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晓亮：时尚照片里，谁在影响我们的审美

把外形看作是世界生产的一部分，

而不是被称为漂亮的个人特质，

让我们看到关于美的评判如何在一个合作过程中实现。外形是人们为人处世共同作用的结果。

——阿什利·米尔斯《美丽的标价：模特行业的规则》

谁在影响我们的审美？

拿着千余元时薪的外籍时尚模特，却蜗居在北京东三环一隅。三室一厅或两室一厅的公寓，挤了五六个人。

七年前初次拍下这些照片时，摄影师黎晓亮觉得“完全在意料之外”。从事时尚摄影多年，他见惯了各样模特。二者合作关系往往一天，快速、干净，不拖泥带水。聊天内容也是浅尝辄止，甚少涉及隐私。

某天，黎晓亮瞥到合作的模特经纪人手机相册里外籍模特们居住的公寓，像学生宿舍一样的上下铺，或是逼仄的容不下一扇窗的房间，令他印象深刻。

不同于她们工作时的状态——衣着光鲜、眼神笃定，她们蜷缩在出租房的一角，沉思着、张望着。发乌的墙面上，有时能看到“Love this sucking place（爱这个糟透了的地方）”的字样，有时又是鸡汤般的自我慰藉，“Always smile and just be happy（保持微笑，开心就好）”。屋内的人不知换过几轮，又辗转至哪个异国他乡。

黎晓亮将这些悉数记录，取名《北京公寓》。拍了六七年，主题一直未变，但始终有个问题萦绕在他脑海里：是谁在影响我们的审美？

做摄影师，他的工作就是定义美与流行，以照片为媒介。“但总有一个源头，告诉你什么是对的。”夸张的是，他发现，连电梯广告里富有中国特色的秋裤都是外国人代言的。《北京公寓》的项目大概进行到第三年时，黎晓亮将这一问题与外模们联系起来，“我们总是认为只要有外国模特，这个品牌就是国际化的。好像所有高级的东西一定来自于西方的生活方式。”

作为独立项目，《北京公寓》首次展出在昊美术馆。后来黎晓亮在北京布展时，从二手市场淘了数十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尚杂志，“杂志上开始出现外国人代言的时装、汽车。那或许是个源头。”后来，这些杂志也被一同置于展厅中央的陈列桌。

2022年5月，《北京公寓》作为“三个展”系列作品之一在三影堂厦门摄影艺术中心展出。展厅一侧，几位外籍模特的肖像片旁，黎晓亮写道：我们对某种西方生活的想象，是她们在这里的原因。

关于人

黎晓亮拍摄过许多张脸，东方的，异域的。

他以前不觉得评判是个问题。身处时尚行业，他习惯了观看、审视与评价。时间给了他经验，可以轻易辨别“一个模特专不专业”。

拍摄《北京公寓》的早期，黎晓亮原本设想拍一组对比照片，记录外模们经常流连的两个空间——出租屋与影棚。

他邀请她们到影棚拍摄。大概拍到第十个人的时候，他觉得，这行不通。从摄影师的视角，一个人面对镜头时是否有天分，非常直白可见。

“很多人无法达到行业较高的水平。”面对镜头时，黎晓亮习惯以职业摄影师的标准去评判她们，合格的是少数，旋即放弃了这一设计。“她们来到中国工作，只是因为她们的五官、金发与皮肤是我们想要的。”

《北京公寓》系列每次展出，展厅里陈列的只有二十余张照片，但黎晓亮拍了不下一百张——这还是经他筛选后的数字。

他喜欢把照片放到遗忘后再去整理。忘了是从哪里看来的，约莫也是位摄影师说的：把所有照片贴在一面墙上，反复筛选，过一两个月再来看剩下的。“它是经得起观看的，而且是我作为作者的观看。”这或许是他每个个人创作系列延续时间长的原因。

林林总总的照片里，给黎晓亮印象最深的脸来自一位俄罗斯籍非职业模特，她的眼神里满是惊慌。拍摄前一天，那位模特刚抵达中国，“你可以想象成两个陌生人的互相试探。”他回忆那次拍摄，“你提出的任何建议对对方而言都不管用，她像是受过惊吓的小动物。语言又不通。”

这些外模的个体故事大相径庭。有人从14岁开始做模特，往返不同国度;也有人凭着一张异域的脸偶然踏入行业。他确实听说过一些来自东欧的女性，因为经济或别的原因，辗转至西欧，从此开启颠沛流离的生活。由于签证，她们每三个月要换一个国家。

“为什么来中国？这是第几次来中国？还去过哪些国家？为什么要做模特？”拍摄时，黎晓亮总会问这四个问题。虽然摄影师很大一部分的工作是建立信任，但许多时候，他觉得这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几乎不会有外模问他为什么要记录这些，“镜头是她们每天都要面对的，不同的是，今天这个摄影师要去我家拍。”

语言始终是个问题。他一般用英语和外模沟通，2015年刚做这一系列时，他遇到许多语言沟通有障碍的模特，面对他抛出的四个问题，常常答非所问，或者干脆不回答。

有次他拍一间公寓的三位模特，照例提出那四个问题，结果只有一人会讲英语，她自然成为翻译和转述的人。于是，黎晓亮收获了三个如出一辙的回答。

但现在，这种情况少了很多。电商繁荣的年代，愈来愈多的店家“用得起”外模，她们的素质也有了提高。这几年，他亲身感受着行业渐趋鼎盛，当然，“是在疫情到来之前。”

可还是很少有人学中文，问起原因，一位模特告诉黎晓亮，不想听到甲方当面那些评头论足。“但说实话，所有人都看得懂那样的语气和想表达的内容。”

是在拍纪录短片《Vlada》的时候，黎晓亮注意到了那些刺耳的声音。

Vlada，27岁，俄罗斯籍模特，一次选美比赛的契机认识了某个模特经纪，对方问她想做什么，她眨了眨眼睛说，想旅行。对方回，那你一定需要很多钱。她说是的。在纪录短片《Vlada》中，她如是讲述自己的入行经历。

黎晓亮跟拍Vlada数十天，辗转各个面试现场，诸如“你选哪个”、“我不太确定这个脸能不能拍出你们想要的感觉”、“那个爆款在上海拍摄”的话语充斥着他的耳廓。置身事外做个旁观者时，他才觉得，“那些话很伤害她们的。”

在此之前，他也曾听过或说过“比例有问题”等类似的话。“（说这些话在）这个行业太正常了，没有人觉得有问题，但它是不对的。”

五六年来，浸润在这群人的故事里，若说有什么变化，大概是，这群外模在黎晓亮眼里越来越具体、真实，而非符号。

《北京公寓》展出后，断续有同行向黎晓亮感慨，原来她们是这样生活的。他一点儿都不奇怪，“你们怎么聊天都不会聊到这一幕的，对吗？那是她们不愿意向外界袒露的一面。”

厦门是《北京公寓》的第四站，与它一同展出的，还有黎晓亮过去13年间积攒的个人作品集《孤独星球》、《回到黑色》与《艺术订单》。相较以往的展厅设计，策展人海杰提出将《北京公寓》作为展览的起始单元。

“无论拍摄明星、模特还是别的群体，黎晓亮的作品整体都在考虑人的问题，一个普世价值的人。”海杰说。

表达欲

海杰与黎晓亮相识于一次展览活动。当时，黎晓亮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时尚摄影师。

他多少有点排斥这个标签。几年前，他被某个业内人士唤作“那个拍黑白肖像的时尚摄影师”。不可否认，他确实拍了许多明星肖像。“也有很多作家、导演啊，只是他们都出现在时尚杂志上。”标签化在他看来是简单粗暴的一刀切。

如他镜头前的演员般，一旦某个角色成名后，便再难跳出那个范畴。“被大家看到后，所有人都来找你拍类似东西。你不定义你自己，而是被定义。”

2007年，初涉行业时，黎晓亮赶上了时尚杂志黄金时期的末尾。跟外界界定他的身份稍有差别的是，他其实最早在现代传播集团做摄影师，一个拍摄内容综合的平台，摄影师为命题式内容服务。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表达者，无法畅快表达时，你会很难受。”黎晓亮坦白。

“你自然会找一个方式疏通。”

彼时的摄影师，成长路径清晰可见：从给某个栏目拍一张照片，再到两张、四张、大专区，再至封面。想越级是极困难的事。不像现在，所有的品牌都在追逐年轻化——年轻的市场和视觉语言。

2009年，黎晓亮开启《回到黑色》的项目，采用黑白肖像的方式记录他合作过的明星。这是他找到的出口之一。大多数照片是趁工作之便，拍摄结束后询问拍摄对象是否有意愿。自然是被拒绝过不少次的。随着他在那条层级分明的路上越走越远，手里的照片也越积越多。

在他眼里，这些项目全然不同于工作中的内容。他依照自己对光影的喜欢、对人物情绪的把握，把所有对摄影的理解悉数倾注其中，自由地创作。

《回到黑色》的照片背景极简，只有一张桌与一盏灯。灯光时明时暗，摇晃在镜头前，像是明星起起伏伏的状态。

海杰认为，黑色的桌子成了媒介，在这一媒介中，被居伊·德波（Guy Debord）称为“大众的‘代言人’”的明星，在其戏剧化的劳作之外进行表现，甚至说，这种表现又变成了“戏剧化劳作”的一部分。“回到黑色”是作者试图回到一种简洁的、能让目光回到被拍摄者身体的努力和尝试。黎晓亮有意想突破自己作为时尚摄影师的身份拘囿，从2009年开始的《回到黑色》系列便是明证。

《北京公寓》是黎晓亮的又一次尝试，与他突破职业身份的想法略显矛盾的是，他拍的仍是这个行业的人。

几乎与《北京公寓》一同开展的项目还有《孤独星球》。2015年，黎晓亮开始用手机记录在不同空间盯着手机屏幕的人。这些职业之外的个人创作，在海杰看来是一种祛魅的行动与实践、一次此消彼长的身份测试。以肖像和环境肖像为通道，黎晓亮展开的是关于肖像中权力的节制与平衡，以及卷入时尚产业和新媒体中的无名者的凝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