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的复调：催眠术与近代中国

2015年，年轻的住院医师张邦彦离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投身科学史及科技与社会研究。对于弃医从文，他是这样解释的：

“以科学的手段解决肉体耗损、病痛固然重要，但我更在意个人与集体是如何建立他们的身心灵和外在世界的秩序，或在失序中谋求疗愈、共存、革新的安身立命之道。”

近代中国的催眠术成为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在研究成果付梓之际，历史学家黄克武作序道：“我觉得‘复调’二字最能彰显全书之旨趣。”

长期以来，学界对近代中国科学史的研究集中在知识分子带有政治意图的科学宣言，也相信科学的启蒙与进步来自上层精英的努力，却忘记给予相形之下更庞大的人口应有的篇幅，忽略了科学在常民生活中展现的广泛效应，以及常民活动为科学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许多时候，常民对科学的信念、投资、应用、误识和挪用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并不亚于科学发现本身所带来的改变。

催眠术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显示，科学作为一种知识范畴，可以是多元、模糊且游移的，并与哲学、宗教和迷信等相互界定。科学并非上层精英专属，知识的传播未必是“自上而下”;民众并非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和生产者。

黄克武在序言中谈及了五个“复调”：科学实践之复调、身体的复调、精神的复调、科学的复调和地理的复调。以往对催眠术的研究，多以欧洲为中心，忽略或排斥它在其他地区的发展。这是长期以来西方科学史研究强调中心而忽略“边陲”的偏见。张邦彦则将近代中国催眠术放在中西、古今交织的历史脉络之中来观察其多元意涵，考察催眠术由西方经日本传入中国的知识流动，以及催眠术在中国社会发生的各种变化。

2020年，《精神的复调》在中国台湾出版，受到了历史、心理、文学甚至艺术领域的关注。次年末，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简体中文版，更名为《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令出版社意外的是，在正式出版前，这本书在豆瓣网上收获了五六倍于往常学术新作的关注。

《南方人物周刊》对张邦彦的采访不仅围绕近代科学史，也围绕一个青年人如何探索自己的道路。他坦言自己当初顺从了社会主流的期待，进入医学系。七年学业结束，进入医院的第一年，他决定转向人文社科研究，以解答自己对人生的不满足与不甘心，以探索人生是否会有其他可能性：

“我的日常临床工作崇尚专注于当下的冷静与理性，但透过书写过去人们的诸多努力、尝试和对理想或可欲事物的追寻，不论他们伟大或渺小、成功或失败、脆弱或坚韧，很大程度上都让我重新找回被压抑的热情与感性。”他说，“我们今天谈催眠术，谈的不只是催眠术，更是人们普遍而持续地对自己是谁、对未知、对自身与更深更广阔世界之间关系的探索。”

尽管研究成果备受好评，而立之年的张邦彦却认为自己需要更多的时间思考人生要往哪里走。他带着新知，再次回到医院，在环境及职业医学部做住院医师，在这个医学与社会结合紧密的领域，探索是否有自己值得投身之处。三年后，在导师王文基的鼓励下，他前往英国牛津大学继续科学史的研究。

当我们聊起年过三十仍在探索自我的道路上是否会感到一些压力时，他解释自己硕士期间每周在诊所兼职两天，有稳定的收入令家里放心，也提到父母对自己的尊重：不鼎力支持，但也不反对。

“我要把这本书献给我挚爱的家人。或许因为世代及教育背景的差异，使得我经常不知道如何向他们解释自己在做些什么，他们也困惑于为何我总是深锁房门，足不出户。但即使如此，他们仍然宽厚地支持我的每一个选择。从过去到现在，我何其有幸能带着他们的祝福及体谅，朝向未知而开放的将来。”张邦彦在全书结尾写道。

人：人物周刊 张：张邦彦

催眠术风行于近代中国

人：首先还是想了解一下，近代中国的催眠术是什么样的？

张：在1905年，《申报》有段时间每天都出现长命洋行的“疗病神带”广告：一个外国人手捧电带，电带向外放气，号称能治疗各种疑难杂症，从身体羸瘦、小便赤涩、月经不调，到伤寒、肺结核、瘫痪。

在西方医学冲击中国传统医学的背景下，中国人在前现代所认为的身体与“气”的关系转化为“电气”、“电磁波动”等现代身体意识。

电磁化的身体观点起源于18世纪末的法国。一个名叫梅斯梅尔的医师宣称，通过磁性催眠术调整人体内的磁力流，就能让病体恢复健康。大批法国人慕名前去寻医，因此见证了许多戏剧化的治疗场景。这套理论还从医疗场域延伸到政治场域：梅斯梅尔的门徒借用磁性理论包装道德诉求，进行追求平等的政治行动。到了19世纪上半叶，催眠术从法国传播到其他国家，各种实验和辩论在大学、住宅、市政厅和医院等地轮番上演。

在动力精神医学的发展历史里，催眠术一般被公认是开启无意识研究最关键的里程碑。催眠术在西方也跟通灵论、灵学研究和超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18世纪末以来，人们已盛传磁化催眠后的梦游者具有远超寻常人类心灵能力的 “第六感”。

20世纪初，催眠术经由日本进入中国。维新运动后，大量日文作品在当时经翻译进入中国，其中心理学领域译作，种类最多的就是催眠术。除了翻译，日本留学生鲍芳洲、余萍客等人在日本成立了催眠术研究学会，并在民国初年迁至上海，积极推广催眠术。

人：20世纪初期开始，催眠术如何在中国传播开？

张：催眠术的推广归功于三个主要管道：新式出版物、展演和讲习会。其中，清末大量出现的报刊是将催眠术再现为新兴科学并传播到民间的最基础媒介。

大众对催眠术的热情一开始靠国外趣闻撩拨，比如维新派报纸《知新报》在1898年介绍了几种解决失眠问题的催眠机器，其中一种是由美国医生透过施用电气于枕头和铺盖进行催眠。之后，报刊编辑们又发掘了一类更新奇的题材：动物催眠。《东方杂志》曾刊发论说文章，称催眠术可以施于鸡、昆虫、蜘蛛、老鼠、牛、马等动物。

在出版物之外，展演活动是20世纪第一个10年里人们接触催眠术更为切身的渠道，许多居住于大城市的民众观赏过催眠表演。比如在《申报》的记载中，上海的民间学生社团“寰球中国学生会”曾经数度举办催眠术表演会。催眠术表演不仅医治身体，也有奇观化的消遣，例如曾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在他的日记中便曾记载看电影戏中演出“以催眠术卧幼女空中”的剧情。

与当年日本、朝鲜不同，催眠术在中国并未受到太多制约。由于边界的开放性与流动性，以及当时中央政府有限的治理能力，催眠术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可说是百花齐放。

人：你在书中写到了民国政府对催眠术的态度的反复和暧昧，容易受到不同团体意见左右，时而通融时而禁止。这种暧昧缘何产生？

张：对这个问题最直接的回答是：催眠术好比一把政治的双刃剑，它既能为当权者服务，亦能为对抗者所用。不管是辛亥革命前还是后，一些当权者曾经设想利用催眠术强化统治，讯问取供都是最先浮现的想法，也有认为催眠术可以作为暗杀工具。尽管这些想法没有成功实践过，但人们却宁可相信催眠术的效力并非无稽之谈，而是以一种表面上非暴力的方式动摇统治的根基。当催眠术从个人行为汇聚成集体活动，它的颠覆性就更为强大，迫使政府不得不介入管制。

人：你的研究建立在这样一个背景上：催眠术在近代中国很普遍，是大众科学的一部分。

张：当时的催眠术不仅会在剧场里表演，也是园游会的常见节目，可以说是城市人生活的一部分。当催眠术成为公众表演时，就不再局限在上层人士。

催眠术的传播被函授这一形式拓展开。不仅是大城市有催眠学会，海外很多地方也有各自的分会通过函授来学习。我看了比较多的实验报告，发现被催眠的人群很多样，有一些教育程度没那么高。

我们在谈论“大众科学”时，经常会被质疑，你说的“大众”到底有多“大众”。必须承认，乡村可能没有机会接触到催眠术。我在书里也举例子说到一位催眠学会会员的妈妈生病了，他给妈妈进行远距离催眠。虽然我不知道他妈妈的背景，但大概也不是一个富裕人家的女性。

重塑催眠术

人：历史学家黄克武认为，从大众科学的角度来看，你对催眠术的研究，拓展了近代中国科学史的思考维度，为理解近代科学观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张：这本书的写作动机，正是希望把目光从上层精英转向中下层社会的民众，讲述另一种关于“大众科学”的故事。当时的催眠学会统合了大众科学的两个重要面向：催眠专家既传播知识也组织大众，而大众既学习知识也参与创造科学事实，并担纲后续的组织者，“自上而下的科学传播”和 “自下而上的大众参与”并没有意识形态上的明显冲突。

在大量考察催眠学会学员撰写的个案报告后，我发现这些个案报告更像是应用实例，扮演引导功能、传达实作知识，与学会发行的教材相辅相成，成为其他新进者得以借鉴、模仿的资源。大众透过操作催眠实验、撰写个案报告，酝酿出新的主体经验。而对施教者，实验报告要求制式的书写格式，撰写者在书写的过程中有纪律地融入一个科学群体，学习遵循规则，继而被规训为科学活动的主体。从控制实验环境、评估实验对象、选定实验方法，到最后递交出一份公开的证据，这可能是许多常民第一次被卷入集体事实生产的现代科学体系。

换句话说，催眠学会的参与者并非居于 “接受—回应”的知识位置，而是透过 “递交报告、换取承认”的交换回路，获得头衔、传习和设立支会的权利，进而成为扩张组织规模的教授者、治疗者。近代中国，民间的动力精神科学透过这种 “去中心化”的个案阅读，达到扩展实作网络的目标，非科学精英的历史行动者在科学活动中的能动性也由此展现。

人：大众痴迷“催眠术”，是对科学奇观化的痴迷，还是对富国强种的想象呢？

张：你说的这这两个都是蛮重要的原因。与新式出版物意图改造国体、启蒙群众的初衷相对应，催眠术也为中国的政治未来擘画出各种新的科学可能。报刊杂志里各种标榜祛除恶癖、解决疾病、增进能力和扩大生产力的催眠术报道，具体地反映了人们在现代转型阶段面临的难题，而催眠术是其中一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