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沛霞：在历史细微处理解中国

最近，电视剧《梦华录》成为文化热点，这部戏从女性视角出发，讲述了三位宋朝女性的故事，颇有“现代女性”觉醒的意味，也让人们在观剧之余把视野放在宋朝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的女性的真实生活状况。

其实早在二十几年前，美国学者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就在她的《内闱》一书里生动地重构和再现了宋代女性的生活状况。在她的著作里，女性并不是传统历史叙事里被遮蔽于父权与夫权阴影下的“受害者”，相反，她们积极地、“能动地”掌控着她们的生活……

“女性史”只是伊沛霞近半个世纪学术生涯的课题之一。早年求学于芝加哥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的伊沛霞目前是华盛顿大学荣休教授。半个世纪以来，她对史学理论发展不但自始至终保持着高度的关注与敏感，并且积极地付诸具体的中国历史研究实践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一位“多变”的历史学家，既不安于固守已有的方法论，也不囿于单一的研究领域，在漫长的研究旅途上，她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不断拓展新局面。

“大话题”的中国史

在西雅图这座漂亮的城市，我们相见于伊沛霞的书房。单看她书房的陈设与书架上摆放的书，会恍惚以为置身于国内某历史学教授的办公室——无论是客厅里的屏风、卷轴画，还是书房里挤得满满的《宋史》等历史典籍，都是浓浓的中国风。

作为一名“局外人”，与中国历史结缘近半个世纪，深入到浩瀚的中国历史细部，以另一种视角观察、分析、研究中国——这一切的起点是什么？这几乎是伊沛霞必然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你是如何对中国产生兴趣的？”

1947年，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出生于美国东海岸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曾在报社工作。在这样的环境里，大量的阅读是家庭生活的常态。她是典型的美国二战后“婴儿潮”的一员，在她长大的那座一万多人的小城里，很多同学的父亲都参加过二战，其中一些人从日本娶妻归来。这些被称为“战争新娘”的日本人，是少时的伊沛霞与亚洲极其微弱而遥远的关联。而“中国”，更是一个遥远的词。“直到越南战争发生，‘亚洲’这个字眼似乎才显得具体且重要起来，”伊沛霞回忆。

1960年，年轻的民主党人肯尼迪的当选，给13岁的伊沛霞带来了一种她后来称为“政治觉醒”的东西。她还记得，有一次她和同学们都举着自制的标语牌，拥到机场附近去欢迎到访的肯尼迪。在众人羡慕的眼光中，她幸运地得到了肯尼迪的签名，“我也不记得牌子上写了些什么。”虽然她不认为自己是“政治上非常活跃”的那种学生，但身在那个时代大潮中，政治似乎成为那个时代的一部分。她还曾和许多年轻人一样，去华盛顿参加过反越战大游行。

1965年，伊沛霞进入芝加哥大学就读。在这所著名的学府里，她遇到了很多优秀的学生和老师，“他们讨论问题的方式、关注的问题，都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初入大学的伊沛霞对社会科学颇感兴趣，不过芝加哥大学有一项特殊要求：如果选社会科学专业，则必须修一门“非西方文明课”，可选择的课程有俄国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和日本文明。“我觉得同属基督教文明的俄国有点太‘西方’;印度嘛，宗教意味太重;日本文化又更多来自中国……”多重考量之下，“中国”成了一个当然的选择。

从大二那年起，伊沛霞开始修“中国文明”，课程由芝加哥大学的三位资深教授主讲：著名汉学家顾理雅（Herrlee Glessner Cree）讲“早期中国”;柯睿格（Edward A. Kracke Jr.）主讲宋朝;何炳棣则从明代开始“接棒”。

被问及对何炳棣的印象时，伊沛霞沉吟了一会儿，似乎在努力寻找合适的措辞：“作为学者，我认为他是一流的。他的很多研究回应的都是大问题、非常重要的问题。作为老师的何炳棣……”陷入回忆的伊沛霞忍不住微微一笑：“他在第一天来给我们上课时就说：‘你们好好读我的两本书（注：指《明清社会史论》、《中国人口研究》），就足够了！”学术圈里流传着不少有关“恃才傲物”的何炳棣的“传说”，伊沛霞这里也有极其生动的回忆。每次开课前，何炳棣直接问下面的学生：上次我讲到哪里了？下面的同学给他一个提示，他似乎无须准备，就自如地从这个话题切入进去。“我在猜测，他想，以他的历史知识，应对我们这些本科生完全没问题——虽然他本人并不是中国历史的博士，他拿的是欧洲史的学位。他是自视甚高的一位学者，当然他也是有资格的，他是庚子赔款的留学生，极其优秀。”她停顿了一下说，“他给我们的指导是不一样的。”

大二结束时，伊沛霞做了一个影响一生的决定——研究中国历史。促使她做此决定背后的观察和权衡也很有意思：“其实我当时对‘西方文明’课程也非常感兴趣，而且觉得它比‘中国文明’课程更为成熟。但是，如果你学‘西方文明’，写论文全是小话题，比如，关于法国孤儿院系统就可以做个40年，可是研究中国史的话，里面全是大话题——何炳棣一写就是明、清两个朝代的社会流动史！”被“更大话题”的可能性吸引，伊沛霞自此开始了与中国历史近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不过，现在的情况与当年比又有很大变化。浸润中美学术圈多年的伊沛霞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对比：当年，在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倾向于写“大话题”，但是因为现在在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大多数来自中国，他们的目的是尽快在中国用中文发表论文，所以又选择“小话题”，“写中国历史的论文，用中文写与用英文写，选择的内容会很不一样，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异。”

“越战一代”

既然选了“中国文明”的课，伊沛霞又再次挑战自己：“我想，好吧，学汉语应该也有意思！课程里既有‘现代汉语’也有‘古代汉语’，我去咨询系里的老师，他说‘你从古代汉语’开始学习吧！——我想美国大学里很少有像芝加哥大学这样教中文的学校，先从古代汉语开始学起！”

现代汉语对美国学生来说已是一个巨大挑战，更何况是古汉语，几乎每个学期都有学生退出，伊沛霞却发现自己很喜欢古汉语课，这或许与芝加哥大学独特的教学方式有关：“教材是顾理雅自己编的，他不讲语法，只要你选了这门课，就跟着他学习典籍，比如我们是从《孝经》开始学起，之后学《论语》。”

1968年，伊沛霞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系继续深造。正是在哥大读书期间，一位来自中国的中文老师给她取了“伊沛霞”这样一个特殊而有意蕴的中文名字。

哥大东亚系是美国最早建立的汉学系，是美国的中国研究重镇之一。它不仅有丰富的藏书，也拥有十分强大的师资力量。在哥大，伊沛霞的古汉语训练得到进一步加强。当时的研究生中，母语是中文的学生所占比例很小;古文讨论班课通常是一行一行地研读，以准确理解句子的意义为起点。伊沛霞回忆说，当她后来准备哥大的博士资格考试时，哥大的要求是“熟悉过去四五十年中出版的所有有关中国史的论著”。“当时复印机还没有普及，我坐在图书馆里翻遍所有的重要期刊，寻找有关历史的文章，做笔记，居然也应付过来了。”

而求学早期这种扎实刻苦的训练，让伊沛霞未来的学术之路受益匪浅。当被问到如果打开任何一部中国历史典籍——比如《唐史》或《明史》，可以立即无障碍地阅读吗？伊沛霞毫不犹豫地说：“可以！”

伊沛霞开始学习中文的这一年，遥远的中国爆发了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伊沛霞还记得，芝加哥大学一些学政治科学的学生还组织会议专门讨论，这些年轻人都非常兴奋：中国在发生着什么？什么是“文化大革命”？学生们对这场红色风暴都持非常积极的态度。那时的伊沛霞，对他们眼中“红色中国”发生的一切，也充满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想象。

几年后，当伊沛霞开始进入中国历史的时候，尽管外部世界与中国的通道是隔绝的，但是“有关中国研究的英文著作已经相当可观”，她后来评论说。与此同时，美国的中国研究也正在逐渐发展，已有几十所美国大学设有中国史课。

“美国的中国史领域是否比其他历史领域发展得更快？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这或许与时代背景有关。“在我1966年至1971年间作为本科生和研究生修中国史课时，我的教授们选择研究中国的原因颇为特别。”伊沛霞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详细梳理了美国的中国学。“许多人在二战或朝鲜战争中在美国军队受东亚语言训练，有的参与情报活动，还有一些则曾在美军驻日期间在日本工作。受此背景影响，这一代的教授一般从冷战的角度来看全球态势。”

“与这些学者年龄相当的美籍华人则组成了当时美国最领先的中国史课目的第二批教授。” 伊沛霞说，这些学者包括萧公权、许倬云、何炳棣等人，他们不仅是有传统的人文学家，还有不少是深切关心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希望借助西方理论和观念来探究中国。当时正是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占绝对优势，许多历史学家受法国年鉴派的理论影响，将研究的焦点放在平民百姓生活，并力图发掘能用于计量的史料。在伊沛霞看来，何炳棣于1962年发表的《明清社会史论》即是此类范畴的杰作，“他以进士名册为据，考察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及其影响，进而提出明清时期上层社会的社会流动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伊沛霞说，虽然何炳棣的一些结论当时引起一些争议，但是他寻找资料的路径和方法都是被称道的。

伊沛霞曾把自己这一代中国史学者称为“越战代”（Vietnam War generation ）或“国防外语奖学金代”（National Defense Foreign Language Fellowship generation）。她解释说，1963年前后，也是因为越战的影响，政府开始鼓励人们学习当时对美国人来说并不常用的一些语言，比如汉语、日语、越南语、俄语、阿拉伯语等等。

“随着政府奖学金机会的增加，进入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中国史的学生数量骤然上升。不少反对越战的青年视亚洲研究为真正改变世界的切实可行的途径之一。”伊沛霞回忆。

进入中国史研究领域之后，最初几年，像很多同时代的学者一样，她也是“曲线救国”，选择到日本或中国香港、台北查找档案，为研究课题寻找资料。她还记得在香港的时候，与许多游客一样，在深圳与香港的边界线上，通过望远镜远远地眺望中国内地这一端——镜头里是开阔的农田和耕作的农民。

1978年夏天，伊沛霞与同在伊利诺依大学工作的丈夫在日本访学。有一天，他们偶然得知，可以从香港参加一个前往中国内地的观光团，他们立即加入。这是伊沛霞第一次踏足中国内地。他们先是坐火车到达广州，然后去了桂林和南宁。当时中越在边境上有一些军事冲突，沿途他们看到很多军用卡车来来回回穿行。1980年，伊沛霞与丈夫再次有机会到中国访问。让她印象深刻的是，他们遇到的很多中国人会过来捏孩子的脸蛋以表达对孩子的亲昵和喜爱，这是她切切实实地开始从书本之外的层面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

“多变”的研究者

1973至1997年间，伊沛霞在伊利诺大学东亚系和历史系执教。这25年间，她从一位默默无闻的临时教员起步，最后成为伊大的杰出终身教授和美国中国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尽管伊沛霞后来在中国因宋徽宗及宋史研究而在大众层面获得更广泛的认知度，但实际上，在她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半个世纪里，她的领域发生了很多次转向，而每一次转向，都一定程度折射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范式的变迁和代际转换。

伊沛霞在学界“初出茅庐”的1970年代，正是社会史方法论兴起的时代。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正是对社会史方法论的积极回应，也使得她成为最早从社会史的角度去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