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格格：倔强、懵懂、莽撞、有点憨

你喜欢勃拉姆斯么

桑格格自称是“真实的笨”，说这种笨“特别顽强”。佐证之一，她永远学不会吵架。小时候和别人吵起来，她只会吼“你妈是个大南瓜”，吵一场架重复几十遍。等午夜梦回，再恼自己嘴笨，怎么就没发挥好？佐证之二，她常感激科技的进步，认为这给她带来了浓烈的幸福感——她家换上了指纹锁，终于避免了一天找20次钥匙。因为这种笨，“我的生活就是到处碰壁。”

她永远记不清楚约定的时间，比如我们的采访本来约在周五，而她周四中午就到了约定的地方，还说“一会儿见 ！”几个月后约她拍照，我再一次提前一天收到了她的问候：“怎么还没到？”

这或许与她对时间的态度有关。她不爱校对时间，无法参与和时间相关的讨论，这导致她面对精准约定时的迷糊。但也有好处：她从未感受过年龄焦虑。“你说今年过去了40%，我的人生过去了百分之多少，我一点都不会焦虑。你过去你的，你老你的，你不要客气，不要带着我。时间对我来说是一条平滑的曲线，我以我的感受和生命节奏去过日子，四季花开花落，我跟着过，跟哪一年无关，我不会做详细的分段。”

可生活分明将她的人生分成了明显的段落。以出版成名作《小时候》为界，往前是女孩桑格格。这个桑格格活泼、天真，有用不完的热烈与迎头而上的激情，性格完美适配四川话中的“风车车”、“匪叉叉”和“神戳戳”。她自小父母离异，当过演员、啤酒推销小妹、电台主持，拍过猪饲料广告。20岁那年，为躲避黑道男朋友，她从大学辍学逃往深圳、北京，又因为另一段恋情定居广州。在盛夏湿热羊城9平米的公寓里，她回忆过去，写出四川话语录体半自传小说《小时候》，将女孩桑格格封存其中。

媒体人绿妖形容这一时期的桑格格“热闹得很”，“很亲切，又漂亮，大家都喜欢她。”桑格格一听别人说她漂亮就跳脚，“我的内在更好看，不要纠结于我无意的风情万种。”在饭局上相遇，格格总是主动喝酒，一喝就醉，醉了就唱歌跳舞。

“那段时间我觉得喝酒一定要把自己搞醉，不然太辜负这个酒了。在北京，我们这群朋友像从家里偷跑出来的小孩，没有大人管着，当然要偷着乐一番。我们就像彼此选择的亲人，投奔在一起，我愿意把我意气风发的一面展现给人看。”桑格格回忆。

绿妖认为这股大方和热情来自桑格格体内八分之一的藏族血统。但据桑格格后来考证，她是纯正的汉族。“我们家有一点遗传的社交牛逼症，一般汉族没有这个情况。外公常说我们是‘蛮子之家’，令幼小的我发生了误会。我专门去问了我舅公，说：没有那个事！”

桑格格有一个藏族名字“格萨尔”，她将之化为“格桑”，用作网名。出书时，编辑否了“格桑”。她倒过来改叫“桑格”，也觉得费解，就变成了“桑格格”。在多次采访中，她都解释：这不是“还珠格格”的“格格”，是“格格不入”的“格格”。

在自我认知中，她从来不好相处。因为敏感，她有意无意就被击中，老有力量让她泪流满面，灵魂动不动就被掀翻，日常情绪排山又倒海。同时，她自身节奏与外界长时间错位，坐拥才华的自傲与原生环境导致的自卑相互拉扯，让她时常别扭，偶尔怀疑，又总想不顾一切。媒体人王小峰形容她“懵懂，莽撞，不怕疼”，她说：“我自己疼没关系，我皮厚。但我不要让我在乎的人疼。”

《小时候》卖了超过10万本，半年重印13次。它的影响力持续至今，2021年7月再版，销量一度走高。近15年过去，书中记述的80后成长已经无法在90后、00后身上复现，但相通的情感依旧能在几代人心中绵延。

她依靠这本书获得声名，也受到非议，“畅销书作家”从来不是一个褒义词。“《小时候》被评论说不是传统的文学的展现手法，我可难受了。我其实内心一点不强大。别人都说我是个作家，那么我就得拿出一个特别像样的作品，一个长篇，要非常深刻，要剖析人性。我真的逼着自己写了。人家觉得我不行，我就想行一下，人家觉得我幼稚，我就想成熟一下。”

小说写了十万字，她放抽屉里每天都想撕掉。她的状态越来越差，2010年患上抑郁症。不愿见人，整天哭，无法入睡。几个闺蜜轮番陷入她没完没了的倾诉中。她的敏感、倔强、莽撞成了刺向自己的剑。有段时间，眼前的所有信息都有符号。下雨了，别人看到的是雨滴，她看到的是淹死蚂蚁的一大潭水。她病了一年，试图调整了一年，第三年开始在禅宗、古琴和茶道中寻求解药，终于被传统文化中恒定、平衡的力量安抚。

2014年前后，她读到萧红的文字，看到萧红写玉米穗子，“它干净得就像没人摸过一样”，下一秒她眼泪就流出来。同年，许鞍华拍摄的《黄金时代》上映，她在电影院“哭到脱水”。“萧红为自己或未来考虑的东西很少，永远投入到此时此刻。她的生命和世界之间有一种张力，她不能被世界吸收和同化，永远梗在那儿。她用心体会，甚至感觉不到自己的痛苦。她不会抱怨，也总结不出自己哪里不好，只能疼，同时又活着。”桑格格在萧红身上看到和自己相似的东西，“但我没那么热烈，也不那么燃烧、不管不顾。我有时间给自己讲道理。她不讲道理，她只有短短的生命，只有迸发。我崇敬这样的迸发。”

几年后，她跟随一个纪录片摄制组去了萧红的墓，放了一束雏菊、一束向日葵，眼泪狂流。她借了清洁阿姨的扫把，为萧红仔细扫了一番。坟前摆着此前别人祭拜留下的小礼物，酒、糖、花都有。她很开心。“萧红不是我们这个时代会一直持续热烈讨论的人物，但是她的能量一直在。总有人跟她相似，发自内心热爱她。”桑格格的心结在萧红身上得到纾解，开始放飞自我，将写作定义为“感受生命”。

因为意识到烟酒绚烂后会带来持久的空虚和内疚，她开始收束热烈。她不再为自己设置写作的要求，只追求提笔时文字奔涌而出的状态。写不出东西又不得不写时，她去淘宝的评论页面，给自己买过的商品写评论，直到灵感出现。这些年，她投身作诗。2021年，她出版了口语诗集《倒卷皮》。

五年前，她在一个音乐沙龙里听到勃拉姆斯的《B小调单簧管五重奏》，再次被击中，一边听一边哭。1890年，57岁的勃拉姆斯完成了《B小调单簧管五重奏》，里面有对生命的感慨、对往昔的追忆，有沉郁的感伤和圆融的暖意，是其室内乐巅峰之作。在单簧管如同被秋日镀上的音色里，她看到勃拉姆斯散步的森林，看到他对世界的思考、他的不服、他的骄傲、他的拒绝和人交流但又渴望被人认可。音符挨个抚过她心中此前没意识到的角落，里面有深深的委屈、难过和失落。“这种委屈不是被人欺负的委屈，看到美景没法表达也委屈。今天很开心，我说不清楚，也会很委屈。人活着就是委屈，好多的吞噬，好多的委屈。每天都是这样。”桑格格说，“这是超越音乐的音乐，他用音符和他当时的作曲在模拟一种精神的震动。我被这种东西吸引，我也愿意做这样的人。”

“我想写出一种共情的东西、一种人类共同的状态，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有限认知的东西。”她的生命格局看起来宏大了不少，“我觉得人不为自己的事情活着、不受困于自己的小小的世界，能够去探索人类共同的存在，特别诗意，我特别向往。”

很难说勃拉姆斯与桑格格的相伴会持续到何时，至少到目前他们还紧紧依偎——她的微博简介只有一句话：你喜欢勃拉姆斯么？

故乡，你还能接纳我吗

与父母的相处至今仍困扰着桑格格。她是厂矿子弟，生在1979年的成都，差不多和改革开放同时成长。她周围都是工人，比起读书、精神追求，到了什么单位、混得怎么样更符合这里“有出息”的标准。桑格格是这个系统中的异类，十年前，她在所有的采访中稳定输出自己的人生观：不结婚、不买房、不生孩子，不会找固定的单位，所有东西都在行李箱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条条踩进系统的雷区。

时间改变了她，2012年，她结了婚，几年后又在杭州买了房。但依然没有被妈妈的系统承认，“我很晚才买了第一套房子，还在杭州这么郊外的一个村子里。我没个单位，也没有社保。这些对他们太重要了。我内心想让他们高兴，为我骄傲，但我知道我的追求他们不能理解。对他们来说，是他们在宽容我。我会难受，我很分裂。”每次回成都，飞机落在双流机场，上车往市区开，她看着后视镜里自己的眉头一点一点紧锁。回家一趟，她至少老十岁。

在成都老人民商场的路口，十几岁的桑格格曾跟人吵了15分钟的架（尽管她只会说“你妈是个大南瓜”）。吵到最后所有人都看她。“那是我努力当一个成都女娃的时期。我是个单亲家庭的孩子，没有父亲的保护，我常常过度保护自己。这就是我对成都的误会的开头。”

父亲见到她永远说她难看。母亲连倒垃圾都化妆，但桑格格永远蓬头垢面，一身素色。母亲看她会骂：“像狗呕出来的。”——“你看，甚至不是人呕出来，是狗。她真实地觉得我丢脸。”母亲试图打扮她，带她烫头、化妆，穿上颜色显眼的衣服。无果。

母亲的影响深入骨髓。《小时候》详细记录了这对母女相处的细节。离婚后，母女的日子过得不算顺畅。母亲处处在外受气。一次，她给了桑格格一张过期的粮票去买米，桑格格最后靠哭求来了五斤米。母女俩得以高高兴兴吃了顿饭。

母亲登报征婚，经历了几段感情，都没能再度走进婚姻。她拉扯着桑格格长大，倾注了全部的爱。“她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好的孩子，最有才华的孩子。我就去证明我妈妈的梦想。”为此，13岁的她第一次发了明星梦。在地图上圈出峨眉电影厂，坐车到厂区宿舍，敲开了一个导演的门，还真要来了一个角色。从此成为村姑专业户，不用上妆就能直接演。“我妈觉得我就应该干这件事情，她乐于见我被一群人围着，对名利场有天然的执着，觉得很光鲜。”桑格格说。她还接了几个四川本土的猪饲料广告。广告主称“没见过对着想象中的猪饲料还能笑这么欢的模特。”

在厂矿家属区的招待所里，有一个没人使用的免费电话。桑格格守在那儿给认识的导演挨个打电话，告知对方自己每天某个时间段在这里，如果有戏可以找她。后来，招待所拆了，电话没有了，空房间满地纸屑。

在短暂成为卖啤酒小妹、获得经济独立后，桑格格在电台拥有了固定的节目：一个点播台，别人说些祝福的话，她放一首歌。夜里，她有一档《深情夜话》，她在节目里朗诵了很多散文，接了很多情感热线。对所有伤心的男女，她的回复统一且直击人心：“分手吧。离婚吧。别在一起了吧。”

她的敏感时常让她触碰到人性的幽微。父亲让她去一家三楼的舞厅找他，还嘱咐她直接到三楼，别去二楼。她还是经过了二楼，一个中年男人拦住她，问：“小妹，多少钱？”她认出对方是父亲的朋友，叫了声叔叔，说自己是老桑的女儿。对方马上从色眯眯的嫖客切换成慈祥的长辈：“哎呀，长这么大了啊！”

因为父母和他们导致的生存环境，桑格格很难在成都获得归属感，甚至觉得自己过得举步维艰。她无法享受成都人似乎天生的自足自得，“成都在盆地里，天然助长了我们在井底对自己的热爱与赞许。假吗？也不假。好又是真的好。所以这是一种难以剥离的自大，真实和自我幻想长久以来混在一起，这股气息特别强大。我害怕这股气息。”

“我有个念头，以后一定会离开成都，所以我要在离开之前把她希望我做的事情都做完。我妈开心了，我就有了讨价还价的资本，跟她说我都做了，以后我出去你不要拦着我。”桑格格说。

大学时，她的男朋友是黑社会老大，长得像费翔，开一辆加长林肯，能和她聊哲学和美学。但不服她管教。她分手未果，辍学逃离。老大一边登寻人启事，一边派手下全国找她。

她在深圳躲半年，又逃去北京，成了一名记者。十二三岁时，电视里播着一个北京题材的电视剧，画面定格在一个鼓楼的裙楼上，天空有一群鸽子在盘旋，鸽子的叫声从电视里传来，她被击中了，觉得那个地方在召唤自己。从此，北京成了她的向往。到了北京，她就成了绿妖嘴里“热烈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