特色的历史，遵循我自己的历史研究之路。”

《隳三都》成功后，有不少友人和同好建议周思成在同类题材上继续发力，续写“崖山之后”的南宋灭亡史。但他兴趣寥寥，“我还是想尝试新的，不想自我重复。”2024年6月，他意外地出版了一本与过往专业领域不相干的“小书”——《王安石“强辩”考：十一世纪中国政治的常识与诡辩》。

无论是书名，所涉题材、领域，采用的解释框架和理论，还是长长的参考文献目录，都标示着这是一本合乎学术标准的的著作。但在学术之外，行文中一种极为克制、智性的冷幽默贯穿始终，让读者常常不禁莞尔，而后心头涌起难以名状的淡淡苦涩。

眼下，周思成在做一个新的写作尝试——把自己在清华开的一门法律史的课写成讲义，“也想写成一个类似于历史写作也好、历史非虚构也好的东西。”

“像他这样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有很强的文字表达能力，还有自己独特问题意识的写作者是非常难得的。”资深出版人、北京行距文化创始人黄一琨说。因工作缘故，黄一琨接触过很多高校中青年文科学者，他们大多困在论文、职称和“非升即走”中，无力写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而一位出版了多部历史畅销书的作者，至今仍无法解决职称问题。

“我个人是希望像清北这样的高校，能给类似周思成这样的青年老师多一点空间。”

边缘行走的“增上缘”

周思成是湖南长沙人。他打小就是个书迷，常常踮着脚尖在父亲的书架上扒拉着书看。童年里最快乐的事之一是每个周末跟着父亲到老长沙的黄泥街去淘书。黄泥街当时是闻名全国的图书批发零售市场，一整条街密密麻麻都是小书店的门面。他在里头挑挑拣拣，看到感兴趣的就买下，然后高高兴兴捧着回家。那时，他喜欢读历史故事，还有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的人物传记。

因为高考失利，他误打误撞去了中文系。读中文系，最大的收获在写作上——他读了大量文学作品，遇到了一些很喜欢的作家，黑塞、芥川龙之介、茨威格等。给他带来最强烈心灵震撼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夜自修时，他读着《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宗教大法官的段落，在座位上一个人偷偷流泪。“在那个年纪，那个成长阶段，正好遇到了那样一位作家，是一种缘分。”他感慨道。

毕业时，周思成已经想转向历史专业。他被保送进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主要做偏元代的古典文献研究。在文献阅读中，他逐渐喜欢上这个多族群、多语言、多宗教的北方民族统治时代。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由北方民族建立的强大帝国，元代缺少传统中原王朝那样成熟、完整的历史记录体系，也没有一个高官士大夫群体留下日录、时政记等私人记录。“譬如，元代史书里一个像右丞相这样最高级别的行政官员，你不知道他从哪儿来，也不知道他怎么就没了——忽然从某年开始，他就在官方记录里消失了。”

“但它给你看历史的视角，不再只是汉人士大夫那种——乖乖地读好儒家经书，然后考上科举当大官，在朝堂上实现自己儒家抱负这样一群人的视角。它有各式各样的人的视角，比如蒙古人自己写的《元朝秘史》，在元之前从来没有草原游牧民以自己的视角、语言来写他们观察的这个世界是怎样的，社会关系是怎样的，婚姻是怎么样的，一个勇士应该是怎么样的。元之前的北魏、辽、金的历史，几乎都是中原史官帮他们写的。”

当成吉思汗一系的“黄金家族”东征西伐，横扫13世纪的欧亚大陆时，这个巨无霸帝国也裹挟进很多其他族群、信仰的人们。“比如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佛教徒，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人，譬如欧洲人马可波罗，他们都会留下很多记载来反映他们如何在这同一个时代生活和思考。”“这些记载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元代高层政治的史料缺乏，让这个时代更加丰富，或者说更加人性。”

2009年硕士毕业时，周思成没有读博，转而去中央编译局上班。一直待在学校里，他想到围墙外走一走。“当时对学问还很有热情，但对学院体系没有太多热情。”

在这家半学术性质的中央直属机构里，他主要的工作是参与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编译项目。此前，国内老版本的马恩全集还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苏联引进、根据俄文翻译的，而这套新全集则是直接根据两位思想家的德文、法文、英文等等的原著全面修订老版本。

在项目组里，他主要参与编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手稿部分，包括编译马克思本人亲自修订的法文版《资本论》。为了正确理解、把握原意，他阅读了大量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包括李嘉图、斯密、萨伊、西斯蒙蒂等人的思想和学说。而马克思百科全书式的思想谱系和论著，也逼得他把欧洲史、19世纪到20世纪的哲学、社会科学多多少少都学习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