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中国第一批世界主义者走向荒野

“鲁迅平生最自信的事，或许并不是文学。”

对中国考古百年史的追述，作家张泉从鲁迅的一场演讲写起。1927年4月8日，鲁迅到黄埔军校演讲，以挖煤入题，“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鲁迅其实是中国田野考察的先行者，18岁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他与同学合著的《中国矿产志》曾被清政府学部定为国民必读书。此外，鲁迅还下过矿井，踩在半尺深的积水里，周围站着工作的矿工。

“因为鲁迅自己也曾下矿，所以他看不上困守书斋的‘国学家’。”张泉向《南方人物周刊》表示。1921年秋，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的仰韶村遗址迎来了首次发掘，这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在近期出版的《荒野上的大师》中，作家张泉回溯了中国考古百年的来路。

在书中，张泉描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考古在中国的尴尬局面：来自海外的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和探险家在中国各地奔波，探访藏匿在深山荒野的矿藏、古迹、墓葬、洞窟……不断地调查、摄影、发掘、整理、分析，而许多中国学者却对这些珍贵的遗迹视若无睹。一边是海外学人迫切地想做更多田野调查，一边是中国学人深居书斋，无动于衷。

“当假的国学家正在打牌喝酒，真的国学家正在稳坐高斋读古书的时候，莎士比亚的同乡斯坦因博士却已经在甘肃、新疆这些地方的沙碛里，将汉晋简牍掘去了;不但掘去了，而且做出书来了。”鲁迅曾在《晨报副镌》著文嘲讽这种现象。而“丝绸之路”的命名者、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也把中国学者称为“斯文秀才”——留着长指甲，出门离不开轿子，还带着书童以便随时伺候。

然而这样的情况正在改变。一批学人正走出书斋，走向田野进行实地考察，丁文江、翁文灏、袁复礼、李济、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等一代学者在荒野中踏出新路，他们身处的机构、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四座高峰——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清华学校研究院的别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也造就了学术共同体，创造了许多成绩：发现“北京人”头骨、“山顶洞人”头骨、龙山文化黑陶，还有海量的有字甲骨、大批殷墟文物、殷商故都等……这些重大发现让中国在世界考古舞台上开始有了话语权。

一百年前，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在荒野上开拓，“这是前所末有的一代人。他们从传统中国的母体中分娩出来，却逢上一个思想开放的时代，既有国学的根基，又获得了现代视野和专业的学术训练。”张泉说，他在书中真正聚焦的，是走出书斋、走向荒野的第一代中国人，有考古学家、建筑学家、矿物学家、生物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他们开拓了文化的格局，“他们是中国第一批世界主义者。”

以下为《南方人物周刊》与张泉的对话：

人：人民周刊 张：张泉

走出书斋，从荒野中踏出新路

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一种奇异而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是外国学者赶赴中国各地做田野调查，另一方面是中国学者深居书斋里做研究，鲁迅也曾著文嘲讽这种现象，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张：当时来中国做田野调查的国际学者有很多，有一大批日本学者，欧美学者也不少。比如，恩斯特·伯施曼在1906到1909年，到中国的14个省做了田野考察，过程中留下了八千多张照片，对中国的皇家建筑、寺庙、祠堂等做了全方位考察。但同时期的中国学者，确实像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说的“斯文秀才”，深居书斋，出门喜欢坐轿子，又要书童，又留着长指甲，整个局面到1910年代后才开始慢慢改变。

哪怕到了1930年，日本建筑学家伊东忠太给“营造学社”作学术报告时，也很不客气地说，研究中国古建筑“在中国方面，以调查文献为主，日本方面，以研究遗物为主”，这话非常刺耳，也激发了梁思成他们做田野考察的决心，但伊东忠太的话不是完全没道理，因为之前的大量工作是由日本学者代劳的，伊东忠太本人从1901年就开始了中国古建筑的实地考察，并成为在紫禁城测绘的第一人。

当时来到中国的欧美学者、日本学者，他们本身有一定的探险家性质，他们始终在田野中奔波，有时带来地理上的发现、有时带来文物发现。以“吾国学术之伤心史”的敦煌来说，斯坦因、伯希和以及后来的华尔纳在敦煌都有大量发现，但那时的中国学者对此几乎一无所知，一直等到伯希和在北京六国饭店向中国学者展示他在中国搜罗的古籍和敦煌遗书，但是这时中国学者已经没有办法了，罗振玉感叹“极可喜可恨可悲之事”，不过，中国学者们说服伯希和，影印刊发敦煌文献，而伯希和也应允为日后的研究提供帮助。

人：写中国考古百年史，你为什么选择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称“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这四所机构？在学科创建期，这些机构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还有哪些重要机构被忽视了？

张：其实在民国时期，还有很多注重田野考察的机构，有静生生物调查所、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中央研究院的地质研究所，在社会学、人类学方面，有费孝通先生的“魁阁”，还有散落在各地的小型调查机构，这些机构致力于动植物、矿产、考古发掘、民族学等领域的调查和研究，为整个中国科学的发展做了很大贡献。

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语所”、营造学社，这四所机构造就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的高峰，也是学人走出书斋、走向田野的先行者。如果我们笼统地以十年作为断代：1910年代诞生了地质调查所，地质调查所在起步阶段是地质研究，但在地质发掘中触及古生物学，学科变化为真正的考古发掘奠定了基础;1920年代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和史语所，清华国学研究院是理论铺垫的过程，史语所时期是真正的大发现时代，也产生了国际影响力;1930年代是营造学社，梁思成、刘敦桢等人调查、研究古代建筑，但更大的目的是造就中国建筑设计的新规则，考古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必然希望造就新格局。这几个机构代表了多元的面向，彼此间又有关联，形成了相对稳固的学术共同体，可以涵盖当时中国考古发展早期的轨迹。

但我觉得也不宜把那个时期过度拔高，即便我们现在说丁文江这批人是开山大师，但是回溯丁文江的学术背景，他是以在欧洲留学时学到的知识和野外考察经验作为基础，回到中国探求，他堪称当时中国学界的“设计师”，也有广阔的视野，但他本身并没有达到很高的学术高度。在那个时期，我觉得他们是摸索着在中国建立学术规则、摸索田野考察的方法，包括写论文、做研究的方法，相当于在荒野上建立中国的考古学规则。

为了求知走这么漫长的路

人：学科建设之初，这一批学人走出书斋、去现场调研的过程中，丁文江重新“发现”了明代的先行者徐霞客。当时的徐霞客似乎是历史里的无名之辈，丁文江在1911年对徐霞客还一无所知。你在书里特意写了丁文江为徐霞客正名的过程，徐霞客为什么给他这么大的触动？

张：丁文江在1911年刚刚留学回国，人到昆明时，云南高等学堂监督叶浩吾推荐他读《徐霞客游记》，徐霞客和丁文江是同乡，但他对徐一无所知，在昆明没买到《徐霞客游记》，后来辗转在上海找到这本书。但他对徐霞客的真正认识要等到1914年，他独自一人到云南、四川、贵州考察，一路艰险，还登上了海拔四千多米的牯牛寨，他在漫长的考察中感到特别疲惫，再读《徐霞客游记》，才发现自己感到艰难的路徐霞客都走过了，自己见到的世界，徐霞客已经见证过，而且徐霞客记录得非常详细和真实，那个时候他才真正开始理解徐霞客的意义所在。

丁文江后来搜罗资料研究徐霞客，明末清初文学家钱谦益曾写徐霞客，说徐是千古奇人、《徐霞客游记》是千古奇书，但丁文江对千古奇人和千古奇书的定位非常不高兴，他认为钱谦益没有赞赏徐霞客的文章所记录的客观科学事实，而关注徐霞客这个人特别能走、很八卦很传奇这一段人生，这完全偏离丁文江对徐霞客的认知。钱谦益把徐霞客与汉代的张骞、唐代的玄奘、元代的耶律楚材相提并论，但丁文江觉得这三位不是在恭维皇帝、就是在恭维佛爷，只有徐霞客纯粹为了求知去走这么漫长的路，也没有遵循古人风水先生的地理认识，而是亲自去验证和发现，这些真正激起丁文江的兴趣。

人：丁文江整理徐霞客的游记和年谱、绘制其周游天下的路线图，对他自己有哪些启发和影响，对当时的考古或地理学科来说，这些内容可以作为接下来的工作参考吗？

张：我觉得丁文江把徐霞客这样一个形象立起来了，其实相当于让丁文江和他下一代的地质考察者、田野工作者找到了可供遵循的目标，大家知道徐霞客走过这些路、有过这些成就，所以我们也可以开创我们的时代。

另一方面，我觉得丁文江未尝不是有民族主义的情绪，因为他当时说徐霞客代表了文艺复兴的精神，我们比欧洲要早280年，他也说我们古人的探索其实远远超过欧美世界。当然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我们可以理解他是为了激励更多的中国学人去努力，去证明说我们中国的学术、历史不是一无是处，但在另一方面，他在内心深处有纠结，也是那代人比较难逃的一种认知。

人：当时的国外学者已经在中国做了好些年的田野调查了，但丁文江似乎执着于从自身文化中找“田野调查”的根源。

张：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按照胡适的说法，丁文江就是中国地质学界的开山祖师。但丁文江在中国做田野调查，一个最初的出发点是因为他要找矿，通过勘探来找煤矿、铁矿，真正目的是为了实业救国，这是当时很多人做地质考察的目的。丁文江入职的第一天，就问同事北京西郊的斋堂镇在哪，听说那边产煤矿，同事不知道也不感兴趣，他很失望，觉得官僚体系里连实业救国这一层都做不到。后来一旦有铁路修建，丁文江就迫不及待出发，借这个机会做勘探，所以他要去山西、要去云南。

作为科学家他责无旁贷，必须得去勘探出矿产，第一个目的当然是实业救国，另一个目的也是因为他要维持机构的运作，当时地质研究所和地质调查所的经费都来自政府。我觉得在此之上，才是他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和好奇心，所以他要在其中找一个契合点去做探究。

人：1913年，地质研究所创办，26岁的丁文江担任所长，他是如何强化田野调查的？

张：在地质研究所，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三个人是不同背景、不同研究方向。章鸿钊更侧重古籍研究，但还是会带学生做田野考察。丁文江和翁文灏确定的培养方向就是学生一定要做田野考察，而且是由他们亲自带学生去做田野，路上遇到阻碍，比如走不动时，丁文江会不断鼓励学生。另一方面，他们教学生认识和运用各类仪器。学生们写的考察报告相当于毕业论文。他们当时开始绘图，用显微镜观察矿的采样再进行绘制，还绘制地质图和地形图。

当地质研究所培养的“中国地质科学十八罗汉”毕业之后，丁文江又开始跟北大地质系合作，把李四光和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招来任教，也形成了人才培养模式和规模，接着有了更多新人毕业。中国各地开始建立每个省的地质调查所，一代人就成长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