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古城摆摊图鉴

有人把来大理的人笼统地分为以下几类：生意失败破产了，感情受挫离异了，工作压抑得病了，不想奋斗躺平了。人们来到这里清净避世，疗养身心。

而长期生活在大理的一些人，在苍山、洱海和风花雪月的想象外，看见了更加充满烟火气的大理。新式教育、有机农场、文艺聚会、社区营造……这些词对他们来说过于“矫情”。他们保持着低消费的日常，走上街头，支起摊位，赚取生活费的同时，也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喜好摆了出来。

很难找出一个定义来涵盖这些摆摊者，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自洽于自己的生活。有情怀就去追，想混日子就躺平，想赚钱也可以认真赚钱。

非雇佣关系

6月，大理的天黑得晚，晚上七八点钟，城楼上亮起灯时，天空还是明亮的蓝色。通常，游客们在白天游览苍山、洱海，傍晚聚集于古城，人气、烟火气跟着街灯一同喧腾起来。

再晚一些，店铺门口不知不觉就出现了很多地摊，一张桌板、一个LED台灯就能张罗起一个摊位。摆摊文化是大理的一张名片，三月街是传统集市的代表，卖农产品和日用品居多，古城则聚集了各式各样的文艺地摊。

阿烧的地摊在人民路中段是热门摊位，他做喷绘文身，用一种叫海娜的植物汁液做染料，颜色能维持两个星期左右。相比于旁边的摊主，他的地摊面积大上一倍，两张拼起来的塑料矮桌摆着各种文身图案，另有一张作为操作台。根据大小不同，纹一个图案的价格10元至上百元，有时候客人接踵而至，他会连续忙上半小时。

政策上，古城不允许摆摊，所以摊主们大多轻装简行，方便随时收拾东西躲避城管的巡查。阿烧不担心，他的摊位后方是朋友的门面，店铺前的空地属于他们的经营范围。摆摊时，他的朋友们就围坐在摊位旁边，聊天、喝酒。

喷绘文身摊是阿烧2022年6月下旬刚刚从朋友手中接下来的，这项生意没有技术门槛，一学就会。2021年，阿烧在古城的叶榆路上摆摊卖饰品，诸如扎染手绳、串珠手链，叶榆路经常出现摊主之间争抢位置的情况，严重时双方大打出手。引来城管更加严格的管理，阿烧不愿在叶榆路摆摊了，2022年上半年是旅游淡季，他索性没有出摊，跟着朋友在云南四处出游。

他今年20岁，戴着大框眼镜，短发柔顺地贴在前额，面孔稚嫩。他刚来大理的时候还未成年，2020年的高考因为疫情推迟了一个月，他在这期间离家出走，来到大理古城，先在酒吧做跑场歌手，2020年12月，许多酒吧接连倒闭，他试着摆摊玩一玩，发现自由时间更多了，而且“赚的至少不会比打工少”。

“每个刚来大理的人，一开始摆摊都是为了玩儿。”因为“玩”的心态，阿烧不认为他和摊贩之间有很强的竞争关系，“有的人没位置摆摊了，大家就挪一挪，腾出一个位置，谁上厕所旁边的人就帮忙看个摊儿，很自然，大家都能赚到钱。”收入高低则各凭本事，“一个姐姐卖绢花耳环，旺季一天卖一两千块很正常，但是她需要不停地说话。”

阿烧一般下午五六点来人民路，7点以后出摊，往往到8点才能开张（完成当天的第一笔买卖）。2021年夏季，他平均一天收入七八百元，利润在四五百元左右。但收入是不稳定的，淡季和雨季都没什么生意，阿烧就自己练口琴、弹吉他，“在酒吧唱歌时，我每天只能唱同样的歌。”

对阿烧来说，摆摊是一个能赚点钱的兼职，他不会长期干，对未来他暂时还没有计划。他太年轻了，拥有大把的时间，就像手握巨额财富的富翁一样，还不到要去节省的时候。但他确定一件事：“我不会再做任何有雇佣关系的工作，我想一直做自由职业者。”

流动的糖葫芦

“每个来大理的人都有故事。”林逸喜欢和人说这句话。他27岁，比阿烧早来大理两个月，尝试过多种工作，在大理摆摊算是最久的一段工作经历。与阿烧这样玩一玩的心态不同，林逸属于认真赚钱的那一类。

林逸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下辖的一个彝族自治县，他发过小广告、卖过鸭脖，在房地产公司和健身房上过班，在汽修店当过半年学徒。学汽修时，他问工作了十年的师傅工资是多少，师傅说五千块，他下了要离开县城的决心。去哪里呢？他看过一本书，《我是一朵飘零的花》讲一个四川姑娘去东莞打工的经历，他对工厂产生了好奇。

“我一张机票干到深圳，导航去富士康，真搜到了，过去一看工厂门口好多人在排队，我就进厂了。”林逸发现自己就像一只跳进跑轮的仓鼠，每天在流水线上拿着电钻钉螺丝，一天工作10小时，“上班很累，回到宿舍就想睡觉，一觉睡到上班，起来吃点东西接着干，干完又睡。”连轴转一个月，林逸只能拿到3000块钱。

他不想继续过像“人肉机器”的生活，“浪费青春，浪费人力”，又去尝试了几份其他的工作，但工厂刻下的疲惫感始终追随着他，他想给自己一段“净化心灵”的时间，萌生了骑自行车环游中国的想法。

自行车、帐篷、冲锋衣、维修工具、压缩饼干等等装备加起来花了林逸小一万块钱，远远超出预期。就这样，背着五六十公斤的包，林逸从深圳出发，一路西行，由川入藏，再从滇藏线去云南。2020年10月，他在西藏一个空无一人的临时放牧点借宿，在牛棚里吃泡面，度过了他的25岁生日。

2020年4月，云南疫情缓和以后，林逸骑行到大理，原本只是游玩，待了一个半月后，他开始想怎么做生意。受到一个卖冰糖葫芦的老人家启发，他用稻草扎了一个草垛子，照着网上的教程学做冰糖葫芦，推着自行车去古城、洱海边和各个村子里卖。因为山地自行车和冰糖葫芦的反差，很多游客跟他合影，他就给他们讲骑行的故事。

林逸觉得，摆摊能留下的都是找到了生存之道的人，他的生存之道是“产品多元化”。只卖糖葫芦时，他辛苦一天只能赚一两百，他开始在中午炎热的时候卖冰棍，在晚上卖棉花糖，逢年过节则卖自制花灯，慢慢地，他觉得能攒下点钱了。

他也掌握了寻找摊位的经验，大理很多村子有固定的传统集市，他知道每个集市的日子，知道哪个村子生意好，知道古城哪里能摆摊，哪里会被赶走。但他的经验也有失效的时候，2022年“五一”，他在人民路租了某店铺门口的一个摊位，一天两百元，他觉得“再怎么挣也可以回本”，结果连日阴雨，游客数量锐减，他连租金都没收回来。

他付摊位费的店铺也亏损了。那是一间奶茶店，一年租金19万，加上装修、机器，开业时一共花费了近30万。两个月后发现生意不行，开店还要搭上人工和水电费，老板选择关门歇业，转租店铺，可是没有人接手。“五一”过后，奶茶店租期到了，林逸从老板手中回收了机器，大理的人来来走走，他也做一些二手生意。“那堆机器的价格我不知道，我收才花了几千块，搬了两天才搬完。这个店完全是钱砸出来的血泪教训，而我摆地摊，小本生意，再不济也亏不了多少。”

“疫情期间生意一年比一年难做，第一年每个人都有点存款，觉得疫情很快会过去，第二年存款花得差不多了，第三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人们赚得少，舍不得花钱，别人就挣不到钱了。”林逸说，“现在在大理摆摊就两个字：很难。”

低消费指南

林逸决定结束自己在大理的故事，他花一万块买了辆二手面包车，自己改装成床车，打算去别的地方摆摊。而正如他所说，大理的人来来走走，旧的人离去，又不停地有新人进来，因为它足够包容，也足够便宜。

2019年，结束了一场惨淡的签售会后，陈小琛开始了没有计划的旅行，他是一名“鸡汤文学”作者，简介上写着“文章朴素又让人心疼”。他离开燕郊的独居房，坐绿皮火车和公交车，住二三十元的青旅，满中国地跑。2020年4月，他借着帮朋友看客栈的机会来到了大理古城。

陈小琛觉得自己不具有大理的代表性，“在大理很多人都很酷，没人去注意我这种人，因为我一点都不酷。”但是他完全融入了大理的生活，从朋友的客栈搬出来后，他找了一个月租650元的房间，有被褥，有公共厨房，包水电燃气。吃饭去5块钱一顿的素食堂、9块钱的快餐馆，或者在菜市场买便宜的菜。这里还有很多免费书店、图书馆和文化空间，陈小琛每月花销只需一千多元。

“在北上广一个单间的年租金，够在大理生活两年。”陈小琛在公众号里写道，“很容易就能生存下来。”他在公众号里推出“大理古城低消费指南”咨询服务，65元一次。

来大理两个月后，陈小琛开始摆摊卖自己的书，他觉得摆摊在大理是一种文化，谋生是其次，“如果你没摆过摊，仿佛你没在大理生活过一样。”他希望通过摆摊让更多的人看到他的书，哪怕他觉得有些难为情，但他安慰自己，“诗人北海这么做过，很多人都做过，没什么可羞耻的。”

北海是大理的一位白族诗人，几年前，他七十多岁，在古城摆摊卖他出版的五本诗集，偶尔还卖自己种的菜。现在他已经逝世了，但他的故事仍在摆摊的文艺青年中流传。

陈小琛觉得各式各样的地摊很有趣，“年轻人不屑于卖日常用品”，卖的是手工首饰、包包、工艺品，还有手作的寿司、咖啡、果酒，更独特的有现场绘画的画摊、卖啤酒换故事的酒摊，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20岁出头的姑娘，写了个牌子“要饭+卖诗”，旁边摆着用半张A4纸打印的她自己的诗。

城管一次次巡查，喊着“别摆了”。“如果你不走，他们会静静地围着你，不说话，直到你收摊走人。没人舍得就这么走掉。等城管走后，他们又从各个角落陆陆续续冒出来，张望一番后，再次把东西摆上。”

陈小琛平均每个月卖书的收入几百块，2022年6月，为了提高收入，他开始卖二手书。摆摊更像是陈小琛对外交流的窗口，在书摊的“广告牌”上，他写道：“如果你今天生日，且从没收过礼物，我愿送你一本书或一包茶或一个拥抱。”

文艺时代的余晖

诗人北海以后，古城里还出过几个卖诗的人，宋笑飞是其中之一。

他留长发，穿直裾袍，给人写定制诗歌和姓名藏头诗。“写诗是我自己想做的，而且，我觉得就算摆地摊也要跟别人不一样，没有复制性，也不像机器人一样每天重复。”周边摊贩卖的热门小商品换了一茬又一茬，从气球、指尖陀螺到王者荣耀走位神器，宋笑飞还在卖诗，一首诗30至200元。