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约翰：我们对体育应有的认识

2022年5月14日这天，382位同学在清华大学游泳馆里通过了游泳测试，其中217位是应届毕业生。

对于清华学生来说，“无体育，不清华”不仅是一句闻名遐迩的响亮口号，更是实打实的一个刚性规定，无论你是何方学霸，如果体育不达标，就没办法拿到清华大学毕业证。

从清华学堂创办之初就有此定规，就连烽火绵延的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学生也照常执行。

“游泳一关最难过。”梁实秋在《清华八年》里写自己为了毕业只得“舍命一试”，“脚踏池边猛向池心一扑”，但第一次考试未能通过，只得一个月后补考，“这一个月我可天天练习了”，“连爬带泳”最后总算勉强过关。吴宓则因为跳远不及格，被扣留在校半年，通过后才放他出洋留学。大师中也有不少体育名将，梁思成善于爬绳，还曾获得全校跳高冠军;钱伟长入校时身高不足1米5，通过锻炼成为“清华体育五虎将”之一。

每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是清华校庆日，体育活动则是每年校庆的重要内容。2022年建校111周年更是热闹非凡，“母校建校111年，西操接力111圈”活动引人瞩目。因为疫情管控，能够进入清华西大操场的学生和校友代表不多，但大量清华校友在线上“云接力”，在世界各地奔跑接力，为母校庆生。

“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几个大字醒目地立在操场边，这是1957年时任清华校长蒋南翔提出的倡议，如今已经丰富为“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

一个世纪以来，历代清华学子都从运动中受益，而这一切都要感谢一位体育老师——1914年，他应聘到清华学堂任教，担任体育助教和英文书记，成为清华体育的奠基人之一。

他的雕像就立在他生前的办公室窗外，底座上刻着“马约翰教授 体育教育家”。在这个岗位上，他为清华服务了超过50年。1939年，马约翰为清华服务第25年，梅贻琦校长代表清华大学将一只包用50年的金表赠送给他;1964年，他的学生、时任校长蒋南翔为他颁奖，致敬他“在一个岗位上孜孜不倦地坚持工作了半个世纪”。

很多人听说过马约翰的名字，但大多只停留在他的校园体育实践，以及五十年健康工作的传奇。他对体育的教育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深入研究，以及在系统论述和终身实践中生成的丰富体育思想，在实用锦标主义和体育商业化的夹击之下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马约翰一生最大的愿望是让近代中国社会接受体育乃“教育之王”，竭力想在文化革新、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中植入一条“体育新民”的活泼新路。

“普通人多以为体育只是踢球赛跑，平常说教育救国，而体育不在内，这都不对。体育实在是教育最重要最有效的方法。”在国家民族即将面对长期艰难困苦的1934年冬天，他勉励清华学生积极投身体育锻炼、着力培养团队道德，“有奋斗到底的精神，为社会服务，提高国家地位”，毕业后无论从事何种职业，“能奋斗，有牺牲精神！”

“体育是一门科学。”1950年7月，马约翰在《新体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我们对体育应有的认识》一文，文章简略介绍了体育与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的关系，指出体育不应该被看成“纯技术的训练”，“科学才是体育的真正基础……一是以科学方法锻炼体格，二是（以身体训练）辅助教育，培养人的优秀品质。”

“中国需要体育方面的每一件事”

“体育是产生优秀公民的最有效、最适当和最有趣的方法。”1926年，马约翰在美国春田学院完成了自己的硕士论文《体育的迁移价值》（The Transfer Value of Athletics），“现代心理学家已经证明，肌肉同时是智力训练的源泉和媒介。”马约翰通过现代神经科学关于神经元的最新理论，大胆提出体育带给青年人的勇气、坚持、自信心、进取心和决心，可以从运动场“迁移”到一生所有境遇之中，发展为优秀公民的道德品质。而一个社会如果其体育系统有“良好管理”——规避过度商业化和“为了胜利不惜一切代价”的锦标主义——整个社会都将从“公正、忠实、自由”的运动家道德中获益。

春田学院（Springfield College）位于马萨诸塞州，创立于1885年，是篮球运动的发源地，迄今仍为世界上最好的体育大学。

马约翰曾两度来这里进修，1919年，他第一次利用假期来此学习，写下了《体育历程十四年》，以亲历者的身份梳理了中国现代体育运动的发展过程。

1883年（据马启伟参与编撰的《回忆马约翰》一书中所附生平年表，据清华校史馆资料则为1882年）出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的他自小就活泼好动，但对体育一无所知，只是玩水摸鱼、爬墙上树。由于家境贫苦，他13岁才进学堂念书，从圣经里得名“约翰”。1904年，他考入上海圣约翰书院（1907年改成大学）。学校教学英文和中文并重，但马约翰认为体育也是他所接受到的优良教育内容。

入校第二年，他就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公共田径运动会上获得一英里赛跑第一。这是所有项目中最受关注的一项，起跑线上参赛者达63人之多，“其中有四个日本人和若干欧洲人”，现场有三百多在沪日本人观赛，冲刺阶段“每个欢呼着的中国观众和学生都把‘约翰，约翰’改成‘中国，中国’。”

他和另外一个中国学生最终分获冠亚军，“当我越过那几个日本人时，那些日本观众的喊叫声戛然而止，并发出刺耳的尖叫。”获胜后，他被高高抬起，绕场而行。这是他第一次直接感受到国际竞赛对民族精神的激发。多年后，他在《体育精神的迁移》一文中写道，“在体育运动中，一个球队队员常常会感动球队比自己更重要。”这种“忠实”从校内对抗逐步升级到校际、国际时，运动员的“诚实和自我牺牲的品格”可以不断“迁移”——忠于集体、忠于学校、忠于祖国，“当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发生战争时，必然以爱国心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校七年，马约翰一直是学校田径和足球校队主力，当时苏州书院、南洋书院、南京书院和圣约翰书院每年组织两次校际对抗，春季是田径运动会，冬季则是足球冠军赛。马约翰和队友们曾为圣约翰大学七夺校际联赛冠军，“世界上没有其他什么东西比体育比赛更能激发学生对母校真实而巨大的爱了。”

书院间的校际体育交流传到北方，也直接促成了1910年民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辛亥革命后追认）在南京举行，那时候还没有专业体育队，参赛选手基本都来自全国40个中高等院校，马约翰赢得了全国组880码亚军。

马约翰在圣约翰学理科，大学最后一年，他专攻医科。他在此时已经找到了体育科学与医学的交叉研究方向，并在知识上做了相当储备。

“夫过去之中国，病国也，今亦依然，盖其人大抵有病，智识阶级尤多病，或病消沉，或病燥急，或不耐劳苦，或直不堪思索。如此之人，而与国际竞争，可危甚矣！”《大公报》一篇评论中的这段话令他深以为然，他从运动中获益太多，希望能通过体育改善国人体质、塑造国民精神。“多少世纪以来，中国处于一种恐惧和被动的道德教育的钳制和影响之下，致使她的发展停滞而缓慢。结果，人民则过于保守、和平、博爱、文雅、排外和守旧。他们不去试图从事任何带有危险和冒风险的事，而是‘安全行事’。他们常常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没有可能做什么伟大的事。就是由于这种极度的胆怯和退缩的精神状态，妨碍着整个民族的进步。”

他很喜欢学校、喜欢年轻人，但那个时候，中国社会还没有体育观念，“传统的观念认为，子女的孝顺，就是要表现出很注意自己的身体不受损害，而想要避免身体受伤害，就要少做紧张的体育活动。”“所以，一个中国人的性格中，一般总可以用下面几个字眼来表达：文雅、和平、保守、沉默和怯懦。由此可以想象得出，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如何去唤起他们进行体育锻炼呢？任何对体育的要求，都会被认为是粗鲁、有失文雅和野蛮。”

他也找不到一所需要体育教师的学校。“（传统观念认为）只有窃贼才需要跑得快和跳得高，以逃避追捕。到学校来学习，就是为了成为一个文雅的人，而不是成为一个粗鲁的窃贼。”

“送出去的不能是东亚病夫”

1911年马约翰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在一家美国商行担任翻译，并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一所夜校任教。业余时间，他还在上海组织中学生的夏令营和露营活动。

这一年4月29日，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开学，这也是清华校庆定于4月最末一个星期日的由来。清华从创建就注重体育锻炼，1912年成立了体育部，由于学校以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运营，头两任体育部主任都是美国人。

1916年清华早期四大建筑之一清华体育馆开始筹建，由美国建筑设计师墨菲设计、泰来洋行施工，至1919年完工，馆内设有当时最先进的健身房、篮球馆、悬空跑道，以及一个室内游泳馆，设施之先进在当时的美国大学也不多见。

“校舍好，英文好，体育好。”清华彼时名声在外，1914年马约翰成功应聘清华，虽然他是名校毕业，且有数年工作经验，但初到清华，他还只能做体育和化学助教。

他先后与舒美科博士和布瑞司这两任体育部主任共事，舒美科毕业于春田学院，马约翰入职后给他做了三年助教，在《体育历程十四年》里，马约翰称赞他是清华体育真正的创建人，“他建立了各种优良的现代化的体育训练体系，这是目前中国别等地方所没有的。第二，他通过由他训练的一支强而常胜的体育代表队，为清华争得了名声。” 第二任体育部主任布瑞司在游泳和器械训练上有专长，马约翰也常就技术和学术向他请教。布瑞司只在清华待了两年，回美国后，他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体育系主任。

马约翰是清华体育部第三任主任，也是做得最久的。抗战期间，清华大学师生被迫南下，在昆明与北大、南开组成西南联大时，仍由马约翰担任联大体育部主任。

通过体育运动培养青年人的道德品格，是他一生钟爱的工作。清华最开始只招男生，马约翰整队集合的时候，脱口而出的总是一句满是关爱与鼓励的“My Boys！”

老清华人过去有个说法，“一年买蜡烛;二年配眼镜;三年买痰盂。”意思是熄灯后秉烛苦读，很快就会近视，而由于营养差运动少，得肺结核的学生也很多。

马约翰给每个学生都建了健康档案，与校医配合，通过普及体育运动提升学生身体素质。“新生初来，即授以应如何睡、吃、沐浴，及行坐姿态，并逐步作各种运动，令学生知道如何当心自己”，几年训练后，学生出校时均知道“如何维护身体，如何努力奋斗”。

他知道在这里念书的都是顶聪明的孩子，那时候每年要送一百个学生赴美留学，他叮嘱他们，“你们将来出国，在国外念书都是好样的，在体育方面也要不落人后。”

“从我来说，我主要是怕学生出国受欺侮，被人说成中国人就是弱，就是‘东亚病夫’。”在操场上总能听到他那句“Fight！Fight！Fight to the finish！”（拼！拼！拼到底！）

“你们要勇敢，不要怕，要有劲儿，要去干，别人打棒球、踢足球，你们也要去打、去踢，他们能玩什么，你们也能玩什么。”他对小伙子们说，我们清华送出去的不能是“东亚病夫”，“不要出去给中国人丢脸，不要人家一推你，你就倒;别人一发狠，你就怕;别人一瞪眼，你就哆嗦。”

当时的清华留美学生在体育上实力惊人，1919年进入清华的27届毕业生张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在老师中，我最怀念的就是马约翰老师。”自幼爱好运动的他经过马约翰的几年指点后进步神速，“1927年初，我在美国田纳西州的皮巴蒂师范学院赢得了50米自由泳第一名和网球男子单打冠军。”1929年他又拿下威斯康辛大学外国学生网球赛男单冠军，并和另一个中国同学配合，赢得男双桂冠。报纸称他为“远东来的黑马”，“学校把我们的名字和国籍刻在胜利者的大银盾上，悬之高壁。这也可以说是为祖国争了一点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