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李维在飞地

“来都来了”

婚礼酒席设在新县城的新乡镇，橘子市集旁，险峻山崖贴着长江。三峡大坝建了之后，重庆丰都的老县城被淹没，新城从长江北岸迁去了南岸。冬天，整座江城像泡在了雾里。新人们要结婚，婚车花炮把回乡的人们一路送到南岸。

“我来拍婚庆。”28岁的李维拎着借来的摄影机入场。

他刚从中国台湾电影金马奖、厦门短片周、成都放映会回来——2022年11月，他的纪录片《尘默呼吸》入围了金马奖最佳纪录片，走红毯前他去优衣库买了西服外套换上，鞋还是跑鞋。从电影节回到现实世界，他来参加和记录同学的婚礼。李维从七年前开始拍他的同学，他们生于长江北岸的老城，每到人生的大时刻，又像抛秧一样回南岸落下。

李维的镜头跟着新人。我作为记者，又跟着李维。婚礼中，婚庆公司的摄影师以为李维是同行竞争，把他一拽。

婚礼前一晚，李维和新郎问我能否帮忙写第二天的婚礼誓词，我半天说不出话，打开手机，“请问您和新娘子叫什么呀？”

“你看，来都来了。”李维鼓励道。

2016年，21岁的李维开始用镜头记录几位同学的生活，高中同学先到湖北湖南的农村倒卖棉花，再去珠三角的东莞从事低档家装，后来形势变化，退到经济较好的江浙地区，最后退回重庆。现在两位同学都在重庆做针对微小企业的贷款，在疫情中蓬勃。新郎工作过的借贷公司还去了纳斯达克敲钟。现在，纪录片镜头位于他的婚礼现场。

“现在看肯定是高光时刻，但没有足够的时间，你根本不知道眼下发生的对这个人来说到底是什么。”李维说。纪录片拍到第八年，另一位拍摄对象已步入第三段婚姻。

20岁时，李维拿着大二的全年学费，跑去四川大凉山拍一位彝族青年——那是他的第一部纪录长片《飞地》。这部片子后来获得了2015年北京独立影展独立精神奖。入围金马奖、获多个奖项的《尘默呼吸》，是他23岁开拍的纪录片，记录一个农村家庭因尘肺病发生的变化——尘肺病是以肺组织纤维化为主的全身性疾病，目前不可治愈。卫健委数据显示，全国累计报告职业性尘肺病患者91.5万人（截至2021年底），90后中也出现了尘肺病人。

“他关注的事情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且不是停在噱头上。其实在《飞地》时，李维对噱头比较有兴趣。”李一凡在李维21岁时认识他，觉得年轻人依然在成长和变化。

上世纪80年代，李一凡在北京读大学，他青年时代的创作者都是向外探索的。他去拍三峡动建时的奉节老城爆破，去拍西部地区的农村，同辈人也是这样做的，举着摄影机叩问时代，只是为了提出问题。近年他用手机拍了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最新作品关于深圳的城中村。他57岁，不断入场，因为觉得有意思和好奇。

“现在的年轻人对世界已经不感兴趣了吗？”李一凡在不同场合反复谈到，比起不理解，他更像是不能接受，他觉得现在年轻创作者的作品越来越向内，退回原生家庭、退回自我凝视，“向内探索并不是不好，但如果青年创作者大半都转向内，成品会变得单一，肯定是不够的。在一个多元社会里，应该有人向内看，也有些人向外看。”

“我觉得李维在他这个年龄还是挺少见的。”李一凡说，“他对这个世界有那么多好奇，可以跟各种各样的人和东西接触。对世界发生的各种事情，我觉得他有能力深入进去。”目前，李维的另一部纪录片还在编剧阶段，不同以往“散兵游勇”的创作方式，案头调研持续了一年，那源自一个常出现在新闻中的社会现象。

而这部关于同学的纪录片，李维从21岁拍到现在，还没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作为完整故事收场。在短视频和即时讯息年代，独立纪录片的传统拍摄方式看起来比以往更反效率——把自己丢进去，耗费大量时间和心力去跟拍一个主题，但不知道要拍摄多久，剪辑成片之后，也不一定有和更多观众见面的机会。

“你也可以说深入才是效率。”李一凡说。

重复的呼吸

2017年11月，李维第一次去金马奖，给人帮忙拍素材。当时他拍同学的片子资金不够，正在跑电影节跑创投会。那年导演张赞波关于高速公路的纪录片《大路朝天》入围了金马奖的最佳纪录片，还有个剧情片要参加电影节的创投会，李维去帮忙记录创投会过程——全职纪录片导演的工作，总是在拍片子和找资金里打转。

电影节总给人一种错觉，几天里，全城几十家电影院不断地放电影，创作者与观众汇集，“所有人都在讨论电影和艺术，好像电影变成了全世界最重要的事情。”李维说，那时北京大兴发生火灾，每天通过手机看北京的新闻，“那种心理的落差是巨大的。”

电影节上，李维收到一条信息，一位他拍摄过的人去世了。

2015年夏天，李维随“大爱清尘”志愿者到尘肺病人家中，帮忙拍素材。那时他刚结束《飞地》的剪辑。作为个人首部纪录长片，《飞地》中充满宣言，喷薄着他的表达欲。这次拍摄，他退到了一边，抽去语言，只用镜头跟着那个人。

那是一位尘肺病患者，因做工时长期吸入生产性粉尘而患病。他独住在一间农村的院子，父母和孩子住在别处，屋里有公益组织捐赠的制氧机，院里停着他以前跑摩的用的摩托。他拿刀切肉丝，却像举起一把斧头那么沉，切几条肉丝歇一下，李维的眼睛跟着他的动作时，自己像被卸了力。那是李维第一次具体而细微地接触一个人的生活，两三天的拍摄里，屋里总是响起沉闷、漫长的呼吸，“我发现我会不由自主跟上他的呼吸，因为我有巨大的心理压力，只有跟上他的节奏，才能消除自己的存在感，让自己没有压力。”

两年后，这位患者去世了，消息传来，李维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在电影节翻出当时的拍摄素材，只是记录，没有创作，但这些证明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存在过，“我再看时，这个力量是很压的。”在那两三天的拍摄中，李维都处于被冲击的状态，还来不及反应什么，“我想要把尘肺病这个东西拿起来，重新很严肃地去做一个创作。”

电影节上，李维拿着拍摄素材对制片人邱阳说想拍尘肺病，邱阳当时没有答应。2017年12月，李维从电影节回到重庆，通过志愿者朋友在患者群见到大章一家的求助信息，当天联系问妥后，第二天就带着摄影机去了。

也是2015年，“大爱清尘”等机构在做尘肺病的大规模走访和调研，希望推动相关政策和立法的进步。李维随志愿者在陕西跑调研，坐摩托，一天跑两三户，主要是填表，他在旁拍摄。那次走访了三十多户，他第一次大规模看到尘肺病人群体，这些家庭有着相似的脉络：一个农村家庭失去了主要劳动力，最后是年迈的父母养病人和小孩。甚至房屋都有相似的模样，能看出他们对生活的原本期待，新建的两三层小楼，最后没有钱装修。

2017年12月，重庆酉阳县，李维到拍摄对象大章家——他家的房子也建了两层，只有大章一间房涂上了白漆。拍摄第一周，大章还在医院，状态不算太差。家里三个小孩，两位老人。李维拍了一些素材，但重要的是彼此先熟悉，他经历了信息的冲击，进入到更平静的拍摄状态。大章一家也需要熟悉镜头。他和大章没有说话，“不着急，我们还有大量的时间，可以慢慢了解。”他说。

第一周拍摄结束后，他把拍摄内容给邱阳看，邱阳没说什么，却很快提供了资金。资金不多，但可以先支付接下来的差旅和给自己的工资。

接着半年，李维每个月去一周，其他时间则做其他片子的工作，过自己的生活。大章原先在石英粉厂工作，这类工厂如果没有做好降尘，那么工人患病风险很大，还有挖矿、挖隧道等建筑施工，水磨石地板、牛仔裤的生产，都伴随着工人的尘肺病风险。生活中，许多东西都和尘肺病有关联。

继续走访时，李维发现有些家庭父亲得了尘肺病，但儿子没有办法，还是要做这样的工作，于是悲剧又重复。这几年已经出现了不少90后职业性尘肺病患者。

拍摄中，李维和李一凡聊，李一凡听得挺担心的，“我其实真正担心的就是做成特别噱头，把苦难变得特别口号化，用视觉上的惨，特别直接地讲。”

这类叙事的另一面，是人的经历被熬成一个“人间自有真情在”的故事，内化成对人类韧性的歌颂。

李维入场时，这个家庭的轮廓已经清晰：作为父亲和儿子的病人大章，照顾大章的母亲，中风的父亲，三个几岁的孩子。这是他人正在经受的现实，那创作者要讲的故事是什么？

“从金字塔最底层掏出一块砖，仔细研究它的横切面，它的过去和一望即知无可改变的未来。”关于李维的片子，一则影评这样说。

一串问题序列

死亡是一件慢慢降临的事情。

首先大章得了尘肺病，呼吸变了，接着肾出问题，身体开始积水，腿越来越肿，两条胳膊沉沉垂下。提前嗅到事情走向的妻子离开了家，孩子们继续长大。

村里的人讨论他，“我看快不行了。”像是说一株庄稼。

生活像滚轮一样，一天覆盖一天。大章在房间里躺着，三个小孩到处嬉闹，母亲腿脚不好，但忙于家务，在屋里穿来穿去。疾病是生命的磨损过程，最先磨损的是社会系统中的自己，大章从石化厂退回老家养病；再磨损的是亲情中的自己，母亲对大章的痛苦失去耐心，大章对嬉闹的孩子失去耐心。经过两年的磨损后，家人也没法总和大章待在一起，房间里安静得只剩下他的呼吸声，他偶尔望向摄影机后的李维，眼神痛苦得凌厉。

“我不敢看他，我在取景器里看他。”李维说。

十多平米的房间里，李维缩在摄影机背后，摄影机成了他的保护罩。沉闷、长长的呼吸声在屋里响起，李维就把自己的呼吸放进大章的节奏里。在重复的拍摄中，他有时也茫然无措，“因为每天都一样，我不知道我每天在拍什么，我不知道我要拍到什么时候，到时怎么剪辑。但纪录片就是这样，所有的东西都是未知的。”

拍摄期间，制作人和一些朋友建议李维跟大章聊一聊，并拍下来。李维当时通用的拒绝理由是，长时间观察中，很多问题的答案已经浮现了，不用再去问一位呼吸困难的病人那些“适合拍下来”的问题。“我不敢面对他。”李维后来说，片子里没有大章对着镜头自我讲述。

拍摄中，只有和孩子们玩的时候，才是他透气的时候。三个小孩咯咯笑着跑来跑去，在田埂里跌跌撞撞，李维也一块儿。有次他手持摄影机跟拍小孩们在田埂玩，小孩爬不上坡，朝镜头伸出手，“拉我一下。”李维不动，“你拉我一下嘛。”小孩对镜头挤着眼睛笑，镜头后面的李维拉了她一下。

大章的身体越来越差，腿胀到皮肤裂出黄水。孩子们还是蹦来蹦去，正在长大。一天，已经一个月没吃什么的大章忽然精神不错，要起身，要开屋里的灯，要人拉开窗帘，他想看一看外面，“想吃绿豆稀饭，几颗就行了。”他说，“做好后放到冰箱里冻起来。”他被扶着起身时，垂下两条胳膊，上臂极细，小臂开始肿，两只大手膨胀。

那时李维手持摄影机站在门口，已经拍了一天，感觉到要发生什么。他跟着大章妈妈，去邻居家借绿豆粥。她们站着聊天，李维一直站着跟着。他意识到大章可能要离开了，他的手不停地抖，于是那个漫长的镜头也跟着剧烈抖动。两天后大章去世。

李维参加了葬礼，还是在摄影机的后面。刚到现场的他在镜头后和小孩聊天，忍不住叮嘱姐姐以后要照顾弟弟妹妹，只是姐姐也才十岁。对大人们硬塞来的浓烈悲伤，三个小孩不太会面对，只是嬉笑。后来有人拉着孩子们，带着表演成分地宣讲，镜头端详着孩子脸上的茫然。有人当着孩子，揭开父亲身上的白布，镜头一移，避开了逝者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