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云蓬：总在故乡生活，可能是一种怯懦

2023年1月，周云蓬从云南大理搬回北京。这项决定蓄谋已久。最近几年，经纪人大泳时常感觉到周云蓬每次巡演结束后“老不想回去”，乐队贝斯手小木则与他完全相反——哪怕演出与演出的间隙只有两天也要赶回去，常被周云蓬笑说太恋家。

“流动是一种本能，和候鸟迁徙一样。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需要到另一个地方去。”周云蓬和妈妈一起在大理住了10年，房子买在山上，不常有机会去热闹的古镇。1月初，音乐人柳爽到大理演出，周云蓬在古镇请他吃饭。两人相识于综艺节目《我们民谣2022》，在周云蓬的记忆里，那是第一次“这么多民谣人聚在一起”。席间两人聊起北京，柳爽劝他搬回去，并主动提出帮他找房子。

从起心动念到再度跨城搬家，前后不过一个月。回到北京，周云蓬与录节目时认识的几个新朋友住在同一个小区，大家偶尔聚会，除了早晚必要的遛狗散步，其余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家里，阅读、练琴，为接下来的全国巡演做准备。吃喝靠外卖，邻里间极少打照面，房东住在国外——签约也是线上完成，他满足于这般便利甚至有些冷漠的生活。“他喜欢上海、北京这种大城市。足不出户就可以把自己的生活照料得很好。不像在大理，因为住在山上，有时连点外卖都要等上个把小时，配送费比餐费还高。”大泳说。

今天的北京与十多年前周云蓬离开时的北京截然迥异。那时他经济尚不宽裕，租住在自建房里，房东就住隔壁，动辄走进家中打探隐私，“你又不能跟他闹别扭。”他时常想起小时候在农村的生活，但凡家中来了一个陌生人全村人都知道。“这不冷漠，但是多痛苦，毫无隐私。我们都以为地狱是刀山火海，但在萨特创作的戏剧《禁闭》中，三位主角相处，互相仇恨和诅咒，谁也离不开谁。他人才是地狱。”3月中旬的一个下午，窗外泛起黄沙，周云蓬坐在北京家中，照旧戴着一副黑墨镜，聊起他过往几十年的迁徙经历，语气平淡。

他是坐着绿皮火车开始流浪的。小时候他住在沈阳铁西区，轰隆的绿皮火车呼啸而过，从故乡沈阳出发，行至天津、北京、大理、银川、格尔木、香港、纽约、旧金山……大半生命处于流动之中，不曾有异乡人的困惑。再回故乡演出，他发现那里大变样，画廊、博物馆拔地而起，许多工厂被改建为Live House，小时住的铁西区则颇有利物浦的感觉。爸爸去世后，他极少回沈阳，除非演出。“落叶归根是不自然的。风刮下来叶子飘到哪去哪，这是顺其自然。人也一样。为什么总在故乡生活呢，可能是一种怯懦。好男儿志在四方，好女儿也是，人应该四海为家。”他说。

动物本能

周云蓬第一次去北京是1986年。那年他16岁，瞒着父母一个人跑到天津，辗转至北京，“印象中是个特别热的夏天，走两步就得买个冰棍儿。”那是他第一次独自出门旅行，他发现“什么路都能走得到，不行就向人打听”。这给了失明的他十足的信心。

幼年得了眼病，9岁彻底失明，停留在他视觉里最后的画面是“动物园的大象用鼻子吹口琴”，后来接受采访，他说那大抵是他弹琴写歌的最初动因。

父亲忧心他的生活，早早安排他去盲人学校学按摩，觉得受人尊敬，但他认为这种工作没有美感，并非他想要的生活。后来他考上长春大学特教学院中文系，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色拉油厂工作，不用上班，占一个残疾人用工名额，每个月领150元工资。父亲对此感到满意，“我们给你攒钱，将来娶个媳妇。”他听罢更生气了，觉得自己在苟活。

他对自己的命运有另一重想象。25岁那年，他背起父母送的吉他再次只身来到北京，这次他留了下来，以卖唱为生。唱了一天，挣了二十多块，算下来一个月600块。“在1995年已经不少了。”那时他意识到靠音乐可以养活自己。这并非出自创作者的自信，其实是别无选择。“无论从生存还是兴趣（的角度），音乐都是最适合我的饭碗。上天赏了你这碗饭，那你就好好吃。”这段经历被他写进《盲人影院》，收录进他第一张专辑《沉默如谜的呼吸》（2004）：

有一个孩子 九岁时失明/常年生活在盲人影院/从早到晚听着那些电影/听不懂的地方靠想象来补充/他想象自己学会了弹琴/学会了唱歌 还能写诗/背着吉他走遍了四方/在街头卖艺 在酒吧弹唱......

卖唱之初，他在圆明园画家村租了房子，和朋友一起办诗歌民刊《低岸》，也写诗，与一群艺术家混在一起，主要是吃饭，喝多了就谈谈艺术，但生存才是最迫切的问题。北京像口“大锅”，蒸煮着这群外地来的艺术爱好者，“煮得久了，就想跳出去凉快凉快。”周云蓬努力赚钱，靠吃盐水煮面条度日，攒下的钱都用来旅游，去了上海、苏州、杭州、西藏等地，到处漂了一阵，又回到北京。“生活在别处，人总觉得换一个地方会好，有时候可能是错觉，换一个地方换汤不换药，你还是你。可是你没别的方法。”他说，“我觉得那是一种动物迁徙的本能。”

有几年他对写歌唱歌这件事心猿意马，只当作赚钱手段，与后来常常待在被视为中国新民谣聚落的“河酒吧”那拨人交集不深，“那时我音乐作品也少，跟大家还是有点隔膜。他们的作品很音乐化，而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自己必须要当个歌手，没有全身心放在音乐上，还想着是不是将来去写作。”

世纪初，野孩子乐队在三里屯南街开了一间“河酒吧”，他们与小河、万晓利等人在这里玩即兴音乐、演出，周云蓬常作为听众出没河酒吧，那时他唱的多是别人的歌曲，可在河酒吧，他听到朋友们整晚可以只唱自己的歌，“好像找到了自己”——他后来做客一档电台节目时说。

乐评人郭小寒写，“在这些人身上，你可以看到当代民谣不是工业化的产物，而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异乡人被音乐感召，来北京圆梦，从酒吧翻唱开始逐渐有了‘唱自己的歌’的意识。他们在城市角落辗转流离，试图找到一个出口，然后河酒吧出现，让异乡人们有了精神的归宿和狂欢的地方。”

周云蓬将那种状态概括为“乌托邦的音乐共产主义”，“无法折合成人民币交房租”。“那时穷，交不上房租，酒也喝不起”，经济上的困窘令他接连好几年焦虑不安。后来回忆，全是“日夜不息的，如地下河般的焦虑”，直到2007年出了第二张专辑《中国孩子》，开始巡演，他才觉得自己大致摆脱了这种状态。

2003年非典那年，河酒吧关了门，周云蓬记得身边许多音乐人去了西部，但基本也是转一圈就回到北京，跟大家吹吹牛。“因为从做音乐来讲，你的‘市场’还是在北京。”随后几年，“京城推出几项政策，限制外地人买房买车，房价上涨，疯狂堵车。”他在随笔集《绿皮火车》（2012）里写道。以此为节点，一帮音乐人四散各地，有的搬去上海，有的移居大理。2010年，周云蓬离开北京，先去了绍兴，而后是大理。

“我不能总是得到我想要的”

可绍兴与大理并未形成与河酒吧时期相似的气候。

“河酒吧的氛围与当事人的生命状态有关，你的生命一直在进行，那些东西是不可重复的。”音乐人小河说。不同于民谣朋友们的迁徙，他自认对环境要求不高，过去二十多年一直住在北京。

小河与周云蓬相识于1996年，当时小河在长沙一间酒吧做驻唱歌手，周云蓬常光顾，两人很快熟稔。也是在长沙，2022年秋天，两人和一众民谣朋友聚在一起录《我们民谣2022》。“录节目时老周挺放松的，那段时间他戒了酒，气色和唱歌的气息都很稳。”后来小河早早被淘汰，先回了北京。

周云蓬搬回北京后，许多朋友夸他状态好。他觉得不能太当真，“好状态还是靠多写作品呈现。”他最近歌写得少。日记倒是常写，无论到哪总随身携带笔记本电脑。当被问起没灵感时是否焦虑，他很快否认，“写不出歌来不叫焦虑，做音乐本身就挺快乐。真正的焦虑还是肉体的痛苦，或者没钱。”

2016年，周云蓬生了一场大病，多发性脑血栓，在医院住了大半个月。病房内整天是叹气呻吟声，他躺在病床上频频思索，“人还是要认命，还想喝大酒吗？”病愈，他戒了一段时间烟酒，并顺利领养了导盲犬熊熊。后来回到大理，因为要遛狗，他过上了早晚散步、规律作息的日子。这种日常被照搬到北京，住的小区旁有条步道，他每日都要牵着熊熊散步半小时。

没演出的话，他一天多数时候待在家里，“有时（他）一个人读书读得累了就喝点酒，他口量大，一杯威士忌两口就喝完了。”大泳说。现在，他脑中绷着一根警惕酒精的弦，演出或者录节目期间不喝。甚至还建了个戒酒群，余秀华、马条等人都在其中，不过大家经常聊着聊着戒酒又变成劝酒。

2022年有一天，小河接到一通来自周云蓬的道歉电话，周云蓬在电话里坦白，“我昨天喝多了，在别人面前说了你坏话。”说到这，小河笑了，“他很真，不会为了让你高兴说一些奉承话。”

2022年，周云蓬发布了自己的第六张专辑《瓦尔登湖》。音乐博主耳帝评价其中收录的同名曲道，“人一生应该追求什么，周云蓬借梭罗的表达，写了一首安抚宁静又带哲思自问的生命探寻。这既是周云蓬经历生命苦难与无常的思考，通过哲学经典来纾解自我困境并直面生命的本质，同时也是梭罗的隐世情怀，通过一个盲人音乐家的视角来剥离世象纷扰而呈现。”

这些年周云蓬专辑出得不算频繁，每隔几年才推出一张。自2004年发布首张专辑《沉默如谜的呼吸》以来，小河一直是他专辑的制作人。“老周的歌只听弹唱的话风格变化其实不大，但从《中国孩子》到《瓦尔登湖》，他歌曲里的意象、空间感和深度都越来越丰富。”小河说周云蓬是他身边的诗人。

2019年，周云蓬49岁，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笨故事集》。集子里的许多故事写到衰老。采访时我问起他对衰老的看法，他坦然地回答说生老病死都是人要接受的。“年老的智慧与从容不是青春能替代的，老了最可怕的可能是穷和疾病，死不可怕。”

与千禧年后那十年相比，过去十年，他生命里剧烈的事变得稀薄。棱角不再，他发现自己更平静了，“你知道什么东西是无可奈何的，只能接受。”他说，“我特别喜欢滚石的《You Can’t Always Get What You Want》（《你不能总是得到你想要的》），生活没那么惯着你。”关于爱情，关于健康，关于朋友，更早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可以改变些什么，现在呢，“就觉得I can’t always get what I w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