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瓜卢萨：非洲大地上，时间是圆的，花朵在发烧

“所有坚固的东西都消失在空中。”

在小说《遗忘通论》中，安哥拉作家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José Eduardo Agualusa）笔下的秘密警察发出这一声低吟，对面是一名“收集失踪的人”的记者。阿瓜卢萨给这个章节起了整本书最长的小标题：“本章会阐明一件失踪事件（接近两件），或是用马克思的话：‘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2024年8月上海书展期间，阿瓜卢萨从非洲远道而来，他在复兴公园望见一座马克思雕像，兴致勃勃地过去合影。独立后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都曾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影响，阿瓜卢萨目前居住的莫桑比克的首都马普托还有条“毛泽东路”，原美国驻莫桑比克大使馆就在这条路上。“美国人去找过莫桑比克政府，想让这条路改名，但莫桑比克人表示，名字我们可不会改，要不你们搬去新地方吧。”

阿瓜卢萨1960 年生于安哥拉中部内陆高原万博，父母是来自巴西和葡萄牙的移民。他出生时，国家还没独立，万博一度被葡萄牙殖民者唤作“新里斯本”，多元的成长背景让他意识到非洲现实生活的种种矛盾，也激发了他的创作。

“35年前，我开始写作，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我的国家——安哥拉，以及在这个国家、在当时经历的动荡岁月中我的位置。”在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主论坛发言时，阿瓜卢萨介绍自己的国家“经历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漫长、最残酷的内战”。

1975年，安哥拉脱离葡萄牙殖民统治宣告独立。同年，安哥拉内战爆发，直至2002年才实现全面和平。长达27年的内战造成了安哥拉动荡不安的历史和光怪陆离的现实，这些记忆和经历都成了阿瓜卢萨的素材。“我常常在想，是否因为虚假的记忆，我们的现实也是不真实的？我们到底是谁，身份的不确定性总让我感到不安。”上海书展期间，阿瓜卢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

小说《贩卖过去的人》中，主人公是个为雇主构造记忆的专家。安哥拉民族独立后，随着经济发展，一批新富阶层应运而生——“企业主、各部部长、农场主、钻石走私商和军官”，他们有钱有势，唯独缺少体面的出身。主人公通过信件、照片和墓志铭等，为这些人造出一个高贵族谱，满足他们对身份的虚荣渴望。凭借这部作品，阿瓜卢萨2007年荣获英国《独立报》外国小说奖，他是该奖设立以来首位获此殊荣的非洲作家。

“战争是一种非常例外的状况，在这种颠覆性极强的状况里，人很容易暴露自身的某种天性：他可能成为英雄，也可能变作怪物，我一直想做的就是探索人的这种天性。”

《遗忘通论》讲述了战争期间一个遭受过性侵的女人将自己关在家中整整28年的故事；在叙述主线之外还牵出多条辅线：一名葡萄牙雇佣兵被秘密警察审讯，经历九死一生逃至少数民族聚居区；法律系的青年学生在国家经济转型后暴富成了企业家；流落街头的孤儿被迫沦为小偷……所有人的命运在一张记忆的蛛网中交织，阿瓜卢萨将沉重的故事讲述得轻盈如梦。随着《遗忘通论》入围布克国际奖决选名单并荣获2017年国际都柏林文学奖，阿瓜卢萨的作品至今已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出版，他被视作当代安哥拉乃至整个葡语世界的代表作家。

“世界终结之后，会在岛上开始。”在近作《生者与余众》中，阿瓜卢萨描绘了一个具有非洲特色的后末世故事，这是“一部关于人们被困在时间胶囊之中、来到现实难以触及之地的小说”，主人公来到一座小岛参加文学节，小岛与外界的沟通突然中断，岛上的作家们在七天时间内，以写作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岛屿与大陆、当下与过去、真实与虚拟，种种界限开始变得模糊……

“我写作是为了反抗界限。”正如阿瓜卢萨在上海书展演讲时强调的，“仇恨的第一步是制造他者”，而写作则朝着相反方向努力，“难的是倾听敌人的声音。更难的是套上敌人的皮肤，感受他的心脏在我们胸中跳动，并流下他的泪水。”

人：人物周刊 阿：阿瓜卢萨

中国存在感很强，《天上的生活》里有“上海”飞行器

人：这是你第一次来中国，此前对中国有何印象？来上海这几天有何感触？

阿：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其实有很多华人。此前我对中国的印象是，这个国家如今在全球的存在感和地位都很高、国力也很强盛。中国的高度存在感不仅出现在文学中，也进入了流行文化，例如2022年的安哥拉电影《中国商店的圣母像》就以安哥拉一个中国商店里的故事展开。中国并不是依靠战争或暴力冲突等达到这样高的存在感，而是通过商贸，这与巴西在世界人民心中的印象相似，巴西也是体量、影响力大的国家，但它也不是通过暴力，而是通过文化和商贸产生影响，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一点。

上海是座巨大的城市，让我想到巴西的圣保罗，有些地方让我感到惊奇，上海比我想象中更井井有条。此外，这里有很多公共绿地，我非常喜欢。虽是个大都会，但有时我不觉得它很大，整座城市比较宁静，尤其晚上我们在苏州河畔散步，没我想象中大都会不夜城的喧嚣。

人：在你2013年的小说《天上的生活》（A Vida no Céu）中，掌握权势的人建造了名为上海、东京、圣保罗、纽约的巨大飞行器，16岁的主角卡洛斯则住在罗安达这样的村庄。这部小说还未翻译过来，可否给我们介绍下“上海”这个飞行器的样貌？为何选择这几座大都市来命名飞行器？

阿：《天上的生活》是我写给自己孩子的一本书，它描绘的是一个类似“启示录”中的景象：全球灾害频发，一场巨大的洪水淹没了世界……为了生存，富人建造了飞行器，空中有这4座，其实总的更多；穷人运用想象，创造热气球才能飞到上面去。我想传递的信息是：非洲与其他更发达、现代的地方比存在着落差，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着这种落差和不平等。

至于“上海”这个飞行器，我只是提了一下，我具体描写的是“巴黎”飞行器，那座飞行器非常漂亮、壮观，内置一个大花园，还有个巨大的游泳池，非常典型的富人生活的配置。基于《天上的生活》这本书，巴西可能会做个动画电影。我计划给孩子们写三本书，这是第一本，另外两本还没写，说不定这次来上海后回去就有思路了。

“失明”本身就是现实的一部分

人：《遗忘通论》中有个小标题“失明（以及心的眼睛）”，《生者与余众》中有只名叫“命运”的盲鹅，你似乎经常会写到“失明”的状态？这也让我想起葡萄牙文豪若泽·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

阿：说实话，之前我还没想过与萨拉马戈的这种联系。我非常喜欢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但我最喜欢的是他的《里卡尔多·雷耶斯离世那年》。现在我开始想你这个问题，通过我的读者、他人的解读来重新认识自己的书，让我感到快乐。要知道，这些书是我和我的读者们共同建造的。你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新鲜，我需要时间好好思考下，我现在能马上想到的是，你提到那只盲鹅“命运”，因为我觉得失明跟命运之间的联系是存在的，此前受访，我常被问到：我们所经历的现实到底是不是直接可触的？或说现实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失明”本身就是这个现实中的一部分。

我们观看世界，其实也是观看他人或通过他人去认知这个世界，对作家来说，最有趣的一点是你居于另一个人的身体中。例如，想象一个盲人的生活是怎样的，这本身也构成作家应该去描写的现实之一。在我另一本书《热带巴洛克》中，主角某种意义上就是我的另一个自我，他在一夜之间因遭受重击而一只眼睛失明了，现在我一边回答你的问题，一边尝试再把失明、心的眼睛以及残酷的现实等等联系起来，能想到的是绝望，失明跟那种令人绝望的现实有很强烈的联系。

人：有评论指出，《遗忘通论》中在地图上消失的小部落“新希望”是安哥拉动荡社会的缩影。在漫长的战乱年代，政权频繁交替，很多人不再相信国家能走上正轨。你自出生起先后经历了安哥拉反抗葡萄牙殖民的独立战争和之后长达27年的内战，在你的成长经历中，关于战争最深的记忆是什么？你觉得什么样的力量能帮助人重拾对未来的信心？

阿：内战时我在老家南部小城万博，当地经历了近50天的炸弹轰炸。那段日子，许多人不是四处流散就是闭门不出，因为怕被炸死。当时万博有个花园，花园里有个园丁每天还会从家里出来，去花园侍弄花草。当时我还是记者，就很想认识这个人。我问他，为什么形势这么严峻你还每天去花园工作？那人就说，因为这些花草需要人照顾。直到今天，这个人的故事、这段记忆，对我来说都是人生重要的一堂课，哪怕在暴力或极端境况下，人群当中总还有这么些人，会坚持去做日常的一些工作。

我最新出版的《一部安哥拉传记》，写的就是安哥拉近现代史上的政治人物，正如你刚才所说，他经历了从反殖民到内战等好几场战争。为写这本书，我采访了很多真实的历史人物，让我非常惊讶的一点是，采访这些人时，哪怕他们在那段历史时期持不同政见，但回顾过去，也不会显示出丝毫的厌恶或极端的仇恨。这也是安哥拉人最让我感动的点：人们拥有一种非常包容的原谅的力量。在我看来，安哥拉街头碰到的任何一个人对我讲述的故事，都可以写成一部小说。

花朵“发烧”了，我想成为一棵猴面包树

人：你曾在葡萄牙学习农学和林学，回望过去，这两个专业对你的文学创作有何启发和帮助？

阿：对我文学创作产生影响的是这两个科目中最诗意的部分，举个例子，植物在破土前有个专业名词，直译出来是“花朵的高热”，或者说，花朵“发烧”了，我觉得这很有意思，有一天也许我会用这个词写本书。

人：如果将自己比作一种植物，你觉得比较像哪种植物？为什么？

阿：在莫桑比克岛上，我们不久前买下一个17世纪的大房子，我们也有一片园子，在园内也种了棕榈树，那里还有很多天然的猴面包树，我也非常喜欢猴面包树，它们现在大概有5米高，但还只是一棵小树。

如果可以选择，我想成为一棵猴面包树，因为猴面包树非常长寿、能活很多年，这点很重要，因为我想体验时间的另一种维度，树所感受和生长的这种时间跟我们人类不同，就像蜉蝣感受到的时间长度跟人也不一样，树会生活在一种更加宽松、拉长的时间里，我很想体验这种时间感。此外，猴面包树往往长在水边，它会收集雨水，我很喜欢收集雨水的这种感觉，这也让我联想到自己的名字，以前海员出海时，若发现海面很平静、透明，他们描述这个水的状态就叫“阿瓜卢萨”，阿瓜（Agua）是水，卢萨（Lusa）是光。

“你小心点！这条路上到处埋了地雷”

人：《遗忘通论》中有个记者丹尼尔·本希莫尔，他与你本人的记者经历有关？战争时期，你有没有经历过危险状况？

阿：我在安哥拉做记者时主要供职于葡萄牙媒体，那时基本什么领域都做一点，政治的、社会的，但我主要还是文化记者。

当时我没有经历过那种特别猛烈或直接的危险，但有些事就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会让你察觉到那种危险的气息。记得那时我正好经过拜伦多，安哥拉有个中央高原在那块地方，我跟着一队人经过某片区域，我准备下车解手，下车没走多远，就听到有个士兵在吼：你小心点！这条路上到处埋了地雷。这件事会让我不断去想，普通人在这样的境况下一辈子要怎么活下去？你随便走的一条道上都埋了地雷，我尤其会想到女性，在这样的境况下如何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