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全球史是彼此联系的历史

有人说葛兆光并不是那种“登高一呼”的知识界领军人物。但是自上世纪80年代进入学界以来，他“以近乎苦行般的思想耕作和敏锐深刻的问题意识”，在中国学术史、思想史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历史文化定位等问题上都有着精深研究和卓越见解，从而搭建起当代学术史上极有分量的一块版图。2023年初推出的新著《声回响转》，便是他近年来对这些学术领域重大问题的思考和回应；他组织二十几位年轻学者一起编写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也即将面世。这本书在同名音频节目基础上完成，该节目在两年半里达到几百万次收听，影响力可见一斑。

1960年，10岁的葛兆光随父母一道自北京下放到贵州的小县城凯里；1968年初中毕业后，他又到苗寨当知青，和语言不通的苗族人民打交道。他种过地，也在砖瓦厂、农药厂和供销社当过工人， 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他考入北京大学，1978年离开生活了18年的贵州。这段处于边缘的经历让他认识到不一样的“中国”。这或许也是他后来学术生涯中始终贯穿的去“主流化”、去“中心化”意识的根源。

上世纪80年代他开始进入学术界。在悠长的学术生涯里，葛兆光教授不断转换研究领域，研究方向发生了几次重大转向。从早期对宗教和中国文化的研究，到1990年代对中国思想史的关注。在两卷本《中国思想史》里，葛兆光将探究的目光从精英身上往下调，更加注重“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从而打破了思想史研究的陈规定式。2006年，葛兆光来到复旦大学组建文史研究院，又开始着手推进“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项目，以“亚洲”作为背景重新反思对“中国”的认知，他希望在历史中理解“中国”。

“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对周边国家史料竭泽而渔般的阅读和汲取，还需要新的学术关怀。”这份关怀的背后是葛兆光力图寻找一种“超越国境的历史观”的努力。最近几年，他又把“中国”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时空里，在全球文明交流的视野中，重新观察、讨论，带领我们进入“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

“大家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如果你到了遥远的太空，就像李贺《梦天》里说的，‘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可以一眼览尽我们这个七分是水、三分陆地的蓝色星球，这地球上面哪里有什么一道道的国境线，有什么大小圈圈的城市，各国怎么会是不同颜色？如果我们更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当你身处遥远的太空，能够看到整个地球，你又仿佛神灵一样，可以把时间压缩起来，亲历整个悠久的历史，那么你会看到的是什么？是古往今来的各色人等像小人国的小人儿一样，几千年一万年，在这个星球上来来往往，打仗、迁徙、耕作、贸易、祭祀、生儿育女，船只在海上来来去去，各种车在驿道上走来走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山谷多次变了高陵，沧海几度变了桑田……”在这个全球史音频课程的开篇，葛兆光用一段诗意浪漫又胸襟宏阔的语言告诉听众，真实的历史是流动的，是穿越的。这样的一部全球史，是人类彼此联系的历史，不是被“尔疆我界”禁锢的历史。

对当下的关照，也自始至终贯穿于葛兆光的历史思索。作为一名历史学者，葛兆光坦言，近些年来，他对现实的关切更为迫切。他形容自己“曾在背后的大门里头，看到过长长的历史和我们走过的路”，这条路由过去的历史经验、历史记忆、历史教训凝聚而成；“也明白我们好不容易走到门口，当然应该向大门外面继续走下去”。

人：人物周刊 葛：葛兆光

音频节目“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

人：您最近几年一直在倡导“全球史”。它的具体内涵是什么？与我们之前熟悉的“世界史”（World histroy）有什么区别？

葛：让我先从“世界史”在中国的历史讲起。

在中国，开始改变“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知识和历史书写，认真了解中国之外的世界，应该说是从19世纪中叶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开始的。像林则徐《四洲志》、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畬《瀛寰志略》等，都说明那个时代的知识人要“睁开眼睛看世界”。

而中国人真正了解世界史，首先，是来自传教士对欧洲的世界史著作的编译，像郭实腊（Karl Friedlich Gutzlaff）、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和麦都司（Walter henry Medhurst）的书。你可以特别注意1900年广学会出版的《万国通史》，因为它的影响很大。其次，明治时代日本模仿欧洲的世界史著作也被翻译过来，像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在知识界就很流行，也曾经当过学校的教材。更重要的是，由于1894年甲午战败、1898年变法失败、1900年义和团之乱，晚清朝廷不得不从政治、制度和教育上大改革，这时候，“万国史”、“外国史”或“世界史”的课程，进入官方主导的学校教育。1904年，官方规定，除了中国历史，大学必须讲授“万国史”，中学要讲授“欧洲和美洲史”。在这种历史大变局中，中国被迫进入世界，“世界史”这门知识也顺势进入中国。

晚清、民国以来，中国的“世界史”在研究、训练和教育方面，主要受到欧美、日本的影响，后来又受到前苏联的影响，一直存在一些明显问题：第一，由于世界史的内容非常复杂庞大，所以，一直采取的是国别或区域历史相加、用“拼图”的方式组合成世界史，因此，国与国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交错、互动和联系被忽略了；第二，在普遍认知和学科设置中，“世界史”（或者叫“万国史”/“外国史”）和“中国史”是被分开的，在中国的大学中学里，世界史似乎主要是中国以外的外国史，所以在中国形成了我们批评的“没有中国的世界史”和“没有世界的中国史”——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好像互相不沟通，唯一互相沟通的，叫作“中外关系史”；第三，世界史叙述的基本脉络和分析重心，受到西方的文明进化、发展进步的历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史观、苏联的社会五阶段论等影响，使世界历史的变迁，仿佛有一个固定的“规律”或“目的”。

因此，1990年代“全球史”的概念进入中国之后，就引起了学界的很大兴趣。全球史强调超越国境的联系、互动、交错，正好在某种程度上修正了过去“世界史”的几大问题。只是“全球史”的门槛很高，给学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他们不能只是一国历史的专家，需要更广阔的视野，善于发掘被国别史遮蔽的历史文献、考古资料甚至人类学调查。同时也要求中国史学者必须把中国放在周边甚至全球背景下去理解，世界史学者要把全球历史和中国史联系起来考察。所以，现在中国学界还没有好的宏观的全球史著作。

但是，学界大体上都明确：“世界史”（world history）是由区域或国别史相加，是“拼图”式的写法，它往往受到某种理论的影响，形成有“中心”（欧洲中心、中国中心）、有“时代”（五阶段论、古代、中世、近世）的历史叙述；而“全球史”（global history）是超越国境，强调互相联系、影响和交错，提倡“去中心化”的历史叙述。我想，给“全球史”下定义是重要的，但比定义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全球的联系、交错、互动中研究和撰写历史，而且还能够在历史进化论、社会发展阶段论、三个世界论之外，找到一个全球文明和历史的叙述“脉络”。

人：如何评价中国的全球史研究现状？最近，您参与策划了一档音频形式的全球史课程，您的感受是什么？

葛：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历史学界就意识到，全球史是与世界史不同的研究模式。2000年以后，二十年里国外有关全球史的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相当多，不仅麦克尼尔（John R. McNeill）、雷蒙德（Jared Diamond）等启迪全球史方向的著作大量翻译，就是完整和系统的全球史著作，中译本也不少。

但是坦率说，现在中国的全球史研究，还是有点儿中国俗话说的“雷声大，雨点小”，也就是说，介绍国际流行的全球史理论很多，但中国自己尝试撰写的全球史很少。尽管我一直说，全球史更主要是一种观察视野和研究意识，而不是“上下五千年，纵横一万里”的宏大叙事，现在中国也翻译了好多像胡椒的全球史、棉花的全球史、茶叶的全球史、白糖的全球史等，但就是在这些具体领域，中国自己的作品也不多。所以最近几年，我组织了二十几个年轻学者，一起制作了一套超过200集、播出两年半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音频节目，希望通过全球史知识的传播，培养社会形成超越国家、具有平等和友爱精神的世界公民意识。这套节目在2021年播完，现在正在整理成书。两年半里，据说有近十万听众，有几百万次收听。

关于“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这个音频节目，我特别要说明的是，为什么要用“从中国出发”这个说法——必须说明，“从中国出发”和“以中国为中心”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全球史本来就是瓦解“中心”、强调“联系”的，“从中国出发”，并不是为中国在全球史中争份额，突出中国的历史地位，而是要说明，这只是从中国角度看全球。如果以中国为中心，就违背了全球史的理想。

为什么要“从中国出发”呢？我有三个考虑：第一，没有任何历史学家可以做到全知全能、360°无死角地看全球历史，所以，我们历史学者要承认，自己只能从一个视角看全球史，不要把自己的视角看成是上帝的视角，要承认历史学者的局限；第二，还要说明，我们是从中国的位置、角度来关注全球历史，这种“视角”可以和日本出发的、欧洲出发的、美国出发的、澳洲出发的视角互相补充。可能我们看到的历史，难免带有中国的理解和偏向。比如我们说的“东”，是朝鲜和日本，是茫茫大海，更远是太平洋对岸的美洲，我们看到的“西”，是从中亚、西亚、两河流域到欧洲甚至美洲。欧洲人看到的“东”，有近东、远东，他们看到的“西”，是隔了大西洋的美洲。如果我们把这些不同视角出发的全球图景合在一起，不就全面了吗？第三，我说的“从中国出发”，考虑到中国人接受历史叙述的时候，往往对中国熟悉的事情有亲切感，也比较容易理解。所以，我们会从一些中国历史故事开始讲全球史。比如讲“白银时代”，白银的开采和交易，在15世纪以后，这是涉及美洲、欧洲和亚洲的大事情，可是我们从明代后期把白银当作货币造成白银紧缺，以及最近中国考古新发现“江口沉银”，也就是明末农民军失败的时候，把大批银子沉在江底这个故事说起，这样就容易引起中国读者的亲切感，有助于他们理解。

很多听众表示，这套节目“改变了他们对全球历史的认识”，“打开了自己的世界眼光”，“改变了自我中心的世界观。”这让我非常安慰。

为什么讨论“何为中国”？

人：最近几年，您出版了三本研究“中国”概念的书：《宅兹中国》、《何为中国》和《历史中国的内与外》。为什么要对“中国”这个似乎非常传统的概念进行重新研究？

葛：这三本书出来之后，确实引起很多学者的关注。《何为中国》在哈佛出了英文版后得到很多评论，有赞同的，有批评的。有意思的是《伦敦书评》还发表了耶鲁大学濮德培（Peter Perdue）教授的三整版评论，说明学界对这个话题是有兴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