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基金大厂做研究那些事

一支队伍

2022年6月，在上海，基金经理卢纯青用泡泡染发剂给自己染了一头亮红色，搭配上红色指甲，还连着几天穿了红色上衣，这是她迎接复工的方式。

经历奥密克戎突袭的三个月里，上海市民经历了全域静态管理，A股则是信心不振、波折不断。“我就是在复工前一天染的红发，希望给我和持有人都带来好运，想着复工之后肯定会变好。”卢纯青说。

从履历上看，卢纯青是国内基金行业资历较深的研究员之一，牵头组建了中欧基金2014年改制后的中央研究平台。但倘若面对面交流，比起理性至上的金融从业者，卢纯青一身的热情与灵动，更像是一名耐不住性子的创作者。

“我是水瓶座，特别标准的水瓶座。”卢纯青这样描述自己。典型的水瓶座，就是总能冒出新想法，并以自己自由洒脱的念头主导行动——比如2014年，时任银华基金研究部副总监的卢纯青。

卢纯青记得很清楚，她是在2014年的春天，上证指数徘徊在2000点时与窦玉明见了一面。而在此之前，A股经历了一段长达五年的熊市，“当时，很多人离开公募基金，就是对这个行业失望了，但就在那个悲观的时候，我见到了窦总，他跟我说，中欧基金想要建立一支买方最优秀的投研团队。”

窦玉明是中欧基金的董事长，那是他加入中欧基金的第二年。窦玉明告诉卢纯青，优秀的投资团队已在搭建中，现在需要卢纯青来建立优秀的研究团队。为此，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为团队建立了良好的激励机制：那也是中欧基金改革的第二年，推行员工持股的股权改制，成为国内首批实施员工持股的公募基金。

卢纯青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样昂扬的梦想，这仿佛是冗长熊市里的一剂强心针，催促着她奔向这个美好的愿景。“当然，我们水瓶座也是有很靠谱很缜密的一面。”卢纯青说，“中欧基金是行业里比较早提出对基金经理进行3-5年长期业绩考核的公司。公司给研究团队的时间会更久，会给我非常长的时间来布局，管理者会很有耐心，给我时间、资源和信任，让我去搭建研究团队。”这种宽松和信任的环境，让卢纯青的热情与灵动可以更好地发挥出来。

“更重要的是，”卢纯青调整了一下坐姿，继续说道，“我一直相信基金行业最终还是靠人，一个公司能做好，一定是因为有最优秀的人。我看到中欧招募了优秀的基金经理与管理者，我们水瓶座的好奇心，就是想看看，我与优秀的人在一起，我们能够做成什么事。”

在卢纯青的设想中，一个好的研究团队首先要有包含老中青三代的梯队;其次是自主培养的研究员要有一定的占比——在中欧基金，那些一毕业就加入中欧、逐渐成长起来的研究员，目前占到了团队的50%;最后一点，则是团队成员之间要能互补，每个人都有发挥自己优势的土壤，任何时候也都要有人能够顶上。

“那现在中欧的研究团队与你理想中的有多接近？”我们问。

“2020年合并各策略组研究员后，权益研究团队在人员构成上逐渐趋向合理，之后我转做投资，交班给下一任研究负责人，公司也对研究团队提出更高要求。”卢纯青说，“我们今天可以很骄傲地说，清华北大的学生也会愿意加入中欧，接受挑战，但2014年刚开始那时候，真的还挺不容易的。”

重建研究平台时，中欧还是家只有200亿规模的小型基金公司。“资源也没那么多，但公司管理层就是非常坚定，说以后研究团队一定是我们坚实的力量，除了招募优秀的研究员，也要培养自己的研究员。”卢纯青回忆道。

中欧基金第一次去清华北大做校招，是2015年，被分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或许因为当年正逢牛市，对基金行业感兴趣的学生一茬接一茬地来到中欧的招聘现场，坐在地上听董事长窦玉明和总经理刘建平的宣讲。过了几年，逐渐壮大的中欧基金开始在清华的讲堂里开校招。而在他们楼上同场校招的，是中国最大的民企之一华为公司。

对于所有的毕业生来说，第一份工作总有些校园生活的烙印：与团队容易建立信任，与同事关系密切，还有共同成长的同龄人。

“全球做得好的基金公司，都是以自主培养人才为主，未来整个行业越来越强调团队力量，自主培养的新人有共同的投资思路、相似的价值观，还能积累比较深厚的友情。”窦玉明说。

在中欧基金的培养体系中，新人进入公司的头半年是纯粹的知识性学习，之后的一年里，新人会被分配几家上市公司，在师父的带领下进行研究。此后还有一年半的时间，新人会确立自己的研究领域，开始向基金经理推荐股票，并接受公司的考察：是否在素质和能力上，适合这份工作。这也就意味着，一名新人，至少需要三年，才能称之为“研究员”，想要做到更好更资深，还要继续修炼。

“这些孩子最终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些一点点的进步，和投研日常的交流是分不开的。”卢纯青说，公司的耐心，让基金研究员可以完全发挥出自己真实的专业素质和能力。她举了几个例子，都与股票市场的几次牛市有关：刚刚组建团队没几个月，就遇上了2015年的牛市，2017年则是价值投资元年，2018年的市场波动则创造了机遇。如若决策者按捺不住，就会催着年轻的研究员赶紧推票，最好推马上就能涨的股票，最好每个人都能踩上水涨船高的好机会。

“但我们的管理层就说没关系，你不用着急。你要做三年后能真正给公司投资带来持续贡献的研究团队，如果五年后我们的投资决定有50%来自你的研究团队，我们就非常满意了。他们给我的工作目标一直比较长期，这样最后才能建立一支体系化的研究团队。”卢纯青说。

“同学”

那些一毕业就进入中欧基金的年轻人被称为“中欧baby”，他们被认为是一群有着丰富情感连接的孩子，有着更为默契的合作状态。

王习是第一代中欧baby，也是公司连续几年内部考评第一的研究员，本硕均毕业于北京大学。采访时，王习总让我想起高中时，班里那个外貌质朴、勤奋专注、善于提问、成绩拔尖又乐于给同学们讲题的男同学。

“很勤奋很勤奋”、“很认真很认真”，是中欧基金现任研究部负责人殷姿和投资总监王培对王习的共同评价。“王习看的是化工，化工行业下游细分行业特别多，信息量特别大，每个细分的子行业的关键因素都不一样，怎么找到这些关键点，然后快速处理和反映这些信息，需要大量的信息跟踪和收集。”殷姿说。

“他是一个能够去坚持、对一个公司愿意刨根问底的研究员，非常勤奋。” 一开始王培会带着王习做一些研究，和他分享一些经验和看待事物的角度，慢慢地，王习构建起了自己的投资逻辑和框架，“如果你把自己的思路展开告诉他，他逻辑性的构建就跟你想的是差不多的。”王培说。

当我们聊起“努力”这个话题时，王习既不骄傲也不羞怯，说自己算是够努力，因为那是自己最大的优势：“说实话，我不是很有天赋的选手，你知道北大物理学院有很牛的人，那都是有天赋的选手。所以我觉得在职场上更勤奋、更下功夫，总会比在物理学院里的回报大一些。”

2017年秋招季，王习在中欧基金组织的见面会上遇到了一位师兄，这成为他想要进入中欧的起点。但不巧的是，他入职没多久，师兄就因为家事离开了上海。“基本上就和师兄错过了，刚来的时候，还有些迷茫。”王习说。

王习接下了师兄负责的化工领域，正值2017年下半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工的市场行情走好。“市场很好，可我的节奏很慢。虽然研究是有收获的，但是这个收获没有办法转化成效益，给公司做贡献，出不了成绩，我就很着急。”他说。

与他同时来到公司的，还有一位研究医药的小伙伴，两人每天一起熬夜加班，12点离开公司都是常态。“那一年我们都是同吃，就差同住了：他在公司睡过，我还没有。”说起这些时，王习有些感动，“身边有这样一个努力的朋友，我也会默默给自己加把劲儿。我想我朋友做得这么好，我自己不能掉队儿，要么就不配做人家朋友了。”

无独有偶，钱亚婷与她的同事以“同学”互称。她最初以研究员的身份进入中欧基金，之后几年里，她与基本面量化团队共同成长，以量化的方法，帮助投资者应对多种投资场景，实现配置价值。在她看来，研究员的工作和学生时代做研究相差不大。自己针对一个课题或者一个方向深入钻研，用各种方式去获取更多信息，用各种方法建立起信息之间的逻辑，没有绝对的Deadline（最后期限），只有定期的汇报，就像学校里每周的讨论会：你的进展怎么样，我们讨论下有没有更好的方向，你不要跑错方向了。“有种一起在做学术探讨的氛围吧。”钱亚婷说，“对研究的关注集中在是否乐于写作、是否乐于分享，以及对研究的领悟力，我觉得这都是靠自驱力的过程，就像长跑一样，自己推动自己，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共同学习是一个良好的投研团队所必须拥有的特质。尽管已经从研究员转为基金经理，但钱亚婷认为，团队合作对于从事基本面量化投资来说仍然重要，与她做研究时并无太多差别。她与同事们喜欢约着一起听路演，一起与分析师讨论。

有一回，整组几乎都上线听了一场周五晚上7点半的路演——每个人上线时，都有点意外：同事们都在线上。“那个分析师讲得很好，更接近产业的视角，贴近真实世界。”钱亚婷回忆说，“我们有个同学特别喜欢发问，就一直问，结果那场一直讲到9点多，是平时路演时间的两倍长。后来，哈哈哈，组织会议的姐姐实在听不下去了，说老师时间不够，强行帮我们结束了。”但钱亚婷与“同学们”并不止步于此，大家又在群里开始讨论：如何更符合人性地去观察库存与需求关系。“我们觉得这个点很好，但好像又没有听完，就又约了下个星期，再听一个多小时。”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